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輾轉三個國家四個城市，孩子上學怎麼適應？

看點四年時間裡，帶着孩子輾轉了三個國家，換了四所學校，孩子是否適應呢？下文這位媽媽，就細數了這段自己和孩子的獨特的經歷，有力回答了有關跨國轉學的困惑。在她看來，不同國家的文化和不同方式的教育體系，反而能滋生孩子向上生長的正向力量。

本文轉載自公衆號：菁上海（ID：Jingkids_Shanghai）

文丨 藺桃 編丨Lulu

2023年暑假，當我們給孩子註冊上深圳某公立小學三年級時，一家人如釋重負。

過去的三年，因爲新冠疫情導致的海內外阻隔，我們輾轉美國、韓國，於2022年10月回國，也導致了孩子在四年裡，換了三個國家、四所學校：

美國公立小學上學前班、韓國私立華僑學校讀一年級、大理創新學校插班二年級，再到深圳公立小學正式就讀三年級。

穿梭在不同國家的文化和教育體系，而且有公私立學校的不同，見過我女兒希蔓的朋友，誇她經歷豐富；也有親友擔心她一直轉學，沒有辦法跟上學習進度，建立長期友誼。

無論國內國外的朋友，最經常問到的就是：這樣輾轉，她還適應嗎？

作爲一個金牛座媽媽，年幼時經歷過的兩次轉學都讓我有天塌地陷的感覺，也時常會懷疑我們這幾年的經歷會不會給孩子帶來負面影響雖然每一次的轉學都是不得已，我們也做到了提前告知，在可能的情況下給她自主選擇的機會，但我也是直到今年三月才差不多確定了這個問題的答案：

是的，她是適應這種轉學和文化穿梭的經歷，並且從中得到了正向反饋和滋養的。

美國公立學校學前班

比我們預想的更嚴格更有壓力

我們的女兒希蔓2015年4月出生的那一天，她爸爸收到了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的博士錄取通知書。同年8月，我們這對新手爸媽帶着四個月大的女兒飛往美國，在一個叫蓋恩斯維爾（當地華人稱“甘城”）的小城一住6年。一直到她爸要前往韓國做博士論文研究，我們才舉家搬遷到首爾。

希蔓2歲8個月上幼兒園，3歲多入讀佛羅里達大學附屬兒童早期教育中心。5歲生日前，剛好趕上新冠疫情在美國爆發，連幼兒園畢業典禮都沒能舉辦。

2020年8月，她進入住址對口的公立小學kindergarten學前班，剛好疫情肆虐，線下課轉到線上。（注：美國各個州公立小學入學年齡略有差別，有的州四周歲後可以免費入讀Pre-K，有的州是從5歲免費入讀K，一直到12年級。我們所居住的佛羅里達州屬後者。）

從學校領了厚厚幾沓書和一臺筆記本電腦後，希蔓在家開始了小學生生活。每天早上6:20，她就被我們叫起，迷迷糊糊吃個飯，7:15正式開始一天的課程，一直到下午1:30結束（僅週三12:30下課）。每天的課程除了英語、數學，還有音樂、美術、體育幾科輪流插花。

五歲的希蔓進入美國公立學前班上網課

不知道是因爲從沒有上過網課，不知道怎麼把握教學尺度和成果，還是美國公立小學本來就很嚴格，她所在小學要求至少有一位家長陪着孩子上課。

每節課，孩子們都需要反覆在課本、練習冊、canvas教學系統、zoom教室、線上圖書館和配套的測試遊戲中，來回切換。大人坐在旁邊都要全神貫注才能跟上老師的教學節奏，更遑論注意力短暫的孩子。

希蔓剛開始上學時，連頁碼都認不全，當老師說翻到35頁，或者135頁的時候，她完全是懵圈狀態。

難的也不只是孩子，老師也很辛苦。全班18個孩子，主班老師Ms. Rudawski不僅要在短時間把各個不同發音的學生名字念準確，一人肩挑英語和數學課，還時不時要提醒某個孩子不要玩橡皮，請家長把卷筆刀收起來，還得接受當地教育局督導員的隨堂督導。

