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保潔員母親，人生中沒有“退休”二字
作者 | 花瓢白編輯 | 騰宇題圖|餅乾
2020年，52歲的春香在陝西老家失業了。她打了一輩子的零工，突然的閒暇讓她無所適從，頻頻在和女兒的通話中表達焦慮。
女兒張小滿是一名剛從媒體轉行的大廠人，爲了說服母親出來散散心，她提議說“我幫你找份工作”。她知道，只有這個理由能讓母親出行。在深圳工作多年，她都未能讓母親來看她，每次都被回絕說“怕花錢”。
張小滿也幾乎習慣了這種分離狀態。她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就離家上寄宿學校，因爲母親在各地輾轉打工，在礬礦上當過大鍋廚師、滾過“球子”（處理礦土的一道工序），在老家村裡打過連翹，也去灞橋蓋過房子……
只有在過年時，母女倆才能匆匆見上幾天。但北方的春節又是鬧哄哄的，每天都在走親戚，兩人很難坐下來促膝長談。“我很少有機會去了解媽媽在打工生涯中，她的生命是怎樣的。我對她的印象停留在想象中的人物，就是一個‘媽媽’，一個標籤式的人物。”張小滿說。
因此，在2020年的秋天，張小滿藉着“找工作”的名義，把父母接到了深圳一個36平方米的兩室一廳裡同住。
2022年春，封控期間，小滿和媽媽春香在天台。（圖/餅乾 攝）
張小滿本來只是打算讓父母來深圳玩半個月，看看女兒生活的城市是怎樣的，沒想到春香極其重視“找工作”這個承諾，收拾了大袋的行李南下，甚至還包括兩雙在縣城大潤發買的、有點像瑪麗珍樣式的軟底方口鞋——她計劃找工作的時候穿。
一開始，張小滿以爲母親很快就會打退堂鼓，但是母親沒有，而是以破釜沉舟之勢“面試”到底。哪怕中途遇到波折，她也很快就能換到下一份，最終成功應聘，就此在深圳紮根了下來。
張小滿的生活因此發生了劇變，從原本和丈夫的二人世界變成四口之家。她低估了母親不想退休的決心，也低估了兩代人同在屋檐下的難度——比起想象中的天倫之樂，生活中的摩擦讓母女倆像炸毛的獅子，比如春香總愛撿“垃圾”回來塞滿牀底，批判女兒的穿衣風格和生活習慣，質疑她爲什麼養貓而不養孩子……
她們互不退讓，勢均力敵，用春香訓女兒的話來說，“都是一身硬骨頭的那種人”。在這當中，受到困擾的不只是在情緒漩渦中的兩人，還有作爲旁觀者的丈夫和父親。
在丈夫餅乾看來，丈母孃和妻子之間是一種“高分貝、高能量，表面緊張激烈、如火山般一觸即發，內裡又互相高度依賴乃至依戀的母女關係”。每次吵架，他聽得最多的就是丈母孃那句——“我難道在老家沒有家？我要賴在你這裡？”
吵完之後，春香就會讓女兒給她買車票回老家，只是最後都會不了了之。
春香在廚房包餃子。（圖/餅乾 攝）
但讓張小滿意外的是，她和母親的和解，是從她進入保潔員的世界開始的——藉由母親的工作，她無意中窺見了這個身處縫隙的龐大羣體，箇中有一代中老年女性的奮鬥史，也有個人生活的悲劇史。
她慢慢走到了她們中間，走進了母親內心最柔軟的部分，並把這段經歷寫成了《我的母親做保潔》一書。
這個冬天，我在深圳見到了已經同住三年的小滿一家。母女倆都是表達欲很強的人，語速極快像連珠炮彈，聊天時會互相打岔，邊“奚落”對方邊發出鈴鐺般響亮的笑聲。
阿姨執着地用陝南方言輸出，也不管我聽不聽得懂、女兒的翻譯跟不跟得上，於是常常被張小滿急切打斷：“你讓我來講！記者沒有聽懂你的。”
