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玉梅院士：從我的成長談今天的教育
有的時候你沒法改變環境，你就保持自己的內心，讓它能夠發光。
記者 | 黃 祺
87歲的聞玉梅院士，至今還很忙碌。
2020年1月30日，聞玉梅院士出現在上海市政府疫情防控新聞發佈會的現場回答記者提問，她是坐鎮上海疫情新聞發佈會的第一位院士。此後，院士參加疫情新聞發佈會成爲上海的特色，已有數位院士參加發佈會，積極向公衆傳遞科學的防控知識。
聞玉梅院士
作爲與乙肝病毒打了幾十年交道的醫學微生物學家，聞院士不僅活躍在科研界——在微 觀的病毒世界裡尋找保護人類生命健康的武器； 複雜多元的現實世界中，聞院士更是“跨界”關心着人們的精神健康以及年輕人的教育—— 2019 年，聞玉梅院士發起“心理健康和精神衛生服務體系建設與發展戰略研究”專家諮詢會，聯合精神衛生領域專家一起倡導社會關注精神衛生。
衆多的身份裡，聞院士最爲看重的是作爲教師的身份。幾年前，聞院士發起《人文與醫學》在線慕課，她自己面對鏡頭錄製課程，也帶動專家大咖上課，這些課程面向全國醫學生開放，爲醫學生補上人文課。她還常常與公衆談家庭教育、談如何給孩子成長空間。
聞玉梅院士父母都是留美醫學專家，母親桂質良是中國最早留美歸國的精神病學學者，她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開創性地提出：關注兒童精神健康關乎國家未來。
聞玉梅院士接受《新民週刊》專訪
2021 年 1 月 28 日，《新民週刊》對聞玉梅院士做了一個多小時的專訪，這次“無目的”的採訪中，聞院士談起了自己的母親，談起了與先生如何互相支持，談起在今天這個時代我們該給孩子怎樣的成長空間……作爲科學家和教育工作者，聞玉梅院士所持的科研觀和教育觀，值得我們細細思考。
女中裡的個性學生
《新民週刊》：談談您小時候吧，您成績那麼好，是怎麼做到的？
聞玉梅：我和我的母親都是上海市三女中畢業的，我們那時候的同學都非常活躍。前些年有人問我是不是應該保持女中，是不是男女混校更好。我認爲可以保留女校，但不需要太多。
我小時候英文特別好，當時市三女中是教會學校，除了中文課用中文教，其他的地理、生物、歷史都是外國老師。學校還比較注意培養你的禮儀、你的態度和與人交往的方式。
學校裡其實是很自由的。我們喜歡跟老師開玩笑，最喜歡跟外國老師開玩笑。英文裡證明什麼叫proof，學生問年輕的女老師，有沒有kissproof，女老師臉通紅，笑死了，孩子們很會鬧。
畢業後我的同學從事的專業真是五花八門，有搞古生物學的，有進了復旦新聞系的，有搞幼兒教育的，有成了音樂家的。郎朗的啓蒙老師叫朱雅芬，也是我同學。
1951年，聞玉梅（前排右三）從上海市三女中畢業
《新民週刊》：學醫是您的第一選擇嗎？還是家長的意願？
聞玉梅：高中畢業我17歲，我媽媽充分尊重我的意願。我說我第一個想學醫，學醫我只填上海醫學院（現爲復旦大學醫學院），其他學校不去的；第二個志願是復旦大學新聞系，如果新聞系考不取我就上覆旦外文系，因爲我外文好。
爲什麼我一定要上上海醫學院呢，因爲我中學已經是教會辦的學校了，大學一定要上中國人自己辦的大學。
我們當時聽到很多宣傳，覺得中國人自己的大學非常不容易。抗戰時期上海醫學院一分爲二，一部分在淪陷區，一部分在重慶歌樂山。到重慶的上海醫學院的教授們一律不開業，他們開業可以賺很多錢，但上海醫學院規定教授們只在醫院裡看公費的門診，而且都是特別有名的教授，比如顏福慶。這種愛國之心是潛移默化的。
聞玉梅與母親桂質良教授