老師調動了各種線上遊戲、繪本、音樂和問答來讓孩子們保持上課興趣，孩子們也慢慢熟悉起彼此的名字、相貌，課堂裡也有了笑聲。但是缺乏真實的互動，孩子們其實很難建立起深層聯繫。

一個很現實的例子是，當時我女兒在本地的一個體操機構競技體操預備隊，每週末有一次一對一的私教課。有一次在停車場，我發現準備上車的那個戴着口罩的小女孩好像是希蔓的同班同學，試探性地叫出口後，發現確實是同學。兩個小女孩相顧無言，居然轉頭就各自上車了，留下了互相寒暄的爸媽。而她倆在課堂上還屬於互動比較多的那種，中午吃飯的時候，還會在zoom教室裡嘻哈兩句。

而家長無疑是壓力最大的。我們不止上課時間要陪坐在旁邊，在有限的休息時間裡做好午飯。下午放學後，要想辦法帶孩子出去戶外放鬆眼睛和身體。還要把各科的留堂作業、課後作業，幫助孩子做好，再提交到canvas系統或發email給老師。

比如音樂課有唱歌作業，美術課有手工或畫畫作業，體育課跳個操都要錄視頻，更不用說語文的閱讀、數學的訓練，統統都要提交。

英語課需要用到白板，

方便老師看到孩子們的進度

最可怕的是，每個月語文和數學都會有一次即興考試，孩子們要自己用鼠標點擊答案後再提交。我女兒是左利手，每次考試前後都要切換鼠標的左右鍵，手很小握不住鼠標，就算知道答案也無法準確點擊，或者錯過間隔時間只能跳過。

每次考試後，我們都會收到老師的反饋，說希蔓的英語要加強閱讀或數學的減法要加強，家長要集中訓練如此這般。我和她爸按照工作安排輪着陪讀，從積極配合，每次都會寫信回覆，到後面視若無睹，除語數以外的科目作業完全放棄。實在是每天處理完她的各種作業，我們也只能累癱在沙發上，以至於每天都趕自己的工作到半夜。

人一旦過度勞累，沒有自由和餘裕，就容易被情緒主宰。我們從從來不吼孩子的爸媽，變成時不時就要對着她發火的可怕父母。我甚至忍不住指着作業破口大罵，“3+5等於幾，你不會數手指頭嗎？從來沒有見過你這麼笨的孩子。”女兒可能也第一次見到我們這樣醜惡的嘴臉，每次都先被嚇到纔開始哭。

寒假只有十來天，元旦過後很快就接力上學。相當於連續上了7個月網課後，我生病了一個月，在此之前已經因爲抑鬱症和胃病，爆瘦20磅（約18斤）。她爸實在無法承受一週五天的陪讀，只能冒着風險把她送去學校上線下課。

我們家的硝煙慢慢散去，我也試圖回覆到以往的生活節奏中，用園藝和寫作療愈自己。雖然希蔓只上了兩個多月的線下課，因爲同班同學中有幾位是幼兒園同學，而且她性格開朗，很快交了朋友，作業可以在學校完成，不會給我們增加負擔。她不用每天面對壓力爆棚的父母，也恢復了往日的活力。

2021年春，7個月網課後，希蔓和好朋友Sama、Zaid一起返回學校上課

轉折點發生在七月中旬。2021年7月中旬，我們收到韓國簽證通過的消息；7月31日，我們帶着四個行李箱，三個揹包離開了生活了6年的美國，奔赴疫情下的韓國。一切雖然未知，但對於當時的我們來說，離開美國是一條對大家都好的自救之路。

