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技術讓生活更糟糕了？

李直/文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數字技術像一股不可阻擋的浪潮，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很多人相信，這些先進的技術能把我們從資本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這種樂觀的想法被稱爲“加州意識形態”。

“加州意識形態”像是一個美好的夢想，把1960年代的“嬉皮士精神”和對自由市場的無限憧憬混合在一起，想象着一個既自由又富有的數字烏托邦。在這個烏托邦裡，人們覺得新技術能打破地域限制，讓每個人都能像在小村莊裡那樣親密無間地交流，沒有等級和權力的隔閡。

有些人覺得這樣能讓社會變得更平等，像是回到了“禮物經濟”的時代，擺脫資本主義的束縛。而另一些人則覺得，新技術能讓每個人都成爲自己的“企業家”，靠自己的努力和創意致富，克服資本主義的缺點。

但現實卻給了這個夢想一記重擊。雖然數字技術飛速發展，但資本主義經濟並沒有因此煥發新生，反而遇到了增長乏力的困境。特別是在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後，很多國家的經濟都陷入了停滯，而這時，平臺經濟卻如雨後春筍般涌現。

更糟糕的是，數字技術似乎並沒有解決資本主義的老問題，比如經濟虛擬化、富人更富、窮人更窮，還有社會治理的混亂。面對這樣的現實，一些學者開始懷疑，數字技術是不是反而讓資本主義變得更加糟糕了？

他們甚至提出了一個驚人的觀點：資本主義正在“封建化”。

這聽起來很不可思議，但左派和右派的學者竟然在這個問題上達成了某種共識。法國的經濟學家塞德里克·迪朗就深入研究了這個問題。他寫了一本書叫《技術封建主義》，認爲我們現在的資本主義正在向一種新型的封建制度轉變。不過，迪朗並沒有完全放棄希望，他相信人類社會還是有可能超越資本主義的。

《技術封建主義》

[法] 塞德里克·迪朗 | 著

陳榮鋼 | 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4年7月

他的分析不僅深入，而且很有系統性，讓我們能更清楚地看到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

數字技術革命下資本主義的演變

在書中，迪朗用簡單明瞭的語言,解釋了爲什麼數字技術可能會讓資本主義變得像封建時代那樣。迪朗認爲，封建主義生產方式需要特定的產品生產形式（勞動過程）和經濟剩餘分配形式（佔有關係）的組合：

從生產來看，封建主義勞動過程的特徵是普遍規模較小，缺乏協作，因而生產的社會化程度較低；

從財產關係來看，封建領主世襲性地壟斷了土地的所有權，小生產者只能依附於封建領主才能獲得必要的生產條件；

從剩餘分配來看，生產者的剩餘會以徭役和租金（貢賦）的形式轉移給封建領主，使得剝削具有一目瞭然的特徵。

由於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缺少商品貨幣關係，勞動者也沒有選擇上的自由，只能依附於特定的封建領主，因而封建領主是依靠超經濟的強制手段來保證經濟剩餘的榨取，包括政治、法律或軍事手段。

因此，封建制度下的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並不獨立。這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形成了根本性的對比，因爲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剩餘價值的生產與榨取是通過勞動力市場和勞資之間的契約這種非政治的手段來實現的。簡而言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看來，封建制的社會關係以帶有超經濟的強制性人身依附關係爲特徵，並將經濟剩餘以租金或貢賦的形式進行轉移。

那麼數字技術的發展是如何讓資本主義社會重新封建化的？

迪朗在書中，分別就數字技術下社會關係的新特徵以及數字經濟中的租金轉移機制進行了討論，從而確認了資本主義封建化的趨勢。迪朗談到，網絡空間正在成爲新的“領土”，網絡空間鏈接的各種終端能夠採集的數據正在成爲“領土”上的資源。所有的平臺企業，都在試圖通過構建多平臺的平臺體系與配套的終端體系，來佔有更多的網絡領土並攫取數據。

有學者將這一過程稱爲“數字圈禁”，而在數字領地的內部，用戶經受的是自動化的算法治理。在迪朗看來，算法治理通過各種概率預測，剝奪了主體的反身性空間，也就是剝奪了主體挑戰現實的能力。

儘管Uber司機覺得自己不受老闆的監管，想不想工作、幾點工作完全取決於自己，好像獲得了某種自主權。但是，除了遵循平臺算法給出的訂單、路線與價格，他們別無選擇。因此，迪朗談到，數字統治下的靈活性和自由，實際上是“虛假的自主權”。算法治理形成的是一種“自動化社會控制”，而這種“集體權力自下而上的象徵性結晶過程，以權力的形式，反作用於追求自身目的的組織對個人行使的權力”。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封建制特有的人身依附關係（用戶—平臺關係）和超經濟的強制在數字技術的幫助下得以復活。

