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媳婦”，活民無數
有一段時間，“天下共主”周桓王很生氣，因爲他遭遇了一樁盜搶案。
公元前720年，四月，周王室在溫地的麥子盡數被人收割。到了秋季，成周一帶的粟米也被人打劫。作案的不是別人，正是周王室的宗親——鄭莊公。
這樁盜搶案，還要從“周鄭交質”一事說起。
當時，世襲周朝卿士的鄭莊公勢力愈發強大，這成了周平王的一塊心病。周平王欲提拔虢公，玩分權制衡，不料此舉惹惱了鄭莊公。無奈之下，周平王只得以王子狐質鄭，暫時穩住了對方。平王死後，孫子姬林接棒，史稱周桓王。然而，周桓王一上臺就急於求成，直接炒了鄭莊公的魷魚。
作爲春秋早期小霸王的鄭莊公哪受得了這氣，直接派祭足率軍越境，搶先收割王室的糧產，以此教訓一下週桓王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愣頭青，給他一點小小的“鄭國式”震撼。
周鄭交惡的故事出自春秋末年魯國史書《左傳》，是周室王權日落西山的一個真實寫照。同時也說明了一件事——麥子在先秦時期，就已經成爲一種口糧。誰能想到，一粒小小的麥子，竟然見證了周王室的日漸式微和分封制的衰落。
作爲年產量僅次於水稻的糧食作物，麥子在中國有着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力。尤其是在中國北方，麥子催生了不同於南方的飲食文化，促成了“南稻北麥”的兩極格局。
能與水稻分南北而治，既是一種榮耀，也是一種實力。然而，與水稻的自然上位不同，在宋代之前，麥子還算不上華夏主糧。
麥穗充盈。圖源：攝圖網
按照主流觀點，麥子並非中國原產穀物，而是個遠道而來的“媳婦”。
從中國西部出發，一路向西，在3000多公里開外的新月沃地，也就是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敘利亞和伊拉克一帶。這個如今動盪不安的地區，就是麥子的“孃家”。
西亞“新月沃地”。圖源：網絡
與其他農作物一樣，麥子也是長期進化與人工馴化的結果。目前，最早的馴化小麥遺存出土於中東地區距今大約10000年前的考古遺址裡，分爲兩個品種：一粒小麥和二粒小麥。大約8000年前，二粒小麥在伊朗北部山區遇上了當地的粗山羊草。這一次邂逅，誕生了一個足以改變世界糧食格局的新品種——如今廣泛種植和食用的六倍體小麥。
六倍體小麥持續向四周擴散，成爲尼羅河、印度河與兩河流域等主要文明古國的糧產之一。大約距今7000多年前，麥子就已經出現在中亞地區西南部，也就是於土庫曼斯坦境內的科佩特山一帶。
但是在繼續向東傳播時，麥子的腳步卻放慢了。直到距今4000年前，它才越過帕米爾高原。
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曾雄生教授曾利用碳同位素的時間定位，大致確定麥子自中東最早傳入中國的時間，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與夏朝建立時間相近。顯然，在數千年前，當絲綢與瓷器還沒有牽動東西方交流時，麥子就已經出任了“文化大使”這一角色。
至於麥子入華路線，有綠洲通道一說，也有草原通道一說，至今仍舊莫衷一是。
不過，麥子東傳中原的同時，它的一個分支——裸大麥也傳到了西部高原地區，也就是今天藏區主糧之一的青稞。
青稞。圖源：攝圖網
先秦時期，麥子在中原地區已有小範圍種植，並在此過程中與中國文化擦出了火花。作爲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的內容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概況。據統計，“麥”字及其同義詞共出現了9次，僅次於黍（19次）、稷（粟，18次），內容多涉及先秦田野風光。
麥子不但與詩歌結下了不解之緣，還和諸侯國的王權更迭產生了聯繫。