《新民週刊》：當時您家庭條件很艱苦，在學校裡是一種什麼感受？
聞玉梅：當時的女中相當於貴族學校，永安公司經理的女兒啊等等都是同學。我在這樣的環境中是有一些壓力的，因爲我父親很早就去世了，我媽媽帶着我和姐姐，又是戰亂，經濟很困難。我們家沒有錢，穿的衣服很舊的。我是第二個女兒，都穿姐姐剩下的。 我們是住宿學校，放假回家時她們都有汽車來接，而我要從學校走到中山公園，坐電車。電車很擠，常常被人推下來。
我心想別的比不上你們，我功課要比你們好，我想讓大家佩服我。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你就懂得了很多。
後來我成績好，還有同學請我輔導功課，半年下來給我六塊錢。六塊錢不錯呢，我拿到錢買了一塊做衣服的料子送給媽媽。
今天的孩子有廣闊的路可以走
《新民週刊》：雖然經濟上困難，但您描述的學生生活充滿了樂趣。再看看現在的孩子，很多小朋友抱怨太累，家長對教育吐槽也比較多，您覺得怎麼能緩解？
聞玉梅：我覺得現在的孩子們壓力太大。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特長，教育者要發揮他的特長，不要勉強，不是說大家都要按照一個模型來，不是每個人都要做科學家，搞音樂，搞美術都可以。 我想對現在的孩子們說，你們有非常廣闊的路可走。
我總覺得觀念很重要。“培育”和“塑造”是兩個觀念，現在我們更多是“塑造”，我把你塑造成這麼樣的一個人，這個不是很好；如果是“培育”，我們讓孩子自己長起來、開花結果，成爲大樹。
《新民週刊》：前幾年出版的《醫師學者母親——中國第一位女性精神病學專家桂質良》一書中，我們看到了您的母親桂質良在兒童精神健康方面的建樹。今天再看她幾十年前的這些觀念，您有什麼感想？
聞玉梅：我母親最讓我欣賞的是她對兒童心理教育的重視。在抗日戰爭的年代，我們大半個中國正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情況之下，她說：今後中國未來的小主人們，不僅要有健康的體魄，還要有精神上優良的素質。在那樣民不聊生的環境中她就把孩子看成是“中國未來的小主人”，這是很偉大的想法。
前幾天我的同事跟我說她的孩子、一個小學生班級裡的事。老師問大家長大後想做什麼。有的孩子說長大要當馬雲、賺大錢，或者要做銀行家。有的說想做中隊長，想做大隊長。到她的孩子，小朋友說想做科學家。我不是說賺錢不好，我想說的是，家長給孩子怎樣的環境，孩子就會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們的社會需要去宣揚那些有理想、有責任感的人。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感染科教授桂希恩是我的表弟，大家知道他是做艾滋病防治的專家。他的故事就很值得講的。他從武漢醫學院畢業可以留校，但他不要，他非要到青海，帶着太太和孩子一起去，有一個孩子在那邊生的。他說那邊缺醫少藥，他要到青海去做醫生。桂希恩自己會騎馬，可是他太太不會騎馬，她只會側坐在馬背上，農民幫她牽着馬，這樣去出診。
桂希恩後來做艾滋病防治，有的艾滋病人去醫院複查，沒地方住，桂希恩就讓病人住自己家裡。他是真心爲病人考慮，爲中國的艾滋病防治在考慮，我覺得這種故事要多給孩子講。
美滿的家庭，相互成就
《新民週刊》：您學了醫，爲什麼沒有做醫生？
聞玉梅：我學醫以後，第一個實習的醫院在兒科醫院。很小的小孩子要抽血，護士叫我幫忙按住小孩子的頭，然後叫我抽。我說：你抽，我不抽了，我下不了手。孩子特別痛苦的樣子我看到受不了，我心都疼了。當時我就覺得我以後肯定不能做臨牀醫生。