在韓國華僑學校

女兒一不小心考了第一

在不確定簽證能否通過之前，我們已經通過網絡，給女兒找到了一個最適合我們家情況的學校——韓國首爾市永登浦區華僑小學。

按照簽證要求，她本可以免費入讀韓國公立小學，考慮到我們當時只准備在韓國待6個月，而且她的母語是中文和英語，首先排除了韓語學校。

而首爾市的國際學校學費很昂貴，每年學費大約在4-6萬美金，而且多在偏遠郊區。我們在兩所華僑學校中，選擇了離她爸訪學機構首爾大學更近的永登浦華僑小學。

這些考量，我們也都解釋給了當時六歲多的女兒聽。

相比於旁邊的公立學校，只有小學部的華僑學校只有一棟教學樓，操場也不夠大氣。但是希蔓和校長交流後，很快就把這所學校稱爲“我的學校”。

到韓國解除隔離後的第一天，

永登浦華僑小學秦校長帶我們參觀校園

一年級只有一個班，全班只有16個孩子。幾乎都是華僑、朝鮮族的小朋友，也有本地韓國人孩子，家長和孩子的主要語言居然是韓語。

我們在美國時，堅持在家說中文，在外交流才用英語。所以希蔓居然是班上少數幾個中文流利，並認識一些中文字的孩子。

一年級手工作業，

希蔓使用繁體和注音標識

她的中文優勢極大地幫助她融入學校。上學幾天後，她就回來說，老師讓所有同學都和她說話，“因爲黃希蔓只會說中文，不會說韓語。可以幫助同學們訓練口語。”

她的天性中被需要和樂於助人的特點被滿足，很快她就被選爲正班長，成爲最常幫老師維持紀律的那個孩子。

放學後，

希蔓和同學一起在操場玩耍，捨不得回家

從第一天開學開始，校長每天早上都會在校門口鞠躬迎接孩子們。去學校的路上要路過天橋，每天都有老爺爺老奶奶志願者帶着帽子幫助維持交通秩序，她在觀察其他孩子的舉止中，很自然地開始向長輩鞠躬，用韓語問好。

這是在直呼老師名字的美國無法想象的禮儀，我們也藉此機會和她普及了中國的一些傳統禮儀和文化。

放學後，希蔓和同學一起結伴回家

她的個體獨立性，在異國和小學環境中，得到很大的釋放。

在美國時，我常常感覺她是在替父母讀書，無論作業還是上課的時候都有種被迫營業的感覺。到韓國以後，她的作業並不算少，每天至少要花一小時才能完成，數學也比在美國時要難很多。

但她好像突然就開竅了，她看到我和她爸都需要工作或者寫作業，我們也告訴她，先自己把作業寫完，不會做的最後再統一來問我們。她不再巴着我們陪她，作業越做越快。幾周以後甚至知道在學校完成一部分，回家後只需要半小時就能完成作業。

第一學期結束時，她的語文和數學兩科都拿了班級第一，總成績第一。我感慨的甚至不是她好像似乎有了學霸的潛質，而是她終於完成了小學生入門。握筆的姿勢像模像樣，做兩位數加法是運用算式完成，而不是手指頭加腳趾頭混在一起都數不清楚。

第一學期考了第一，

表彰大會上秦校長和希蔓合影

另外一個比較大的收穫是，她的語言得到很大鍛鍊。

9月開學後，我很快開始上韓語網課，她爸在此之前已經學習韓語兩年，出門溝通主要靠他。女兒在耳濡目染中，也主動要求學習韓語，韓國政府委派的教師每週一次上門來教她。

我們在家說中文，她在學校學習中文（雖然是臺灣腔和繁體字），和韓國及其他各國朋友交流時使用英語。我單獨帶她就餐、買菜時，經常韓語和英文並用。離家很近的圖書館和書店中，英文、韓語和中文的繪本都很容易獲得。

三語並進的情況下，她並沒有混淆，反而每一種語言都有很大提升。中英文表達流利、可以自主閱讀繪本，韓語的發音得到老師誇讚，積累了很多詞彙。相比韓語會話，她的韓語歌曲更流利順暢。在朋友生日會上，經常用三種語言給朋友唱《生日快樂歌》。

