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獨裁者平反？愛沙尼亞面對的「領袖銅像」

接過共和國之劍的愛沙尼亞新總統，卡琉萊德（右）。 圖／愛沙尼亞總統辦公室

去年10月10日剛就任的愛沙尼亞新總統葛絲蒂．卡琉萊德 （Kersti Kaljulaid），是該國第一位女性元首，作風獨特且富有話題性。不僅在就職典禮當天打破慣例，婉拒參加教會儀式，也在去年聖誕節前受訪時，面對記者表示「上教堂也是聖誕節的一部份」，她旋即回答「我纔不去！」，隨後強調：

每個人都得享有自由的權利，信神的權利和不信的權利是一體兩面的。

這段對話，引起了不小的爭議。今年1月20日在受訪時，卡琉萊德又投下了一顆震撼彈：作爲一國元首，她不僅反對在首都塔林設立已故前總統康士坦丁．派茲（Konstantin Päts） 的紀念雕像，也不會出席開幕典禮。這番言論開啓了至今將近一個月的激烈論戰，在各大報、廣播電視和網路平臺，許多各界人士紛紛發表支持或反對的意見。究竟派茲爲何這麼富有爭議性，能在這個小小的北國引起這麼大的風暴呢？

已故前總統康士坦丁．派茲——愛沙尼亞開國元老、五任總理、也是靠政變上臺的獨裁者、最後淪爲蘇聯佔領下的頭號受難者。 圖／維基共享

派茲是愛沙尼亞歷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然而至今其歷史地位仍然曖昧不明，正是因爲他複雜的多重身分——既是開國元老、五任總理、也是靠政變上臺的獨裁者、最後淪爲蘇聯佔領下的頭號受難者。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愛沙尼亞面對嚴峻的世界情勢，一邊是在布爾什維克黨人「十月革命」奪權後、深陷內戰泥淖的俄羅斯；另一邊則是步步進逼的德軍。要是不想在戰後被德國兼併、又或是活在俄國共產黨統治之下的話，宣佈獨立似乎成爲愛沙尼亞唯一的選項，因此，愛沙尼亞自治省議會選出了由三名成員組成的「救國委員會」，派茲也是其中一員。

救國委員會起草了「致愛沙尼亞人民宣言」，並於德軍進犯前一天，也就是1918年2月24日，在塔林公開宣佈愛沙尼亞主權獨立，並於當天成立臨時政府，由派茲擔任臨時政府總理，並曾於獨立戰爭期間 （1918-1920） 兼任戰爭部長，在英法等協約國幫助下，成功擊退由東進犯的蘇俄紅軍，以及仍滯留於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邊境地區的德軍，因此在愛沙尼亞建國之初，派茲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1934年初，公投通過的新憲法生效，愛沙尼亞將從議會民主制轉型成總統制，派茲從建國之初就不斷認爲應該修憲，將行政權集中在總統手中，有強而有力的領導人才方便推行政策；然而此時，面臨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他的勝算看起來並不樂觀。聲勢最高的，是極右派「愛沙尼亞獨立戰爭退伍軍人聯盟」（獨退盟）推出的候選人。

就在總統大選前一個月，時任過渡政府總統的派茲突然發動政變，任命獨立戰爭英雄尤翰．萊多涅（Johan Laidoner） 爲總司令、宣佈戒嚴、選舉延期、將獨退盟的重要成員悉數逮捕，開啓了長達六年的獨裁統治，又稱「靜默年代」。愛沙尼亞的民主制度不過撐了十六年，便不敵強人的野心而崩壞了。當時派茲聲稱政變手段是「先發制人」，因爲獨退盟即將用武力奪權，不過這只是無稽之談：獨退盟的總統候選人聲勢大好，又怎麼有奪權的必要呢？