我先生正好是搞兒科的，他下得去手。
聞玉梅院士和寧壽葆教授
《新民週刊》：您溫馨的家庭讓我們很羨慕，寧壽葆教授是兒內科專家，曾經擔任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院長。據說有一種夫妻關係叫“互相崇拜”，您家是這樣嗎？
聞玉梅：也不是互相崇拜，互相能夠容忍，互相陪伴。我們兩個人的原則是，你的事我可以提意見，可是最後做決定是你，我不能強加你。
我20歲出頭母親突然去世，當時我們還在談戀愛。
我那時候正在華山醫院做實習生，新中國成立後母親做教授收入很好的，她突然去世，我們家經濟就困難了。
我決定不考研究生了，因爲研究生每月收入45塊錢，做助教有65塊錢。可是我姐姐說，你喜歡唸書的，再苦我們兩個人一起扛過去。這樣，我還是去上了研究生。
我在上海二醫大上研究生， 寧壽葆怕我爲了省錢不好好吃飯，他每次從兒科醫院跑到學校食堂買了菜票、飯票，然後趁我不注意塞進我的皮夾子裡面。我是個馬大哈，看到皮夾子裡還有票就行。
母親去世兩年以後我們結婚，他就一直照顧我。買飯票的事是結婚很久以後他才告訴我的，我當時根本不知道，真的是非常感動。
2013年，聞玉梅夫婦以個人名義捐贈並啓動“一健康基金”。復旦大學“一健康基金”每年獎勵在微生物、傳染病、公共衛生、藥學等領域爲“一體化健康”研究與教學做出突出成績的品學兼優的學生和教師。
《新民週刊》：您現在每天的時間怎麼安排？工作安排得很滿嗎？
聞玉梅：沒有很滿。我先生比我年紀大，身體也不是很好，我儘量家庭、工作兩不誤。他年輕的時候那麼支持我，做了很多的犧牲，現在我要照顧他。我們家裡沒有保姆的，我負責買菜做飯，他負責打掃衛生。
辦公室不一定每天來，有事找我開會我就來，他們科研上有什麼問題找我討論我也來。我們這裡年輕的PI很有意思，他們說聞老師，我現在要到你這來充電，就是找我討論的意思。我也很願意跟他們溝通，他們發文章，有些地方我幫着改改，或者給他們思路。
生活有張有弛的，我一般半天工作半天在家，不過在家也要上網。我的眼睛很不好，我先生叫我少看電腦少看手機，我說你講得對的，可是我必須要跟上時代，不看這些我跟不上。我還有很多國際交流的活動。
我從小彈鋼琴，算是有音樂愛好。過去我們兩個常常去聽音樂會，現在疫情原因不去了，在家聽經典947，我喜歡這個頻道的節目。每年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是不能忘記的，家裡也有一些古典音樂的碟片。
《新民週刊》：您每天都買菜嗎？
聞玉梅：用不着每天，現在更方便了，網上也可以買。 我家旁邊菜場的人可喜歡我了，因爲我從不還價。 他們總歸給我推薦，今天什麼菜新鮮，今天什麼魚好。
我們兩個人可以燒簡單點，有時候買點餃子下餃子，然後燒一個番茄蛋湯，或者菠菜粉絲湯，放兩個魚圓，很簡單的。不能一天到晚吃外面的，外面的菜油太多，鹽太多。我要管吃飯，主要是爲了要吃得健康一點。
路是靠人走出來的，這是我的哲學
《新民週刊》：這幾年您花了很多精力來做《人文與醫學》慕課，爲什麼做這件事？
聞玉梅：2013年前後，社會上出現很不好的現象，醫患矛盾嚴重，醫生戴上鋼盔去上班。我就想這怎麼辦？要提高大家的素質， 要讓大家知道醫學是什麼，如果只要求教醫生態度好，我覺得不公平，社會人員也要教育。
我們搞醫學教育的，先從學生教育做起。我找到哲學家俞吾金教授和彭裕文教授，我記得是個寒假，我們三個人一起備課，我先生說：你這是“80歲學吹打”，你懂哲學、社會學嗎？我說我就想學吹打了。我去買好多書，就這麼開始了。