她是很典型的白羊座孩子，得到的鼓勵和正向反饋越多，越能激發自身的熱情和動力。

考試成績第一、當班長讓她對自己要求更高（當然對同學們要求也有點高，導致她有些像老師的小助教）。這一點在她自學的呼啦圈、羽毛球，和去機構學習的鋼琴課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反向效果明顯的是跳繩和芭蕾舞，因爲做不好或者老師鼓勵不夠，她很快放棄了。

因爲她爸的研究沒有做完，我們在在韓國繼續待了半年多。因爲暑假機票太過昂貴，一個半小時的航程，單人票價2-3萬元，我們只好推遲到9月底回國。

14個月的時間，加上我當時發起長達半年的“尋找城市裡的自然”自然教育項目，女兒的兩個同學家庭和我們一家每週都會在首爾的各個公園、都市農園一起聚會、種菜，我們在韓國收穫了深厚得可以持續一生的友誼。

可以說，在韓國的這個間隔年，從內而外地幫助我們一家找回了疫情之前的生活熱情和生活節奏。

大理創新學校

像村莊一樣承托住我們母女

2022年9月底我們回國，因爲希蔓的戶籍隨我一起掛靠在杭州人才市場，沒有學籍，又是在疫情期間，所以無法保證能夠正常且無縫插班到杭州公立學校。

而我又對大理的創新教育嚮往已久，所以在韓國時期，就聯繫了幾家大理的創新教育，在接受了其中兩所學校的電話面試，填寫了十幾頁的入學意向申請書後，我們在10月下旬抵達大理。

因爲一些信息差我訂的房子距離學校太遠，只能臨時在學校家長羣裡找住宿，一個高年級家長金子主動邀請我們去他們家住。讓我們立馬感受到了大理和這所學校有別於其他學校的地方，人情味濃、社羣感強，幾乎還沒有入學就已經被當作了學校的一份子。

和之前的那次轉學一樣，我們都提前告知了女兒爲什麼要跨國搬家，搬家後她的學校情況大概是怎麼樣。

這次她還有和學校互相挑選的可能，讓她感覺到很新奇，擁有自主性後也非常期待。

她最後選定了一家華德福學校，因爲她去面試的時候，老師剛好帶孩子們在畫畫，他們很自然地邀請她一起畫畫。幾乎是面試結束，她和爸爸聊天的時候就已經用“我的學校、我的同學怎麼怎麼樣”來表達了。

週四面試，週五繳費，週一入讀，中間的那個週末，同學家長們先邀請我們參與了每月一次班級聚會。

在喜洲的稻田邊，希蔓和未來的同學們一起騎自行車、觀察水裡的浮游生物，坐在收穫過的田野裡玩稻稈、追逐打鬧。

希蔓很快就和同學、甚至他們的兄弟姐妹們熟悉了起來，上學第一天毫無壓力，甚至管同學叫起了哥哥妹妹。

在家長們的建議下，我們搬到了離學校更近、同班同學主要聚集的小區。

剛到大理，參加家長聚會

和同學們玩在一起

因爲她爸恰好拿到深圳一所高校的offer，但是暫時不能安排孩子入學，我們一家三口首次面臨長時間的分離。

我開始了“僞單親育兒”，而這個小區像傳統村莊一樣承托住了我們母女。

大理公共交通不發達，週五下午提早放假，我可以蹭同學家長的車去接她，週日再一起去同一個地方跳舞；

12月疫情突然放開後，女兒是班上第一個感染的孩子，同學家長開着車全城幫忙找退燒藥，鄰居們給我們倆輪流送飯，甚至還有人幫忙照看我們的兔子。

第一學期因爲插班和疫情放開導致提早放學，實際上女兒只讀了不到兩個月。但她喜歡上每週一次的大戶外徒步，會和我一起準備零食和飯糰帶去分享給同學。

因爲飯糰大受歡迎，她提議和同學一起在社區食堂外擺攤賣飯糰，雖然大部分都進到自己肚子裡，但是她的想法和行動力，還有同學之間的友誼讓我深感意外。

希蔓生日時收到的老師和同學的禮物，

大都是他們親手做的

因爲沒有作業也沒有考試，所以無法用成績來衡量希蔓的學習，但是她從學校帶回來的一些作品和故事經常讓我感動。

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天我們在吃橘子，她細心地剝下一縷縷的橘絡，然後告訴我《佛陀傳》中有這樣的故事，“吃橘子的時候，就只是專心地吃橘子，不要去想其他的事。”