據《左傳》記載，晉厲公被臣子欒書和中行偃謀殺後，晉國一時間王位空虛。國不可一日無君，於是，年僅14歲的周子被擁立爲王。然而按照宗法制，王位本該由周子的哥哥繼承，奈何衆大臣堅持認爲“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在這裡，麥子竟然成爲王位繼承的“裁判”。
到春秋時期，麥子進入中國已有一千多年，儘管頻繁地在文學、史書中露臉，卻未能完成階層躍升，無法進階爲華夏民族的主糧名單。着實是“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
而這一等，就是三千年。
麥子入華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排位跟粟、黍、稻米不在一個檔次，屬於華夏穀物界的“非主流”。
一方面是因爲粟、黍、稻米都是本土穀物，自農耕時代起，早已在漫長的進化歷史中形成了自己的生存之道，實現了“天時地利人和”。北方粟黍耐旱，南方稻米耐澇，本土選手的主場優勢很明顯。
另一方面，初來乍到的麥子，卻顯得有些水土不服。
在原產地西亞，地中海氣候已經將麥子定性爲“秋種春收”的越冬穀物，冬季溫和多雨特別利於麥子的生長。但在中國，情況卻截然相反，“春種秋收”是當地的傳統，農作物的生長期往往要避開寒冷乾燥的冬季。
這是否意味着麥子在傳播時，選錯了地方？非也。
麥子雖然與中國傳統的農耕制度存在“時差”，但也有一些優勢讓華夏農人青睞不已。由於古代的穀物產量不高，傳統的“春種秋收”又存在青黃不接的空檔期，一旦欠收或食用無度，糧荒就出現了，而“秋種春收”的麥子正好可以繼絕續乏。宋人董煟在《救荒活民書》中稱，麥子“於新陳未接之時，最爲得力，不可不廣也”。此外，對比粟與黍，麥子在單產方面，也有壓倒性的優勢。
顯然，麥子憑藉這些優點，成功吸引了中國先民的注意。它雖然不佔天時與地利，但在暗暗將“人定勝天”刻在骨子裡的華夏民族手裡，一樣能翻身，反客爲主。
關於麥子的推廣，不得不提一對君臣組合：漢武帝和董仲舒。
漢武帝在位期間，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大一統、中央集權等理論爲漢武帝構建一個雄偉帝國提供了思想基礎。但董仲舒不僅着眼於帝國建設這樣的宏大敘事，也關心着農業耕作這樣的民生基礎。據《漢書·食貨志》記載，董仲舒曾向皇帝建議：“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益種宿麥，令勿後時。”漢武帝覺得這個建議很好，於是頒令照辦。
西漢董仲舒。圖源：網絡
到了漢成帝時期，氾勝之作爲輕車使者，親自“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
在行政手段之下，原本不怎麼種麥的關中地區，農作物結構開始發生變化。這種“官方推廣”的成果，還延伸到了帝國治下的其他區域。
據江蘇連雲港尹灣M6漢墓出土的《集薄》記載，僅僅是東海郡，小麥種植面積就達到了十萬頃，而整個東海郡轄地才五十一萬頃。漢代“推麥”的範圍和成果可見一斑。
由於麥子入華天生帶有水土不服的屬性，華夏先民也在努力幫它適應新環境。
水是最大的問題。《齊民要術》收錄了一首古民謠：“高田種小麥，終久不成穗。男兒在他鄉，焉得不憔悴。”前兩句是說種麥如果選擇了缺水的田地，到了收穫季節將一無所獲。同時，揚州也有農諺稱：“寸麥不怕尺水，尺麥只怕寸水。”也道出了麥子成熟期怕水的特點。
麥子既需要用水，又害怕水，這種看似矛盾的需求，其實是對水利灌溉條件的考驗。
好在，中國先民在治水和用水方面可謂經驗十足。早在先秦時期，秦國就開工修築了兩大水利工程：都江堰和鄭國渠。到了漢武帝時期，水利工程建設更爲頻繁，先後在關中開鑿了龍首渠、六輔渠、白渠、靈軹渠、成國渠等大型引水工程，小渠更是不計其數。成熟的水利設施，不僅改善了種麥的農業灌溉條件，還降低了“靠天吃飯”的依賴性。
從此，麥子開始在北方混得風生水起。
而在稻穀大本營的南方，麥子仍舊不受歡迎，甚至一度被認爲是毒物。