這明朗又坦率的兩個人，向我展開了兩個截然不同的“深圳摺疊”，還有中國打工女性的兩種典型樣本。
“下等工作”
如果不是母親突然成爲保潔員，張小滿可能永遠不會知道阿姨們有多恨奶茶。
春香被奶茶氣得偷偷哭過好幾次。它總是溼淋淋、黏糊糊的，一旦粘到垃圾桶的紙上、塑料上就極難清潔，可極少人會從“處理的麻煩程度”來考慮自己如何扔垃圾。
她每天都要在垃圾桶裡處理奶茶，但沒有一杯是真正喝完的，很多人還會把杯子倒扣着扔進去，任憑奶茶流一地。無數次，春香需要用手去把杯子扶正，拿起來放在水龍頭下衝洗乾淨，給垃圾桶換上乾淨的塑料袋，把灑到的地方用抹布擦乾淨。
她不理解這個極致的消費社會，總是很氣，奶茶這麼貴，年輕人又爲何這般浪費？她一輩子沒喝過奶茶，卻要在垃圾桶旁日復一日地處理它。
春香在寫字樓工作時。（圖/餅乾 攝）
做保潔還讓春香頻頻在廁所遭遇尷尬時刻。很多公司爲了省工錢，會要求阿姨同時打掃男廁所和女廁所，但很多男性會對“正在清理”的黃色擋板視而不見，直接站在小便池前就開始解褲子，把阿姨嚇得夠嗆。
春香每次遇到這種情況都會覺得“太不文明瞭”，只能在對方尚未正式開始之前，撤出洗手間。她和一些阿姨也會跟主管說“不要打掃男廁所”，但通常保潔公司不會願意再聘請一個大叔，再掏一份工資。
因爲不可能讓大叔打掃女廁所，所以就讓阿姨打掃男廁所。在張小滿看來，這上面有很嚴重的性別上的區別對待。當一位女性到了五六十歲，就彷彿失去了性別，誰會真的在乎一個正在打掃的尷尬的老年女性？
春香總習慣貶低自己，說這是“下等工作”。但她又常常覺得自己是“享福的”，因爲不用像其他保潔員那樣擠在宿舍裡。張小滿去看過這種所謂的“員工宿舍”，是那種老破小區裡六七十平方米的房子，連客廳也擺滿了架子牀，男女混雜，一間房可以住進十七八個人。
但很多保潔員不太在乎，因爲他們常常是連上16個小時的班，早上6點起牀，晚上11點半纔到宿舍，基本上就是隻在牀板上躺一下。
深夜，深圳街頭謀生的人。（圖/餅乾 攝）
在疫情期間，保潔員在不平等結構下所承受的不公也越發顯露。張小滿發現，在那段時間，很多公司爲了讓保潔員繼續工作，避免流動，要求他們統一將鋪蓋、換洗衣服、鍋碗瓢盆等從宿舍帶到寫字樓的地下車庫，打地鋪過夜。
車庫沒有空調，樓頂全是一天吵到晚的通風機，噪音非常大，無法想象如何入睡。
很多公司並非強制性的，但很多人仍然一住就是好幾個星期，白天起來上班，晚上睡在車庫的地板上，24小時都在樓裡——因爲他們覺得與其被封在宿舍，還不如多拿幾個星期的工資。
春香也想繼續賺錢，張小滿不讓，讓她回家待着。
張小滿覺得，疫情讓保潔員這種維持社會運轉的基礎性工作越發顯得不可或缺，因爲如果他們一天不上班，寫字樓的垃圾就堆成山。但用美國社會學家格雷伯的話來說，母親和她工友們所做的工作屬於“狗屎工作”，對社會必要且有益，但收入低，工作環境糟糕。
春香曾想過轉行去做保姆，但一面試就失敗了，因爲她不會說普通話，也不會騎自行車去買菜。
她也曾試圖去做58同城那種上門做衛生的鐘點工，但是她識字不多，看不懂路牌，學不會導航，無法自主搭乘深圳各種複雜的公共交通工具，只能作罷。
每當這種時候，她都會一遍遍感嘆：如果天下有後悔藥，她小時候一定去念書。
無效的抗爭
雖然無力改變什麼，但春香從不放棄與不合理的事情抗爭。張小滿記得，母親以前在礦山工作，討薪的時候就坐在馬路上把老闆的車攔住，拿不到工錢堅決不走，“我媽在職場上比我勇敢多了，她都是靠着生命那種很強的韌性去爭取自己的權益。”
