我的父親朱光亞：錢學森“之後的人”，被稱爲中國核武器研究的“諸葛亮”

21歲被選派赴美學習原子彈技術；25歲成爲北大副教授；35歲出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長，全面負責核武器研製中的科學技術工作；70歲時，出任中國工程院首任院長；80歲時，國家將一顆在他生日那天發現的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他說自己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搞中國的核武器。

在“兩彈一星”元勳榜中，有一個繞不過去的名字——朱光亞。20世紀50年代末，他被任命爲中國核武器研製的科學技術領導人後，參與領導了我國全部45次核試驗。張愛萍將軍說，“朱光亞同志是我在覈工業戰線上的第一位老師”；李覺說，他是“傑出的科技帥才”；王淦昌病危之際還在說“朱光亞真了不起”。他是李政道的摯友，是錢學森“身後的人”，也是北大原校長陳佳洱最敬重的英雄恩師。

與他接觸過的人，認爲他有學者之氣、儒將之風，是“衆帥之帥”，可他自己卻以“事業是大家的”爲由，幾乎不談自己。

幾個月前，朱光亞生平事蹟展在上海科技館開展。開展當天，記者見到了朱光亞的長子朱明遠。在朱明遠眼裡，父親傳奇又神秘的一生，也對他影響極大。

三進三出北大，每“出”都與核武器有關

解放日報：爲什麼這麼多年來，幾乎看不到寫朱光亞的文章？

朱明遠：其實不是沒有人寫，而是寫了文章到他那裡也過不了關，不是被扣下來，就是因不同意發表而被退回。父親總說：“先寫別人吧，我的以後再說。”他爲人低調，一直遠離媒體，很少談及自己。即使在“兩彈一星”元勳的行列中，他也是解密最晚的。直至晚年，父親從幕後被推到臺前，其人其事才被星星點點地披露。

父親退休後，我們建議他寫回憶錄，父親聽了，只是笑笑，他永遠保持一顆科學家的心，從不回憶過去。他總說，過去做過的事情總留有種種遺憾，如果有機會從頭再做一次，一定會做得更好。他心裡想的是未來，是那些充滿未知、挑戰和希望的，還沒做成的事。

解放日報：在中國早期的核武器研製舞臺上，朱光亞扮演了什麼角色？

朱明遠：曾經擔任過核武器研究院院長的胡思得院士說：“在高層決策領導崗位，從技術的角度看，我個人認爲他起着諸葛亮式的重要作用。”鄭紹唐研究員說過，“如果把理論部主任鄧稼先比作‘中國的漢斯·貝特’，那麼，當時作爲主管科研工作的領導，朱光亞可以被稱爲‘中國的奧本海默’。”然而，父親在談起和回憶他在這一時期的工作時，把自己比作了一個“瓶子口”，上面的方針和下面的意見都要經過他這個‘瓶子口’來承上啓下，有的還要篩選、過濾，選擇主要的內容歸納上報。

父親總說，自己一輩子就做了一件事——搞中國的核武器。他的經歷可以用“三進三出北大”來概括，每一次的“出”，都和核武器有關。

第一次是進西南聯大學習物理，1945年美國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爲了科學救國，父親被國民政府選派，離開西南聯大（北大）赴美學習原子彈製造技術；1950年回國後，又回到北大物理系任教。1952年第二次離開北大，他是赴朝鮮板門店參加停戰談判，一個任務是擔任代表團秘書處翻譯，另一個任務是作爲觀察員考察美國是否在朝鮮使用了原子彈；1955年5月回到北京，籌建北大物理研究室，任務是儘快爲我國原子能科學技術事業培養專門人才，後來研究室更名爲“技術物理系”。1957年2月，父親再次離開北大，出任原子能研究所中子物理室副主任。

父親這“三進三出”，既是中國人實現“原子夢”的歷程，也飽含了他對祖國的赤忱之情，和對科學事業的堅韌和執着。

在美國留學期間，朱光亞與一同來到美國並在芝加哥大學留學的李政道和楊振寧結下深厚友誼。圖爲1947年，朱光亞、楊振寧（左二）和李政道（右一）在美國密歇根大學聚會。

解放日報：回國研製核武器，他面臨的最大難題是什麼？

朱明遠：1959年他擔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長時，核武器的研製還是一片空白，最困難的是剛從全國各地調來的技術人員專業知識不足，不少人從未見過鈾是什麼樣子。當時的核武器研究院，父親說既像工廠、又像學校，是個有些奇特的研究機構，當時各個實驗室天天晚上燈火通明，每個人的情緒都處於激發狀態。當時討論工作的氛圍是，無論是權威科學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還是剛畢業的大學生都可以走上講臺，在黑板上寫寫劃劃，學術氣氛非常寬鬆、民主，是真正的“羣言堂”。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製的關鍵時期，美、蘇、英簽訂了《部分禁試條約》，這一條約簽署的目的，就是爲了阻止中國獲得核武器，妄圖把中國核武器事業扼殺在搖籃裡。父親在調研後寫出了“停止核試驗是一個大騙局”的報告，還說“我們絕對不能上他們的當。我們不僅能試，反而還要抓緊時機，時不我待”。他和科技人員開座談會時，大家都說：“想要捆住我們的手腳，這辦不到！”這件事增強了他們攻克地下核試驗技術難關，打破超級大國核壟斷的信心和決心。