元代賈銘所著的《飲食須知》曾說：“北麥日開花，無毒。南麥夜開花，有微毒。”李鵬飛的《三元延壽書》則認爲“北多霜雪，故面無毒；南方雪少，故面有毒”。明嘉靖年間的《永春縣誌》直言：“南麥粒大而鬆，面少。北人仕南，都不食南面，雲飽脹難消，蓋有毒也。”明朝人王濟到廣西做官，考察民情時從當地人口中得知，本地出產的麥子“食皆無味，或有食即嘔吐成疾”……對此，歷朝歷代似乎達成了一個共識——南方出產的麥子有毒。
然而，南麥有毒之說，很可能是一種誤解。根據相關研究，南方溼潤的氣候容易使麥子患上赤黴病，同時也容易使收穫的麥子發黴。所謂的毒性，很可能跟誤食了這些“問題”麥子有關。
此外，南方人獨愛稻米，也對麥子形成了一定的排它性。《南史》曾記載了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案例，陳武帝陳霸先和北齊開戰：
“是時食盡，調市人饋軍，皆是麥屑爲飯，以荷葉裹而分給，間以麥絆，兵士皆困。會文帝（指陳蒨，陳霸先侄子）遣送米三千石，鴨千頭。帝（指陳霸先）即炊米煮鴨，誓申一戰。士及防身，計糧數臠，人人裹飯，婫以鴨肉。帝命衆軍蓐食，攻之，齊軍大潰。”
把麥子換成稻米之後，南方士兵跟打了雞血一樣，快速扭轉戰局。
陳朝開國皇帝陳霸先。圖源：網絡
由此可見，在這場主糧晉級賽中，水稻牢牢利用主場優勢，於南方守擂成功。作爲外來戶的麥子，雖然南進不順，但也總算在北方實現了地位躍升。
根據學者包豔傑、李羣的研究指出，唐末宋初之際，小麥成爲中國華北的主糧。宋代《圖經本草》更是把麥子捧上了新高度：“大凡麥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中和之氣，故爲五穀之貴。”
四千年前入華，歷經近三千年的等待，終於在此時成爲華夏民族餐桌上的常客。
伴隨着麥子的轉正和擴張，食不厭精的中國人在食用麥子一事上，也經歷了一番探索。
在漫長的飲食發展史中，粟、黍和稻米等土著糧產已經讓中國人養成了粒食蒸煮的習慣，《墨子》曾雲：“四海之內，粒食之民。”當麥子傳入後，這一烹飪方法又套用在了麥子身上。然而，這種照搬套用的教條主義，很快就被證明是行不通的。
採用粒食蒸煮做出的麥飯，難吃程度，南宋理學大師朱熹是深有體會的。
相傳，有一次朱熹去看望自己的女兒，並留在女婿家吃飯。因爲家貧，女兒只能拿出麥飯招待父親，理解到女兒難處的朱熹，只好硬着頭皮吃下，並題詩一首，以解尷尬：
“蔥湯麥飯兩相宜，蔥補丹田麥療飢。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還有未炊時。”
南宋理學家朱熹。圖源：網絡
麥飯口感粗糙，讓吃慣了精糧的上層人士們難以下嚥，唐朝人顏師古在給《急就篇》作注時，給了它一個大大的差評——“野人農夫之食”。
用麥飯待客，甚至會被認爲是無禮之舉。《後漢書》記載，東漢名士井丹博學大才，未曾主動拜謁任何一個權貴。信陽候陰就派人強行把井丹“請”到家裡，“（井）丹不得已，既至，（陰）就故爲設麥飯蔥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信陽侯故意用麥飯作宴席，以此試探和爲難井丹。
不過，正是因爲難吃，麥飯成了“倒黴”的代名詞。《宋書·五行志》曾言：“昔年食白飯，言得志也。今年食麥麩，麩粗穢，其精已去，明將敗也。”
長期的生活實踐和經驗表明，麥子更適合粉食，而這需要磨盤的配合。儘管石轉磨在春秋時期就已經出現，但直到漢末時期才流行於民間。隨着石轉磨改變了麥子的新形態，得到深加工的麪粉也如同“舊時王謝堂前燕”，開始“飛入尋常百姓家”。
事實上，這種形態上的變化，也順帶改變了中國人的飲食。
在中國麪食的發展史中，胡人給予了不小的啓迪。相傳，班超出使西域，將胡人的主食胡餅連同製作技術，一併帶回了漢朝，中原麪食從此開始興起。
在漢代，由於麪食屬於初創階段，還沒有特定的分類代名詞，於是“餅”成了麪食的統一稱呼。此時，一個以“餅”爲代表的麪食時代，即將到來。
東漢靈帝是漢代的昏君之一，在治國上沒有什麼建樹，卻對胡人生活饒有興趣。《太平御覽》記載：“靈帝好胡餅，京師貴戚皆競食胡餅。”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這種討好上級博好感的政治生態，在封建帝制下是常見的。於是，在美食博主漢靈帝親自帶貨的影響下，漢朝高層竟然都跟風追捧麥子和麪食。