因此，春香在當保潔員時很少唯唯諾諾，遇到領導催促或對她的工作指手畫腳，她就會不卑不亢地迴應：
“我還在上面，要一層層地做，我又沒長翅膀，能馬上飛下去。
“趕快去做得有一個過程，我要用腿走路，我又不是孫悟空會變分身，一飛就能飛下去。”
春香“擦亮”深圳。（圖/餅乾 攝）
她還會幫其他阿姨表達不公平。有一次，一位性格懦弱的阿姨被租戶投訴說廁所“有尿騷味”，但味道是從地漏裡滲上來的，沒有清潔劑無法去除。春香看不過眼，就在有領導的工作羣裡發了一連串的語音：
“你說樓下商場的洗手間是香的，也不看看別人用的什麼材料。”
“那裡還配有香薰蠟燭，你這給了什麼？”
她不管自己的方言別人聽不聽得懂，直截了當地表達意見，也不擔心主管會不會給她“穿小鞋”，覺得被解僱了就繼續在下一個寫字樓找工作。
羣裡很快就沒人吭聲了，阿姨後來也沒被罰錢。張小滿很佩服母親這一點。她知道，母親整個生命的前半段一直都是這樣靠“爭”走到現在，不但沒有被資本、城市的一套東西規訓，還把農村那一套生命經驗平移到了她的保潔職場。
但是張小滿也知道，保潔員們的抗爭常常是無效的。它可能是最底層的螺絲釘，更容易讓人異化和工具化，一些環衛工身上甚至攜帶着一個長方形的黑色定位器，長時間不移動會發出提醒，就是爲了防止偷懶。
經常和春香一起聊天的環衛阿姨。（圖/小滿攝）
而且，保潔員永遠可以有新人頂上，所以對於每一個阿姨而言，這份工作都是搖搖欲墜的，隨時可能被解僱。
張小滿常常從媽媽的嘮叨中，得知保潔員們會因爲各種荒謬的原因被開除：有的是把電飯鍋插頭插在了一家公司門口的插板上，有的是和業主吵架，有的只是因爲在空蕩蕩的房子里拉了一個晾衣繩。
但偏偏這樣一份極致壓榨個人時間的重複性工作，是AI暫時還取代不了的工作。美國作家埃亞勒·普雷斯在《髒活：必要工作的道德傷害》一書中提出，很多隱形勞工是被遺忘的百分之一，卻承擔了社會百分之百的骯髒工作。
白石洲街頭謀生的人。（圖/餅乾 攝）
特別是自新冠大流行以來，擁有更多特權、可以奢侈地居家辦公的人，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於超市收銀員、送貨司機、倉庫管理員等數以百萬的低薪工人。
“他們的工作被認爲過於關鍵，根本不能喊停……但這並沒有改變一個事實，那就是許多工人依然無法享受醫療保健和帶薪病假，即使必須承擔接觸潛在致命病毒的風險，也無法獲得個人防護裝備。”
在深圳這樣一個以乾淨和便利爲標籤的大型都市，到底有多少這樣的人在維持它的日常運轉？每當有一個人進入廁所，就有一次弄髒的機率，那保潔阿姨得保持怎樣的頻率，才能讓它隨時隨地看起來潔淨如新？
母女的新世界
讓張小滿欣慰的是，因爲做保潔，母親結識了很多同在城市裡漂泊的異鄉人，慢慢建立起了自己的外部世界。
在深圳工作僅僅半年，春香就以社牛體質跟很多保潔員成爲了朋友。在街上碰到她們，春香隔着10米遠就大聲打招呼，然後開始擁抱，還會被不由分說地拉着去參觀對方的出租屋。
張小滿有時候會在週末幫媽媽一起打掃衛生，也由此觸碰到一個過去從無交集的農村女性羣體。
超級商場，保潔阿姨開着掃地車經過廣告牌，舞蹈演員的手臂像阿姨的翅膀。（圖/餅乾 攝）
在過去，她從沒想過一些保潔員爲何刷馬桶時都在唱歌，來自湖北黃岡的木蘭阿姨告訴她，自己年輕時在村裡的宣傳隊，婚喪嫁娶都會邀請她去，最愛唱的是《太陽出來照四方》《瀏陽河》和《赤腳醫生向陽花》。
