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可期｜是給人配了一臺電腦，還是給電腦配了一個人？

在這個數字化迅猛發展的時代，我們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都與電腦息息相關。從我們閱讀的文章到購物的方式，再到我們做決策時依賴的建議，幾乎每一個領域都有電腦的身影。

長久以來，我們習慣了把電腦看作是人類智慧的延伸，是輔助我們更高效地工作的工具。直到最近，隨着人工智能能力的迅速提升，這種傳統的角色分配開始發生了悄然的變化。我們不得不開始思考一個問題：我們是在給人類配備了一臺電腦，還是在給電腦配備一個人？當電腦和人工智能變得越來越聰明時，我們與這些技術之間的關係，是否已經發生了反轉？是否可能有一天，我們將成爲自己發明的科技的“奴隸”？

人工智能的崛起：從工具到助手，再到主導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電腦和互聯網的發展已經使人類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例如，打字員這個角色，在三十年前是不可或缺的，但如今已經完全由文字處理軟件和自動排版工具所取代。最初，這些技術被設計爲工具，幫助人類完成重複性、高強度的任務。然而，隨着人工智能技術的迅速發展，人工智能不僅僅是處理任務，它還開始學習、推理、甚至做出決策。

舉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IBM的“沃森”曾經在《危險邊緣》這檔知識競賽節目中，擊敗了多位人類冠軍。沃森的成功不僅僅是因爲它能夠在龐大的數據庫中快速找到相關信息，而是它具備了某種“推理”能力，這意味着它能夠理解問題的深層含義，並提出最符合邏輯的答案。沃森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工具”，它已經成爲了一種“助手”，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它的推理能力超越了人類的直覺。

再比如，愈來愈多的大模型所展示出的語言處理能力，讓我們看到了人工智能如何迅速替代人類在創意領域的一部分工作。無論是百度的文小言，還是字節跳動的豆包，不僅可以完成新聞寫作，還能生成小說，甚至進行復雜的學術討論。原本需要數小時甚至數天才能完成的創作任務，現在只需幾秒鐘。我們似乎已經不再是電腦的“主人”，而是成爲了它的“合作伙伴”，我們向它發出指令，它根據指令生成內容。此時，電腦不再是一個冷冰冰的工具，它似乎開始擁有了自己的“意識”和“能力”。

機械土耳其人：人類智能與人工智能的邊界

你是否聽說過這個平臺？2005年，亞馬遜創始人貝索斯宣佈推出 Amazon Mechanical Turk（亞馬遜機械土耳其人）網站，今天回望，這個平臺不僅開創了“微工作”時代，更讓我們重新審視了人類與技術的關係。貝索斯曾將其形容爲“人工的人工智能”。

那麼，“機械土耳其人”是如何運作的呢？簡而言之，微工作平臺將複雜的任務拆解成許多簡單、具體的小任務，然後由人類來完成，而不是依賴自動化的機器。例如，承包商可能需要確認一張照片中是否有某個特定人物或物體，而這種圖像識別任務對於傳統計算機來說很難處理。這時，它會被分發到Mechanical Turk平臺上的工人手中。這些工人（被稱爲“Turkers”）並非全職員工，而是分散在全球各地的自由職業者，他們通過完成這些“人類智能任務”（HITs）來獲得微薄的報酬。

這裡的關鍵是，儘管這些“工人”正在完成需要人類智能的任務，但他們的勞動卻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他們不僅沒有被視爲獨立的勞動者，反而被視爲“計算機系統”的一部分。就如貝索斯所說，這個系統本質上是“人工的人工智能”——而平臺的工人，則是在替代機器，完成本該由機器來處理的任務。

平臺的運作方式將勞動變得極爲碎片化和匿名化，工人們的個性和自主性被消解。實際上，這些工人並沒有真正的自由選擇，他們被數字化平臺所管理，彷彿是機器的一部分。在這個系統中，人的勞動不再是獨立的創造，而是被簡化爲機械化的操作環節。

能力的相對退化：從“主導者”到“附庸者”

人工智能能力的飛速提升，帶來了一個悖論：作爲技術的創造者，人類反而開始在某些領域感受到“能力的退化”。例如：今天的學生，可能並不會像我們的父輩那樣手寫長篇論文，而是習慣通過百度等搜索工具迅速獲得信息。這種便利的背後，潛藏着一種對技術的依賴。我們是否已經開始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甚至，當面臨複雜問題時，第一反應便是求助於人工智能，而非依靠自身的推理和判斷？

有研究表明，年輕一代在面對需要深度思考的任務時，往往依賴於“智能助手”。這種現象不僅限於學習領域，它甚至蔓延到專業決策的層面。比如，金融行業中，人工智能可以分析龐大的數據並做出預測，這種預測往往精確到位，以至於許多投資經理已經不再依靠傳統的分析工具，而是完全依賴人工智能的判斷。原本需要人類豐富專業知識和經驗的領域，正逐步被技術接管。。