我訝異極了，這正是我多年前在臺灣法鼓山參加一日行禪時候，法師們教導的修行法門，“一意一念，皆在當下”。在此之外，他們也會從人教版教材中學習古詩、課文，兼收幷蓄。

從學校得到的美好體驗遠不止這些。

比如她每天哼不完的各種大理本地民歌、民謠，還有英語老師教授的手腦心一起動的歌曲。

比如在春分慶典上，第一次體驗用傳統農具犁田，鞭春牛，還第一次擺攤賣起了用氣球扎的小動物。

在端午慶典上，老師家長們一起用“雄黃酒、灑庭戶，小孩頭上畫老虎”，在森林綠地中，懸掛艾草、菖蒲，敬拜天地，載歌載舞，共享美食。

春分慶典

她爸趁着來探親，還加入了家長組織的舞龍隊，是當天最受歡迎的一環。在肅穆的儀式感和歡樂的歌舞中，不止女兒，我們也是第一次這樣濃烈地感受到傳統節日的氣氛，這是我們在國外生活的7年多裡沒有過的體驗。

本圖由華德福學校家長志願者拍攝

但是，因爲我們都是第一次面臨沒有爸爸在身邊的情況，也因爲她剛好處在七歲半到八歲的轉變期，希蔓也出現了處處試探和挑戰我的養育規則的行爲。

加上頭兩個月她一直生病，我回國後工作機會和任務都增加了，精力和體力嚴重“入不敷出”。直到第二學期我暫停幾個月工作，從老師和鄰居、家長們那裡獲得更多支持後，我才能和她一起安心享受大理的風花雪月。

這也是我們決定再次轉學到深圳讀公立的最大原因，大理和華德福學校非常好，但是爸爸沒辦法一起，而我也做不到獨立育兒，從體力上、情感上和工作需求上，都很需要隊友的支持。所以只能按照滿足最優先選項辦法，先選擇一家人團聚在一起。

各種撒歡玩耍

女兒在大理實際上只上了7個月學，但是收穫的卻是一段可以銘記一生的經歷。我們與幾位親近的同學和家長也仍舊保持聯繫，等待着暑假再和他們相聚。

深圳公立學校

比我們想的更尊重孩子，更多元開放

在是不是到深圳上學、上公立還是私立的選擇上，我們也反覆商量。

我和她爸各自用具體情境，告訴女兒，如果繼續留在大理上學，會和之前一樣要跟爸爸分開；

如果要去深圳，我們最優先給她上的會是爸爸所在大學的附屬學校，但是可能會有很多同學一起上課，很多考試、很多作業，在一段時間裡趕不上同學們進度的困難（國際學校太貴，且離爸爸工作單位較遠，我們無法選擇）。

幾次討論下來，她左右爲難，但最終都選擇和爸爸在一起。我們就和她一起做了“融入公立”計劃。

爲了避免她和公立學校三年級同學差距過大，挫敗感太強，我們從2023年3月底開始家庭補習計劃。她需要加快進度，把拼音學好，認識更多的字詞。數學也需要熟練加減法，學習乘法，瞭解除法。

我買來深圳公立學校一二年級語數課本，每天和她一起學習30-40分鐘，順便練習一些字帖。她爸負責在週末給她上1-2節線上英語課，把這兩年落下的自然拼讀、英語閱讀和口語撿回來一些。