她也從沒想過寫字樓大堂那些由幾萬顆水晶石串起來的“水晶樹”，爲何永遠是亮晶晶的，閃爍着富麗堂皇的光芒。直到四川南充的芙蓉阿姨告訴她，爲了讓這幾萬顆珠子更亮，她和另一位阿姨需要用毛巾一粒粒擦拭，整整擦了兩天。
最顛覆她刻板印象的是在垃圾房的雨虹阿姨。這位來自安徽淮北的阿姨已經58歲了，每天的工作是把垃圾桶裡的塑料、紙殼、泡沫、鐵製品等廢品分出來。她個子很瘦小，不到一米六，只有86斤，張小滿卻常常在路上碰到她開着三輪車、載着高過頭頂的垃圾飛馳。
雨虹阿姨的手。（圖/小滿 攝）
春香一度覺得雨虹阿姨很可憐，“整天在垃圾堆裡面”，直到有一天她得知，雨虹阿姨在一個韓國人家當了近20年保姆，能說一口流利的韓語，寫一手漂亮的韓國字，整個眼神都亮了，對人家佩服得五體投地，還開玩笑說：“嫂子，你教我學學韓語！”
熟絡之後，春香每次經過垃圾房都跟雨虹阿姨打招呼。受她的影響，春香更加認真地學寫字、看書。在張小滿家裡，我還看到了好幾樣雨虹阿姨送的東西，比如好看的廢棄花瓶、還活着的綠植、一套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福娃。她們也送雨虹阿姨好吃的糖果、餅乾。
春香很喜歡，用它們佈置女兒的家，還把原來奄奄一息的綠植都養活了。
春天，小滿家植物茂盛的陽臺。（圖/餅乾 攝）
這些情誼在深圳這個堅硬的鋼筋叢林中就像涓涓細流，讓春香的生活充盈起來，也抵消了許多工作上的煩擾。她沒有在適應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而是把鄉土社會的相處模式平移到了深圳土地上。
這也是基於深圳特殊的城市氣質。雖然它是一個效率導向的地方，但打工人來自五湖四海，都講普通話，沒有很強的“地域性”，人與人之間的包容度相對高。
這是春香自己打開的新世界，也是她帶給女兒的新世界。
女的是“菜籽命”
在深圳三年，春香的保潔工作從超級市場換到政府大樓，之後又換到高級寫字樓。她遊走在各式各樣的辦公場所，對城市的上班族有了一層新認知，在日常嘮嗑中已經能熟練使用“大廠”一詞。
曾幾何時，春香和老家的人一樣，以爲兒女唸到大學了，在大城市過得輕鬆得很。當了保潔員之後她才發現，每次打掃辦公室，垃圾桶裡都會“躺”着白領們來不及吃的、已經冰涼的早餐。
“年輕人一天到晚都‘鑽’到電腦裡面。有時候給辦公室拖地，一些人就說他的座位不用拖了，因爲忙得沒時間起身。”春香說。她和女兒一樣有敏銳的觀察力，不斷對我感嘆“年輕人真難”。
春香輾轉在深圳的多個寫字樓裡工作。（圖/視覺中國）
春香還從許多細微之處，窺見當代女性職場的困境。有時候，她會遇到一些剛休完產假來上班的新手媽媽，每天中午會讓公公婆婆把孩子抱到寫字樓樓下，方便她們及時給孩子哺乳。很多大廈也沒有設置母嬰室，哺乳就只能在廁所進行。
她還很心疼一些感覺快臨盆的女性，腿都腫了還在堅持上班，“看着就很危險，很嚇人”。
她也和一些打工的女孩保持着秘而不宣的秘密。有一段時間，春香總在廁所碰見一位不停乾咳的潮汕女孩，她問女孩是不是感冒了，女孩悄悄告訴她是懷孕了，公司還沒有一個人知道。
可能就是在這些觀察中，春香開始轉身理解女兒。剛來深圳的時候，春香不懂爲什麼寫字樓裡懷孕的年輕女性那麼少，對女兒遲遲不要孩子表示不解，直到她目睹這一切，看到了焦慮的女性打工者如何艱難地平衡事業和家庭。
小滿和春香看海。（圖/餅乾 攝）
春香過去總對女兒說，女的是“菜籽命”，撒到肥地裡就長成捲心菜，撒到貧地裡就長成黃菜苗。