救國委員會起草了「致愛沙尼亞人民宣言」，並於德軍進犯前一天，也就是1918年2月24日，在塔林公開宣佈愛沙尼亞主權獨立。 圖／塔林市立博物館

就在總統大選前一個月，時任過渡政府總統的派茲（左）突然發動政變，任命獨立戰爭英雄萊多涅（右） 爲總司令，宣佈戒嚴。 圖／維基共享

1939年德國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其中涵蓋了一條瓜分東歐的密約，波海三國、芬蘭、以及波蘭和羅馬尼亞的部分地區被劃歸爲蘇聯的勢力範圍。密約簽訂後不久，二戰爆發，蘇聯開始施壓波海三國和芬蘭，與其簽定軍事互助條約——但愛沙尼亞與芬蘭此時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芬蘭和蘇聯的冬季戰爭開打，不僅戰勝強鄰，也得以保有獨立地位。而派茲則是屈服於史達林的威迫，迅速簽下條約，同意蘇聯紅軍進駐愛沙尼亞，派茲從此淪爲蘇聯魁儡。隔年，面對史達林的最後通牒，派茲下臺，蘇聯隨後正式併吞愛沙尼亞，派茲也被蘇聯強迫流放到西伯利亞，甚至被強制送進精神病院，最後客死異鄉，其遺骨一直要等到1990年，也就是蘇聯解體前一年，纔在愛沙尼亞文化遺產協會的幫助下，遷葬回塔林的家族墓園。

從風光一時的獨裁者，淪爲敵國的階下囚，如此戲劇化的轉折，令人不勝唏噓。也正應爲派茲的一生充滿了這麼多戲劇化的轉折，如何評價派茲對愛沙尼亞的貢獻，從蘇聯佔領的那一刻開始，便成了相當敏感的話題。

在蘇聯高壓統治之下，愛沙尼亞本土唯一的正確共產黨史觀，是將兩次大戰之間的獨立期間視爲「布爾喬亞獨裁政權」，而派茲專制政府則是將獨裁提升到另一個層次：「法西斯獨裁政權」——而幸好蘇聯紅軍從法西斯的手中「解放」了愛沙尼亞。不過海外流亡的愛沙尼亞知識份子，早就對派茲的歷史功過展開論戰；其中不乏在派茲專制政權下被噤聲的反對派，卻在亡國後，將派茲捧成十字架上揹負愛沙尼亞悲慘命運的受難者：在蘇聯佔領下的愛沙尼亞，光是在1940到1941年間，就有數以萬計的人被特務逮捕、集體槍決、或是流放到西伯利亞冰天雪地裡的勞改營。和這麼駭人的待遇相比，一旦回憶起短短二十年的獨立期間，不管是黑的白的灰的，全都沾染上了一層玫瑰色的糖霜。

在史達林的脅迫下，1940年派茲被迫下臺，蘇聯隨後正式併吞愛沙尼亞，派茲也被蘇聯強迫流放到西伯利亞，甚至被強制送進精神病院，最後客死異鄉。 圖／維基共享

在蘇聯佔領下的愛沙尼亞，光是在1940到1941年間，就有數以萬計的人被特務逮捕、集體槍決、或是流放到西伯利亞冰天雪地裡的勞改營。圖爲西伯利亞流放紀念。 圖／法新社

正因如此，從二戰結束到現今，關於派茲的論戰，從來不是針對他個人，而是無可避免的和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派茲是建國英雄還是滅國罪人？爲什麼他讓蘇聯不費一兵一卒，就讓愛沙尼亞無聲無息的投降了？要是他沒有政變獨裁的話，我們會不會能跟芬蘭一樣，維持自主獨立和高度經濟發展，就跟其他北歐國家一樣？

也許是因爲太過敏感，沒有政府官員出來對派茲立碑發表意見，因此卡琉萊德親下戰場，更顯得勇氣十足。身爲民主程序選出的總統，卡琉萊德毫不留情地批判派茲，抨擊其罪過就是親手扼殺愛沙尼亞民主政體，而專制政體讓當時原本就嚴峻的地緣政治變得更糟：

當參與決策的人變得越來越少，政客所能依賴的人手就不夠了。

換句話說，要是當時愛沙尼亞和芬蘭一樣，都有民主政府，那麼史達林便不能借由施壓數個派茲政權高層，就輕易達成目標。民主制度的特徵之一，就是建立層層的權力制約機制，防止掌權者濫權、逕自做共識基礎薄弱的決策。當時芬蘭面對蘇聯施壓，便是用總統不能逕自決定簽約，而是要經過國會討論和同意等程序作爲理由，爭取談判彈性和時間；然而當時的愛沙尼亞，卻是派茲一人說了做主，愛沙尼亞會如此輕易淪爲蘇聯囊中物，派茲不能不負大部分責任。

卡琉萊德總統（中）毫不留情地批判派茲，抨擊其罪過就是親手扼殺愛沙尼亞民主政體，而專制政體讓當時原本就嚴峻的地緣政治變得更糟。 圖／愛沙尼亞總統辦公室

然而對支持設立派茲雕像的人來說，他們認爲無論功過，派茲的確在愛沙尼亞歷史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雖然在派茲的家鄉有紀念碑，然而首都塔林卻連一座紀念碑都沒有，因此應該趁愛沙尼亞建國百年紀念這個重要的場合，替派茲這麼具有象徵性的人物，在國會旁的公園設碑紀念纔對。