他被稱爲“錢學森之後的那個人”

解放日報：說起朱光亞，有一封《給留美同學的公開信》很重要，他有提過這封信嗎？

朱明遠：這件事說來有意思，父親自己從來沒有提過這件事，我在國防科工委的一個研究所上班時，一位院士老所長跟我提起這封信，還說出幾句信的原文，他那封1600多字的公開信裡，使用了11個感嘆號，情緒極爲飽滿。我一回家就問父親，還有這麼一封信？他點點頭，就說了一個字“對”，就沒有下文了。大家都認爲那麼重要的一封信，他卻輕描淡寫。

1947年，在美國密執安大學研究生院（左起：李政道、楊振寧、朱光亞）

解放日報：當年，朱光亞和李政道一起被派去留學。

朱明遠：是的，父親講得最多的同學就是李政道，幾乎每次李政道回國，父親都會陪同會見或者抽時間去見他。

1946年，國民政府要挑選出國學習原子彈技術的人才。西南聯大的三位教授——吳大猷、華羅庚、曾昭掄，是物理學、數學、化學三個領域最頂級的科學家。他們每人可以分別挑選兩名助手，一同赴美。吳大猷先生從學生中選拔了父親和李政道，還特意爲他們開了量子力學課。此時父親21歲，是清華大學的助教；李政道19歲，是西南聯大的大二學生。在學習中他們互相切磋，共同的志趣讓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後來坐船赴美，在橫跨太平洋的十幾個日日夜夜他們同艙共處，友誼也逐漸加深。

李政道後來留在美國，繼續研究物理，他曾多次說過：“當初蔣介石派出去學做原子彈的幾位，只有光亞是派對了，他回國來是做原子彈了，其他人都沒有做。”

解放日報：朱光亞被稱爲“錢學森之後的那個人”，他們之間的交往是怎樣的？

朱明遠：父親的秘書黃銘也說過這件事，（上世紀）70年代，中國新聞媒體報道參加重要活動的領導人名單，錢學森、朱光亞總是連在一起。這事被當時的《紐約時報》注意到了，就在一篇短文中稱父親爲“錢學森之後的那個人”。實際上，在中國戰略武器的發展中，錢學森、朱光亞的確是很難分開的：前者負責導彈和衛星，後者負責核武器。他倆的辦公室是相鄰的，有事就商量，合作非常密切。就連看外文資料時，看到有張某國核試驗場區的照片，錢老都會當即剪下來給父親。

1991年5月23日至27日，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朱光亞當選爲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四屆全國委員會主席。圖爲朱光亞和錢學森在會議期間親切交談。

做起實驗來很拼命

解放日報：在“朱光亞生平事蹟展”中，他的筆記非常整潔，這是他從小養成的習慣嗎？

朱明遠：是的，父親的啓蒙老師魏榮爵說過，朱光亞的作業可以拿到書店當範本。在美國讀書時，美國教授們也認爲看父親的答卷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是種享受，同學們也都認爲他是“做起實驗來很拼命的那種人”。

展陳有有很多朱光亞的手稿。（劉雪妍 攝）

解放日報：他不僅是好學生，也是一個好老師。

朱明遠：是的。1952年的時候，父親被從北京大學抽調到吉林，組建東北人民大學物理系，當時國家急需物理專業方面的人才，受形勢所迫，只能是邊建系邊上課。二十幾個教師白手起家，面對幾百名學生，開設了三個年級的幾十門課程。當時父親年輕，以身示範，主講大學一年級的力學、熱學，三年級的原子物理學。他講課思路清晰、概念透徹、深入淺出，而且板書也相當工整，一時間成爲教師們的楷模。當時師資奇缺，爲了培養教師隊伍，父親在講完大課之後還會講授一個班的習題課，給輔導教師做示範，並修改他們的講稿。當時有位輔導教師在講稿中只寫了幾十個字，父親檢閱時僅給他修改、補充就寫了三頁紙。

父親熱愛教育事業，也熱愛他的學生。曾任北京大學校長的陳佳洱跟我說一件事情，：當年他的畢業論文是“蓋格-繆勒粒子計數管”，需要一種實驗用的很細的鎢絲，還有一些特殊真空封膠，這些東西國內沒有，。爲了保證陳佳洱做好論文，父親把他從美國帶回來的珍貴實驗材料都拿來給他使用了。陳佳洱說：“我爲這輩子能有幸成爲朱光亞老師的學生，感到幸福和自豪。”