這一充滿悲憫的表述，在她們老家流傳很多輩了。“人種菜的時候菜籽是隨便撒的，蹦到哪裡就是哪裡，它是很隨機的。所以就覺得（女性）有點像菜籽一樣，在被撒的時候，命運是沒有辦法選擇的。”
在農村老家，很多女性的一生都是隨波逐流，個人意志難以左右。包括春香自己，在張小滿的記憶中，母親在過去漫長的幾十年裡總抱怨自己的婚姻，因爲母親和姑姑是以“換親”的形式婚嫁的，兩人都用自己一輩子的幸福賭上哥哥的幸福。
“那阿姨覺得您的女兒也是菜籽命嗎？”我問。張小滿自小學習勤勉，考上大學，工作後又順利轉型進入大廠。在她自己看來，已經是一條比較幸運的路。
“她當然是菜籽命，出生在北京廣州這種大城市的纔不是菜籽命。”春香答。
永不消失的匱乏感
張小滿發現，自從母親當上保潔員後，母女倆之間多了一層職場人對職場人的關係。兩人因此有了深入的交流，“我們工作上有很多相通的東西。比如我在大廠跟我媽在做保潔，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在用時間換錢。”
但是，母親好像一輩子都不打算退休。她堅決要打工掙錢，特別在得知深圳的房子“像黃金一樣”之後。她覺得即便女兒和兒子都已經在大城市就業，但只要他們還沒生孩子，生活還沒真正安定，這些責任就該攤到父母頭上。
這種匱乏感，來自家庭持續窮困的慣性。張小滿小時候，家裡幾乎是村裡最窮的，爺爺早逝，奶奶不能掌事，沒有可以支撐這個家庭的長輩。因此，春香夫婦只能到處打工，又總被各種不可抗力打斷，就像張小滿在書中寫的：無法做長期規劃，總是臨時決定，被動選擇，沒有告別就突然出發，突然歸家。
小滿故鄉的炊煙。（圖/餅乾 攝）
步入晚年後，儘管春香的丈夫早就超過了60歲，但農村的養老金只有110元。一年1320塊，連負擔他從西安往返深圳的高鐵票都不夠，“微小得如同大海里的一滴水。”張小滿說。
母親的晚年大抵也如此。所以，她會不知疲倦地打工，有假也不肯休。在小滿的丈夫餅乾看來，這幾乎是一種強迫症，比如在過年時，春香不願休息，一個人幹兩三個人的活，導致左腿滑膜炎發作，痛到動不了。
還有一次，小滿夫婦要帶她去體檢，讓她休息半天。結果春香捨不得請假，凌晨5點多出去把該乾的活幹了，然後7點多趕去體檢，11點結束後又跑回公司打卡。
小滿爲此跟她大吵了一架，但依然無法改變春香的慣性。春香的生活也極度節省，拒絕出去旅遊，輕易不回老家，因爲都要花錢，而且還可能把保潔工作弄丟。
冬日暖陽下忙碌的環衛工。（圖/餅乾 攝）
每當兒女跟她說“沒必要”時，她就會把“八十歲老頭砍黃蒿，一日不死要柴燒”掛嘴邊，說自己才50多歲，同齡的很多保潔員都幹好幾份工作，她們有些骨頭都壞死了，還有滑膜炎、肩周炎等慢性病，但人家也還在繼續幹。她似乎永遠只會向下比較。
深圳的“搞錢”氛圍，也許剛好滿足了春香這種長年累月的匱乏感。但如果說春香未來有可能停止打工，應該就是給兒女帶孩子的時候。儘管，帶孩子也是一份全職工作。
她會覺得，這是在爲女兒省下月嫂和保姆的錢。“她不會讓我不工作，她說女兒一定要工作，永遠都要工作。掙錢就是她的信仰。”張小滿笑道。
這是母親的下一步規劃，帶着一種爲下一代犧牲和付出的強烈期望，儘管這事連影兒都沒有。
張小滿想，他們可能是最後一代會這樣想的人。
“合謀”寫作
回想起最開始書寫時，張小滿是奔着緩和緊張的母女關係去的。但真正落筆後，她發現母親這段打工經歷，本身就是對城市那一套高速運轉系統的對抗，也戳破了大廠一些表面上看起來很堅硬的東西。進入母親的工作現場，讓她找到一些具體的意義。