發起立碑的數個民間團體，包括愛沙尼亞文化遺產協會以及私立派茲博物館，他們也同步發起了募款活動。目前根據該立碑計劃網站，已經募得超過一萬歐元（約33萬臺幣），可見大衆對派茲紀念碑仍是有相當支持度的。然而，派茲早在塔林另一端的總統官邸，留有各式各樣的紀念碑，又何須再立一座？何況設碑計劃的地點也不是全無爭議：藐視國會民主的派茲雕像要設在國會旁的公園？這真是時代的諷刺。

此外，另一吊詭現象是，和卡琉萊德一同站在反對立碑陣線的，是極右派政黨「愛沙尼亞保守人民黨」（EKRE），他們一向主張恢復獨退盟的名譽，因此迫害獨退盟的派茲，自然而然成了他們的頭號敵人。EKRE的國會議員麥迪遜 （Jaak Madison） 就在臉書上稱讚卡琉萊德直言不諱的勇氣，感謝總統指出了專制的派茲必須爲滅國悲劇負責。當然，另一個在極右派網站上流傳的理由是：派茲血統不純正，因爲母親是俄國人，因此派茲會把國家賣給史達林也是無可厚非；然而這部分，不過是民族主義作祟的陰謀論罷了。

支持立碑的一方也有重量級人物快速重砲回擊。國會議員克洛斯 （Eerik-Niiles Kross） 2月7號在《信差報》（Postimees）上發表長達兩頁的評論，描述派茲是如何在蘇聯統治時期，成爲愛沙尼亞人默默抗俄的象徵，以及蘇聯和俄羅斯是如何不計一切手段，來污名化派茲，並用心理戰摧毀愛沙尼亞的身分認同與自我價值。他批評卡琉萊德時空錯亂，拿現在的價值來評斷過去：「這就跟歐巴馬只因爲美國國父蓄奴，就拒絕出席華盛頓紀念雕像的揭幕儀式一樣」。

該不該爲派茲立碑？反對派任爲專制的派茲頭必須爲滅國悲劇負責；但支持派則反諷對手時空錯亂，拿現在的價值來評斷過去。 圖／路透社

然而，派茲的問題在於他走了回頭路、不顧反對意見、摧毀民主，這與華盛頓蓄奴的例子，無法相提並論。美國建國之際，蓄奴並無違法，連廢奴先驅英國都要等到十九世紀初才逐步解放奴隸；但是愛沙尼亞建國之際，起草憲法的政治菁英們早已建立完備的民主制度，不分男女貧富都享有參政權和投票權，因此拿民主價值來評判派茲，並非是時空錯亂之舉。即便是對30年代的愛沙尼亞而言，民主制度也是相當重要的。

卡琉萊德在臉書上對克洛斯的迴應是：愛沙尼亞建國要感謝許多人無私的奉獻，而在愛沙尼亞建國百年之際，最應該感謝的是宣佈愛沙尼亞獨立的救國委員會。另外，要談幫派茲立碑紀念的話，就不能不談「靜默年代」、威權政治洗腦、以及當時反對派政治領袖的憤恨不平。因此她提出的替代方案，是由國家出資，不替個人立碑，而是幫救國委員會建碑紀念。

這樣的替代方案，不僅迴避了對派茲個人的領袖崇拜，以及與當代愛沙尼亞民主價值的激烈衝突，也將焦點重新擺回建國百年這個場合，究竟該感謝哪羣人才對。畢竟建銅像、紀念碑等等，並不全是爲了過去而立碑，而是爲了當代人而立：畢竟立碑紀念的不是死板板的歷史人物或事件，而是這個社會目前所重視的價值觀或史觀。與其像克洛斯一樣，擔心不幫派茲立碑，就是淪爲俄羅斯的同路人，不如好好珍惜現在愛沙尼亞穩固的民主制度，並認知到對付強鄰最好的武器，就是鞏固民主價值和讚揚民主典範——而派茲絕對不會是愛沙尼亞民主最好的代言人。

對付強鄰最好的武器，就是鞏固民主價值和讚揚民主典範——而派茲絕對不會是愛沙尼亞民主最好的代言人。圖爲1939年，派茲爲自己在家鄉的紀念碑揭幕的儀式。 圖／Pärnu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