人類不僅在物理世界中依賴工具，在認知和決策的領域，我們也開始將思維和判斷的重擔交給了機器。這種轉變並非簡單的“工具化”依賴，而是對人類自身思維過程的漸進性放棄。過去，決策是基於個人的經驗、直覺和複雜的推理過程，而如今，我們更多地選擇將這種複雜的選擇交給算法去完成。人類是否已從“自主思考”轉變爲“技術指引下的反應者”？當我們把選擇權交給機器時，是否也在失去自己作爲“主體”的定義？這個現象的背後，實際上是一種能力的“退化”。我們所失去的，或許不僅僅是決策的複雜性，而是作爲人的“思考”本身。

歷史的警鐘：從工業革命到智能革命

要理解這種“能力退化”的現象，我們可以從歷史中汲取一些教訓。工業革命的到來，徹底改變了人類勞動的形態。大量的手工勞動被機器取代，人類的角色從“工匠”逐漸演變成了“機器的操作員”。最初，工人是操作機器的“技術員”，但隨着技術不斷進步，他們的工作變得越來越單一、機械化。工人不再是知識和技能的傳承者，而是龐大工業系統中不可或缺的零件。

這一現象在今天的社會中，似乎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復刻與加劇。許多行業的工作不僅僅是由機器代替，而是由智能系統主導。例如，在製造業中，機器人不僅負責組裝和包裝，還能獨立完成從物料處理到產品檢驗的全過程。人類工人不再是全程參與者，而更多地變成了機器的“維護員”和“監督員”。甚至在某些領域，連這些監督工作也被人工智能接管。無論是人工智能在醫療領域的應用，還是它在法律諮詢中的影響，我們都看到相似的趨勢：技術的“奴役”效應正在不斷蔓延。

歷史學家卡爾·波蘭尼曾在《大轉型》中提出過一個觀點：每一次技術的革命，都會帶來社會結構的劇變。而這些變革往往帶有不可預知的後果。在他看來，工業革命帶來了“自由市場”的膨脹，但也使得人類在經濟和社會體系中逐漸淪爲工具，失去了原本的主導地位。類似的情況，可能正在我們眼前上演。人工智能的崛起，是否會使得我們從“自由的創造者”變成“被支配的消費者”？

從“人工的人工智能”到“人工智能的奴役”？

這種趨勢，實則揭示了一個深刻的問題：人類的勞動正在被逐步“系統化”和“自動化”，而人類的主體性正在消解。正如工業革命時代的工人逐步淪爲機械的一部分，今天的我們是否也正在失去曾經屬於“人的”思考和創造的空間，淪爲智能系統的附庸？

曾有哲學家提到，技術的進步並不必然意味着人類社會的解放，反而可能帶來更加深重的束縛。哈貝馬斯在《知識與興趣》中提到，技術不僅是工具，它通過“工具理性”深刻影響了社會結構，甚至限制了個體的自由。技術的擴展並不是單純的物質進步，它還重塑了人類的身份和角色。我們在與AI的互動中，逐漸不再是“勞動者”或“創造者”，而是變成了技術體系中的一部分，或者說，是龐大機器的一個“齒輪”。

近年來，許多國家正在推動自動化程度更高的社會，包括自動駕駛技術、無人機配送、智能家居等。這些技術的普及，將會極大地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但與此同時，我們是否已經習慣了由這些技術來決定我們的行爲？如果每個決策都由人工智能算法來決定，那麼人類將不再是自主的存在，而是一個被設計和控制的個體。

在《技術的哲學探討》中，哲學家海德格爾提出，技術的本質並不僅是爲了服務人類，它同時在潛移默化中塑造着我們的生活方式。當我們過度依賴技術時，技術不再是工具，而是變成了生活的框架和主導力量。

科技不斷進步，給我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可能性。然而，在享受這些成果的同時，我們也必須警惕，不能讓自己淪爲科技的奴隸。當我們不再能在沒有電腦和人工智能的幫助下獨立思考和工作時，問題可能已經到了無法回頭的地步。未來，或許我們不僅僅需要考慮如何駕馭人工智能，更要思考如何保持作爲“人”的尊嚴與獨立性。

理查德·道金斯曾說：“雞是一枚雞蛋製造另一枚雞蛋的工具。”這句看似荒謬的話，揭示了生物的進化邏輯：個體成了延續基因的工具。那麼，人與機器之間的關係，是否也開始變得如此微妙？

今天，我們創造了機器，賦予它們智能，卻也開始依賴它們來定義我們的生活。我們在不斷爲技術提供動力的同時，是否已經不知不覺地成了它們存在的工具？如同雞蛋爲下一枚雞蛋而生，我們是否也在無形中爲科技的延續而存在？

在這個由AI主導的時代，我們需要反思：當科技成爲我們生活的主導者時，我們是否還能保持對自我的掌控？還是，最終，我們將成爲自己創造的“工具”？

（作者胡逸，一個喜歡暢想未來的大數據工作者。“未來可期”是胡逸在澎湃科技開設的獨家專欄。新著有《未來可期：與人工智能同行》一書，由果麥文化出品。）

來源：胡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