在韓國時沒有英語課，而她自從到大理以後，就不大願意說英語，即便我們選定了每週五是英語日，需要全程說英語，她也是隻聽不說。我們也因此意識到，學語言環境最爲重要，我們要努力爲她創造可以說和用的語言環境，才能讓語言自然而然地發展。

我們的補習計劃持續了三個月。在註冊之前，她接受了一次數學能力考試，難度遠遠超過我們的補習進度，我甚至懷疑她看不懂試題。

入學之後，我們和班主任兼語文老師、數學老師特別說明了她的情況。兩位老師都表示非常理解，不會給她壓力，也會給予她幫助。

第一次穿上校服去上學

女兒告訴我，數學老師看她聽不懂，下課後把她叫去辦公室開小竈，講解一二年級的知識點。

語文老師兼班主任告訴我們，她第一天上課就交到了朋友。讓我們不用擔心適應問題，她的經歷同學們都非常羨慕，也願意幫助她。

後面老師給她安排了一位數學特別好的同學同桌，方便希蔓向他請教。

除了我帶領她一起寫的“養兔日記”，希蔓從來沒有寫過作文，但是在大理華德福學校打下的口頭語文基礎，班主任老師鼓勵她用口語把經歷寫下來，然後在作文後面寫下大段細膩而正面的評語，誇她觀察細緻、開朗純真。

女兒大受鼓舞，每週的週記都能寫至少兩頁紙，還試過一口氣寫出五頁紙的童話故事。老師的每一句評語都能背誦出來。

9月我因爲一些工作留在大理處理，她和爸爸先回來上學。剛開始的那個月，爸爸說她每天寫作業寫到哭，但是哭着也要把作業寫完。每天作業時間至少兩小時，她忙得沒有時間去玩耍，但是並不氣餒。

十月我到深圳後，去學校開完家長會，見到了語數外三科老師後，終於放下心來。一個班50個同學，每個老師都有至少兩個班的教學任務，但是老師們的講解裡，每個同學擅長和需要補足的部分，都非常清楚。而且並不是一味下達任務，讓家長在家雞娃。

家長會後有幾位家長圍着老師繼續問問題，班主任老師上了一天課，嗓子都啞了，還是耐心地對一位家長說：“孩子每天上完專訓隊回家都8點，如果還要求他作業必須做完，成績優秀是不可能的。需要適當有些取捨。”

看到我在旁邊等着沒有上前，第一次見面的班主任劉老師也叫住我：“希蔓媽媽，希蔓的個性非常好，在班上有很多朋友了，你們之前的擔心是不必要的。”

校門口的展板上，

有她參加的剪紙社團的照片

第一學期結束，她除了英語拿了A，語文和數學都不大理想。但有意思的是，她不再像在大理時候那樣給自己蓋一個標籤，“我就是數學不行”，用我與他人的不同爲藉口，逃避每天的數學練習。

覆盤試卷的時候發現，她確實看懂也做對了更多題目，語文的古文、成語、作文都比之前有很大的提升。相比較於成績的提升，我們更欣賞她對學習的主動和負責任的態度，願意挑戰和重新認識自己的勇氣。

三年級第二學期開始，她寫作業時，就不再需要我們陪在身邊，自己先把會寫的寫完，不會寫的再來請教我們。

數學老師甚至建議家長，孩子不懂的題目也不要自己教，應該讓孩子們帶着問題回學校主動問老師。這種激發孩子主動去學習的態度，也給了我們很多啓發。

這學期，她在學校課後輔導時間能完成的作業也更多。最近，她經常只需要半小時就能完成作業。上學期，那個連在樓下花園玩五分鐘鞦韆都不敢的孩子，重新回到了沙坑、攀爬架。

去年搬回深圳後，班主任劉老師瞭解到我是做食農教育的老師，就建議我帶孩子們在學校天台花園帶孩子們種植蔬菜，並帶領勞動課。

今年開春，我就帶着50個孩子，在七八位家長的配合下，一起在天台做厚土種植、種子課程，得到很多家長和老師的響應與好評

。“爸爸媽媽進課堂”活動，讓學校的其他家長把自己的專長髮揮到孩子的課堂上。學校的開放和包容的心態，也給班級同學帶來了多元風格。

天台花園的種植牀

前不久，學校舉行運動會，家長和學校配合良好，自動補位，讓我看到了一種新型的家校組織形態。

確定好迪士尼主題表演風格後，有家長負責挑選演唱曲目，擅長英文的孩子主動報名，老師們選拔出幾位發音和唱歌水平都不錯的孩子領唱，分別錄音後交給一位音樂專業的媽媽來剪輯、混音。