倘若漢靈帝能像另一位“精胡分子”趙武靈王一樣，把精力放到正事上來，東漢前途或許亦未可知？
在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也是一個胡餅愛好者。到四川忠州（今重慶忠縣）任職後，他偶然發現當地有胡餅在售，欣然買來嚐嚐鮮，覺得味道還不錯。既然有如此地道風味，獨樂樂不如衆樂樂，於是隨手就給在隔壁萬州任職的好友楊歸厚點了一份“外賣”，並備註了一首《寄胡餅與楊萬州》：
“胡麻餅樣學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爐。寄與飢饞楊大使，嘗看得似輔興無。”
“輔興”指的是唐長安城裡一家知名的麪點鋪子，在業內的地位，可能不亞於烤鴨界的北京全聚德。白居易的意思，是讓好友嚐嚐看有沒有京城的風味，這也算是對長安的一種懷想吧。
中國麪食既有西域的胡風影響，也有本土的原創開發。
相傳，諸葛亮南征孟獲時，手下告訴他南蠻會使用邪術，要想取勝，必須用人頭祭祀，求得神明幫助，方能成功。但諸葛亮認爲這個做法太殘忍了，於是“雜用牛、羊、豕之肉，包之以面，象人頭，以祠神，亦饗焉，而爲出兵。後人由此爲饅頭”。
諸葛亮七擒孟獲。圖源：網絡
諸葛亮的一個祭祀之舉，無意中“發明”了最初的饅頭，儘管形制上更像今天的肉包子，但經過後世改進，逐漸向現代饅頭靠近——魏晉時期去掉了餡料，唐宋時期尺寸縮小，甚至傳到了日本。到了元代，開花饅頭誕生。
中國麪食的另一個傑作是麪條。早期的麪條是手捏成型，再下鍋開水煮熟，但仍屬於“餅”的範疇，也稱“湯餅”。到了宋代，麪食進一步發展，麪條開始脫離“餅”自立門戶，《夢粱錄》裡記錄了宋代“亦有專賣菜面、熟齏筍肉淘面”的專業化面鋪。
有意思的是，中國本土原創面食更偏向於蒸煮，而不是烘焙。究其原因，是因爲麥種不同。中國的小麥品種以中筋和低筋爲主，並不適合烘培，所以沒有出現類似歐洲麪包之類的食品。
當麥子化身各種地道風味後，中國人又繼續從其他角度深入發掘它的潛在價值。中國醫學史上，食物與藥物之間的界限往往十分模糊，角色轉換也是常事。於是，麥子又成了一味藥材。
被醫學界認爲是“醫之始祖”的《黃帝內經》，很早就開始關注麥子的藥用價值，在子篇目《靈樞·五味》中，認爲“心病者，宜食麥”。
唐代醫學家陳藏器認爲麥子能“補虛，久食，實人膚體，厚腸胃，強氣力”。諸如此類的醫學理論，實際上也爲麥子和麪食的“擴張”充當起了“神助攻”。
麥子掀起麪食革命。圖源：攝圖網
到了宋代，就連蟲蛀過的癟麥粒也意外地被發現有治病功效。
相傳，北宋太平興國年間，汴京大夫王懷隱遇到了一個心神不寧的婦女。初步診斷後，王懷隱斷定她是患了“婦人髒躁”症。所謂婦人髒躁，其實就是進入更年期所致的病症。王懷隱按古方抓藥，給病人開了一味古人常用的甘麥大棗湯。
臨走時，病人家屬又告知病人有盜汗和虛汗等其他病症，王懷隱覺得治病要一步一步來，就讓病人先回去服藥治好髒躁之症。
結果在幾天之後，病人登門致謝，並告知藥方連盜汗和虛汗也一併治好了。這個現象讓王懷隱百思不得其解，仔細覆盤診療過程才發現——抓藥時誤將癟麥粒混在其中。
這個“失誤”意外地讓王懷隱發現了一味新藥材：浮小麥。多年之後，王懷隱和好友合編《太平聖惠方》時將這個意外發現收錄其中。
對於一些慢性頑疾，古代的醫學家也認爲麥子會有療效。
消渴症，是困擾古代中國人的一種慢性病（也有說是糖尿病）。《黃帝內經》認爲這是一種富貴病，而病根在於“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滿，故其氣上溢，轉爲消渴”。漢代著名的辭賦家司馬相如曾被這種疾病纏身，《史記》稱他“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也是一位病友，他常感慨：“閒情時有作，消渴病難除。”