後來我發現很多人很喜歡這個課，我們就搞見面課，一個學期有4次見面課，請大牌教授來講。
現在這個課程我交給了華山醫院的陳勤奮，我很欣賞她，她來負責。
聞玉梅院士與彭裕文教授開講“從國際視野看醫學與人文”
《新民週刊》：做教育工作是不是特別有成就感？
聞玉梅：對的，特別是當學生有成就，我就很高興，比自己有成就高興得多。人一輩子是短暫的，對於一個教育工作者來說，學生超過我，我沒有想到的他想到了，我就覺得其樂無窮。
《新民週刊》：很多人對自己的工作並沒有那麼熱愛，您幾十年都在做醫學科研，您一直都熱愛您的事業嗎？
聞玉梅：熱愛，對的。我覺得 可能是因爲醫學跟人的關係特別密切，假如說你能夠幫助人，能夠使他們的生活過得更好一點，我覺得就非常值得了。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你到底準備把生命獻給什麼？我就想爲病人服務，所以覺得這個工作非常有意義。我做的科研目標是徹底根治乙肝，這個目標現在還沒有達到，但我一直在努力，我不死心，還是要往下做。
現在中國的孩子生下來就打乙肝疫苗，但還有幾千萬乙肝患者，每天要服藥。我有自己的目標，我覺得一個人活着沒有目標，生活就沒什麼意思。
2012年創刊時EMI舉行了小小的儀式
《新民週刊》：前幾年您發起創辦了中國內地第一本完全由民間創辦的國際醫學專業期刊EMI（Emerging Microbes and Infections）中文名爲《新發微生物和感染》）。上一次的採訪中您談到，希望爲中國的科研能力提升做出一些貢獻。中國的科研環境存在一些老問題，有辦法突破嗎？
聞玉梅：我覺得可以改變，這個是一個長期的愚公移山的過程。科研人才和科研環境兩個方面要相輔相成。你看西南聯大能出那麼多的好學生，那時候很苦的，一會兒防空警報來了逃警報，你說學習環境能跟現在比嗎？可是爲什麼出了那麼多的人才？
我一直在想，我們不能老是埋怨外因。
上世紀80年代我從美國回來的時候，我產生了一個想法：疫苗能夠預防疾病，爲什麼不能治療疾病呢？特別是一些慢性病，像慢性乙肝、艾滋病。現在治療性疫苗越來越多地被人們認可，而且很多做治療性疫苗的公司已經在賺錢了。
我現在跟學生說，你40歲之前可以隨便做什麼，甚至追科研熱點也可以。可是到了40歲的時候，一個人的科研要有一個定位。有的人只想着去申請經費，爲了這個搞科研，這是不持久的。
我覺得目前科研環境確實不是很理想，可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有的人就隨波逐流，有的人就脫穎而出了，區別還是在內因。 做科研要有自己的特色，就像品牌一樣，你的科研要有一個可以持續發展的方向，同時又要接地氣，你要有這種思想，然後你就按照你的方向去走。我相信遲早人家會認可你。
我希望今後我們大家來努力，不要老是說環境不好，你自己先練內功練好了，你有功底了，先從小一點的地方做起。
對於更年輕一點的科學家，我們幫他先從小的課題做起，另外我會跟他們強調科研道德， 做科學家必須要有好的科學的道德，不能剽竊人家的，不能把學生的都搶來算自己的，你要尊重其他人，要良性競爭。
有的時候你沒法改變環境，你就保持自己的內心，讓它能夠發光，這樣的話你就心態很好了。
路不是天生有的，路是靠人走出來的，如果你願意走這個路，你就不要怕困難，這就是我的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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