其他孩子分男女學習不同舞蹈，有家長負責統一訂服裝，有的來教孩子們舞步。提前在班級羣蒐集口號和孩子們的手繪應援牌，再把紙質稿交給做廣告設計的爸爸，把手繪變成原創廣告牌。

運動會當天，有家長來扮演公仔，有的來幫忙化妝、扎頭髮，幫忙管理物資、拍照記錄，還有人照看不參加比賽在班級看電影的孩子，維持紀律。 一切井井有條，效率奇高又有愛。

曾經我擔心過，比較大的班集體會有更多的矛盾。但是我們兩個班級羣裡沒有人爭論爲什麼我的孩子不能領唱，不能站在前排，或者選的衣服不適合我的孩子等等，所有孩子和家長都是主動申請，自願參加，互相協作。

希蔓因爲服裝和其他女領唱的風格不同而沮喪，同學的媽媽告訴她：真正的警察都是像你這樣穿着褲子執勤的，你這樣看起來又酷又可愛。

另一位男同學的爸爸給我留言，希蔓在運動會結束後，撲到他身上，讓他把她抱回教室，直誇她可愛。

我一下非常感動，想起了她三歲時候，在幼兒園也曾經這樣，熱情地撲向每一個來接孩子的家長，不管是叔叔阿姨還是爺爺奶奶，她甚至記得他們每個家庭成員，包括剛出生的弟弟妹妹的名字。她感覺到充分地被愛和被尊重，所以可以肆無忌憚地向同學的爸爸媽媽撒嬌。

回首疫情爆發以來的這四年，我們一家經歷了許多的波折、不確定，也曾經懷疑過我們當下的選擇。

但幸好我們始終堅持家庭教育才是最重要的教育，我們家的議事原則是：

不管多大，孩子是我們家的一員，而不是父母的延伸。我們做任何決定需要考慮到她，徵求她的意見，但也不能只以她的需求爲中心。

我們仨的需求都是平等的，在能兼顧到的情況下，儘可能地滿足所有人的需求。不能兼顧的情況下，就按照優先選項來排列，這樣更容易做出決斷。

開頭我說到，最近我才確定女兒是適應並喜歡她過去的幾次轉學經歷的。

源於3月初的一天早晨，我送她上學前，她突然長嘆一口氣，說：“如果以後我們能住在越南就好了，這樣我就能每天都吃到最好吃的越南河粉和牛肉粉了。如果爸爸要去越南工作的話，那我要好好找個學校了。”

去年8月，她爸到越南開會順便帶我們遊覽了越南幾個地方，她深深地喜歡上了越南的粉和果汁奶昔。她馬上要9歲，已經明確意識到，如果要經常吃到越南美食，在越南生活，爸爸需要先有工作機會，然後還得給自己找個好學校。

這些因果關係、社會網絡的思考，都是她過去幾年在不同國家、文化中穿梭中獲得的。而她，已經對新的文化和教育體系躍躍欲試，想要掌握更多主動權。

相信等到再有我們不得不變動居住地的那天，她會更懂得怎樣去判斷什麼是“好的學校”，更懂得怎樣和我們去商量。這就是成長的痕跡。

藺桃：菁kids撰稿人，作家，著有《三十歲，回鄉去》等。喜歡帶孩子種菜、做飯、探索大自然，倡導“自然食育”家庭教育方式，曾帶領過大理自然食育夏令營和食物森林夏令營。篇幅所限，文字和圖片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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