對於這種難以治癒的頑疾，卓文君曾選擇用人蔘替司馬相如“續命”。然而，人蔘這種藥物不是人人能消費得起的。於是，人們試圖尋找人蔘的“平替”，這就是麥子。
古人認爲麥子是一種不錯的調理之物，陶弘景《名醫別錄》就曾言，“大麥，主治消渴，除熱，益氣，調中”。隨處可見的麥子，或許是對抗頑疾的良方。
此外，大麥還被認爲是解暑“利器”，湖北荊州一帶有喝大麥米茶來消暑解熱的傳統。
人多地少，這是東方國家的顯著特徵。中國的耕地爲供養如此龐大的人口，潛能發揮已經接近極限。然而，在科技不發達的年代，這樣的農業經濟是十分脆弱的。任何天災人禍，都足以引起糧食危機。
即便是在被譽爲盛世的康乾時代，中國也曾出現過糧食短缺的情況。在飢餓的年代，糧食進口不失爲一種行之有效的應急手段。
康熙二十二年（1683），就在清政府收復臺灣後，沿海地區出現了糧食危機，康熙下令開禁，鼓勵進口東南亞大米。到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又下令對暹羅大米免除關稅，大量的東南亞大米源源不斷涌入，緩解了沿海大米短缺的問題。
時間來到民國，國民政府也因糧食危機，不得不向國外進口小麥，以解燃眉之急。
1931年，中國遭遇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水災，範圍之廣，波及十幾個省，近5000萬人受災。然而，面對這不期而至的天災，國民政府財政早已空虛，無力救援。而此時，大洋彼岸的美國也正在經歷一場危機。三十年代大蕭條的到來，讓美國小麥等農業產品嚴重滯銷積壓。
一個受災缺糧，一個農產品滯銷，雙方一拍即合，國民政府以實物借款的名義，從美國進口了價值921萬美元的小麥（含20%的麪粉）。隨着美國小麥的到來，國民政府總算爲救災籌措到了一部分物資。
1931年美麥借款後，國民政府又與美國進行了棉麥借款。然而，前一次借款是打着賑災的旗號去的，大義之舉，鮮有反對之聲。而這一次，卻引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國麥與洋麥之爭”。
1933年9月6日，時任財政部長的宋子文與美國金融復興公司簽訂了一份實物借款合同（價值4000萬美元的棉花和1000萬美元的小麥）。顯然，國民政府想借此拉攏美國製衡日本，而美國則是借中國市場傾銷、轉移危機。
看上去是互利，實則不然。
當借款消息刊報發出，反對之聲此起彼伏，主要集中在農業團體和麪粉加工業實體。他們認爲，一旦美國小麥和麪粉大量流入中國，原本就已經處於市場慘淡期的國麥和國面將更加難以生存，農村將會更凋敝，而民族工業將會一蹶不振。
一場國貨之爭，暴露了亂世之下，舊中國農業與糧食方面的脆弱。
在這個人多地少，“民以食爲天”的國度裡，吃飽飯從來都不是一件易事。
糧食問題靠別人，終究是不行的。爲此，中國人進行了大量的努力，儘可能把糧食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人圍繞着糧食育種，持續發力。在水稻領域，袁隆平的雜交水稻技術讓數千年的稻作農業，發生了鉅變革新。小麥領域也不遑多讓，被譽爲“南袁北李”的李振聲經過多年研究，利用牧草和小麥進行遠緣雜交，終於在1979年培育出了優質麥種：小偃6號。後來，越來越多優質雜交麥種在這位小麥之父的手裡誕生。
而李振聲出生的那一年，恰是國民政府向美國借糧救災應急的1931年。
雜交小麥之父李振聲。圖源：網絡
時光流逝，當初遠道而來的西亞來客，如今已是引入中國最成功的糧食作物。正如勞費爾在《中國伊朗編》一書中讚揚中國人“採納許多有用的外國植物以爲己用，並把它們併入自己完整的農業系統中去”。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這是中國人實用主義的寫照。
粒粒飽滿的麥子，不僅填飽了近半數中國人的胃，也承載着這個古老國家農耕文化的滄桑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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