原子彈爆炸成功那晚，這輩子唯一一次喝醉

解放日報：在塔院（當時科學家的生活區）生活是種什麼感受？小時候知道父親是做什麼的嗎？

朱明遠：我的兒時就是在塔院度過的，60年代初，那裡被農田包圍着，有古塔、小河和成蔭綠樹，夏夜，蛙鳴聲不斷，沒幾年，田園風光就被繁華鬧市取代了。我們住的是五號樓中單元302，鄰居是鄧稼先，樓下是程開甲，隔壁單元是周光召，後來住過五號樓的還有王淦昌、彭桓武、于敏等。

父親的工作是絕密的，院子裡的其他叔叔阿姨也一樣，我們只知道他書架上擺的大部分是物理書，而且經常去西北出差。有一次出差回來，一些東西放在桌上，我就看着有個紅色的小本兒，我翻開一看是個工作證，上面是父親的照片，但寫的是國營青海綜合機械廠副廠長，名爲“朱冬升”。

有次院子裡的孩子們聚在一起聊天，有人突然提出一個問題：爸爸媽媽是做什麼的？我們沒人能回答上來。這時候有人說：咱們回憶一下，是不是每次核試驗，咱們的爸爸媽媽都不在北京？大夥兒一驗證，果然如此，大家的爸爸媽媽都去了新疆、蘭州那邊出差，我們就這麼確認了這個事實，覺得非常神聖，靜靜地坐了好長一段時間。

第一次核試驗成功後，《人民日報》發了號外，到處都一片歡騰。老師安排我們就此寫篇作文，我在作文裡提到，要向我國的科學家學習、致敬。父親看到後，很嚴肅地跟我說，核試驗不只是科學家的功勞，那是人民解放軍指戰員、工人和科技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成果。

解放日報：展陳裡還有一件軍大衣，這件衣服背後有什麼故事嗎？

朱明遠：父親這件軍大衣，穿了十幾年，舊了，也褪色了，可但凡冬季，他就喜歡穿。這件大衣不止一次地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有人問時，他就很自豪地說：“我曾經是中國人民志願軍的一員，參加朝鮮停戰談判，當過英文翻譯，在談判桌上面對面地同美國佬較量過呢！”1952年時，父親25歲，在北京大學任教，我的大姐明燕剛出生不久，父親告訴母親，他要“到東北打老虎去”，這一去就是一年多。

朱光亞使用過的物品（劉雪妍 攝）

解放日報：在解放軍總裝備部，人人都說朱光亞的健康秘訣是抽菸、喝酒、少鍛鍊，真是這樣？

朱明遠：父親酒量很大，但從不貪杯，他說自己一輩子，喝酒只醉過一次，就是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那天晚上。

父親抽菸的習慣，是從朝鮮戰場回來後養成的，而且他還可以吐出一連串又圓又大的菸圈，有人問他怎麼會有這麼高的吐菸圈技巧，他幽默地說：這還要歸功於板門店談判。原來，當時中、朝代表與美國談判，常常是雙方一言不發，靜坐一兩個小時，期間美國人會從鼻子裡噴煙，從嘴裡吐菸圈，於是我方談判代表也開始吐菸圈，一次比一次多且大。父親還開玩笑：“美國人談判談不過我們，吐菸圈也吐不過我們!”

2005年9月25日，朱光亞、許慧君夫婦與女兒朱明燕（右二）、長子朱明遠（左一）、幼子朱明駿（右一）在中國核試驗基地合影

解放日報：父親給您生活習慣上影響最大的是什麼？

朱明遠：多年來，父親對我們的教誨就是“清苦一點不好嗎”，所以，不慕奢華、耐住清貧，就是父親傳給我們的寶貴財富，它勝過世間任何有形的資產。1996年10月，父親獲得了“何樑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獎”，獎金爲100萬港幣。頒獎頭一天，他對工程院秘書長葛能全說，要把全部獎金捐給中國工程科技獎獎勵基金，他還反覆叮囑不要宣傳。所以很長一段時間，即便是中國工程院也沒人知道這件事，外界更是無人知曉。

欄目主編：張駿 本文作者：劉雪妍 文字編輯：王海燕 題圖來源：朱明遠先生提供 題圖說明：20世紀70年代末，恢復全國高考後，爲了幫助耽誤了學業的3個子女補習文化課，朱光亞負責指導孩子們學習數學和物理，許慧君負責指導孩子們學習化學。圖爲朱光亞對長子朱明遠進行閱讀輔導。（本文照片除說明外，均爲朱明遠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