得知拿到出版合同，出書成爲一種有極大確定性的可能後，春香熱情充沛地協助女兒完成這個寫作計劃，就像一個項目經理。有時候女兒下班回來太累了，在沙發上躺平，春香就拉她起來，讓她趕緊把今日的見聞記下。她更加積極地引領女兒進入保潔工作現場，爲女兒牽線，和保潔員們打交道。
春香在看楊本芬的書。（圖/小滿攝）
最初的矛盾也在一點點瓦解。張小滿越發覺得，一家人在一起，所有情緒都是可以舒展開的，不用像在職場上一樣表演，爭吵有時候也是愛的一種表現。
而且，比如像外婆自殺這件悲傷的往事，兩人都可以用很日常的語氣攤開說了。以前，母親一直把這件事隱藏在心底，有很深的哀痛。
張小滿寫了三年，也跟母親聊了三年。但在《我的母親做保潔》出版後，一些讀者質疑，爲何家裡的父親和丈夫似乎都隱形了。爭吵的是母女，傾訴的也是母女，彷彿家庭矛盾中只有女性。
但當我在張小滿家中見到這兩個男人的時候就明白，他們非但不是隱形人，而是剛好和母女分別嵌合的“另一半圓”。
他們性情溫和，說話慢條斯理，和母女倆形成鮮明對比。在過去三年裡，這兩個男人毫無怨言地承擔起了更多家庭瑣事，比如做飯、洗衣和喂貓——只是爲了讓張小滿有更多空間來寫作。
小滿和父親在深圳。（圖/餅乾 攝）
丈夫餅乾以前是一位文字編輯，幫忙看了文稿，還常常陪妻子一起去幫丈母孃打掃衛生。
63歲的父親，其實也是深圳的一位保潔員，在一個豪宅小區做保潔。我們見面的那個下午，他剛從外面撿了一套白色的散裝架子回家，張小滿看見後大呼：“又撿垃圾回來哦！”
“是晾衣架。”他反駁道。
他和自己的妻子春香一樣，喜歡撿廢品，喜歡賺錢和攢錢。他打起工來甚至更狠，整個2023年都極少休息，每天8小時守着一棟樓過活，清掃那棟18層豪宅的走廊、樓梯道、負一樓的架空層和洗手間。
雖然他總惦記着老家的房子是不是漏雨了，瓦是不是又碎了，還總唸叨退休後的田園夢，但爲了幫襯妻子和女兒，一直沒有離開。
深圳公園裡的綠化工。（圖/餅乾 攝）
某種程度上，這本書是一家四口合力的結晶。作爲一個小鎮做題家，張小滿靠着高考系統走向了大城市，幸運地掌控了自己人生的舵，之後又像架了一座橋，把步入晚年的農村父母，搖搖晃晃地接到河的對岸來。
而如今，因爲父母的到來，張小滿看到了這個被稱爲“城市的高級美容師”、卻拿着最底層工資的羣體。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鮮活的大多數，是被命運隨時拋起又墜下的大多數。
很多讀者爲這本書動容，是因爲他們通過張小滿的敘述重新認識了母親和保潔員這兩個角色。他們看見了母親身上那些熟悉的固執堅持，藉此反思自己與母親長久以來的相處方式。
他們也看見了城市縫隙裡那些默默工作的無名者，其實是一個又一個有血有肉的女人，是妻子和母親，是希望有尊嚴地活着、對生活充滿熱忱和憧憬的人。
書出版後，這一場關於寫作的“合謀”也告一段落。現實中的春香，還會繼續她的保潔工作，就像這本書的封面那樣，她會帶着“小心地滑”的黃色警示牌處理地上的水跡，同時嚮往頭頂上她最愛看的、但一輩子都沒坐過的飛機。
這是屬於春香的“月亮與六便士”。
校對：黃思韻，運營：鹿子芮，排版：楊芳
參考文章
[1] 張小滿｜《我的母親做保潔》
[2] 埃亞勒·普雷斯｜《髒活：必要工作的道德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