接着，迪朗討論了數字技術的發展如何復活了封建制下的租金與貢賦的轉移機制。

在迪朗看來，數字技術所推動的租金轉移機制的關鍵在於平臺對無形資產的壟斷。伴隨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國際分工的演變，基於無形資產（知識產權、品牌、專利以及數據）的壟斷推動了全球價值鏈的“微笑曲線”的演變。這使得微笑曲線左端（設計與研發）和微笑曲線右端（銷售與服務）能夠獲得的利潤不斷增加，而微笑曲線中段（生產）的利潤在不斷減少，這是因爲處於微笑曲線兩端的無形資產的所有者可以通過租金獲得更多的收益。

在具體的租金轉移機制上，迪朗談到了知識產權租金、自然壟斷租金、無形資產的級差租金和動態創新租金四種形式：

知識產權租金：核心企業基於知識產權（專利、版權、商標）的壟斷而產生的租金，這體現了核心企業對生產要素的直接控制。

自然壟斷租金：核心企業可以依靠對整個產業鏈的嚴格控制來獲得更多的利益，反映的是核心企業在全球分工中對直接生產者的控制。

無形資產的級差租金：無形資產規模報酬接近無窮所帶來的收益，反映的是無形資產的特性。

動態創新租金：核心企業依靠不斷積累的產業鏈上的數據進行持續性的創新，不斷獲得新的租金。

迪朗談到，雖然“加州意識形態”認爲互聯網能讓小資本創新，打敗大壟斷，但實際上，平臺公司利用數字技術，反而搞出了新的壟斷。這並不是說資本主義完全變成了封建主義，但數字技術確實讓資本主義有了一些封建主義的特徵。

迪朗對這種封建模式的分析，具有理論上的超越性，給基於政治經濟學的數字經濟分析帶來了新的理論視角。

退化的社會化

到目前爲止，關於數字技術和生產的社會化如何相互影響，政治經濟學領域的討論還不算多，但理解這些關係對看清社會的運作方式非常重要。迪朗在書中，把這個問題引入了數字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中，給了我們很多新的思考。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會不斷地提高生產的社會化程度。馬克思在《資本論》曾談及社會分工和個別分工的不同協調模式：社會分工主要依靠市場的交易進行協調；後者主要依靠勞動過程內部的計劃進行協調。

意大利貝加莫大學經濟學教授裡卡多·貝拉弗爾(Riccardo Bellofiore)認爲，這是生產社會化的兩種表現：社會分工的市場協調是“後驗的社會化”，因爲東西賣出去後，我們才知道大家的勞動是怎麼聯繫在一起的；而工廠裡的分工是“即刻的社會化”，因爲工人們直接在一起工作，技術和管理讓他們形成了緊密的協作。

總而言之，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後驗的社會化與即刻的社會化都在不斷髮展，提高了生產的社會化水平；而封建主義則是以小規模生產（缺乏即刻的社會化）爲特徵，同時又缺少商品貨幣關係（後驗的社會化），所以生產的社會化水平很低。

現在，在技術封建主義中，數字技術的發展是否重新帶來封建主義的低水平的生產社會化？ 迪朗認爲，數字技術的發展沒有降低生產的社會化水平，但是卻創造了一種“退化的社會化”。

這是什麼意思呢？

迪朗認爲，數字平臺的出現創造了新的社會活動的組織與協調邏輯，因爲數字平臺的功能就是“根據在非相關人羣中發現的行爲模式來操縱社會互動”。也就是說，對社會互動的控制現在被置於算法控制的邏輯之下：我們每個人在社會互動中形成數據不斷成爲算法優化與決策的“養料”，而社會互動又在被算法的結果“操縱”。

在此基礎上，原有的協調社會分工的市場機制發生了重大變化，供求雙方越來越接觸到的是由算法決定的搜索、匹配和價格結果。用迪朗的話說，“作爲算法協調的輸入，數據使交易更加有效，但同時也更加有失公允，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數字平臺架構中隱藏的標準”。

持有更激進觀點的希臘前財長亞尼斯·瓦魯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乾脆認爲，市場機制已經消失了，控制數字平臺的資本已經成爲“完全私有化的數字交易空間的創造者（像亞馬遜這樣的雲封地），買家和賣家都無法享受正常市場中的任何選擇”。

換言之，在迪朗和瓦魯法基斯看來，以往的市場機制已經被平臺“封建領地”所控制的算法取代，平臺希望“通過投資和創新來積累無形資產，從而產生各種形式的社會控制”。

更爲重要的是，除了市場機制外，即刻的社會化的協調也深受算法控制的影響，例如對外賣員和快遞員個別勞動過程的控制，以及對人們社交的控制。

因此，平臺封建領地內部的控制原則正在成爲整個社會的控制原則，但是這種掌握了“操縱社會互動”的巨大權力的平臺系統，卻又是私有化的。迪朗對退化的社會化的討論，實際上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社會關係的一種深刻變革。

用阿姆斯特丹大學社會學教授佩特·託恩伯格（Petter Törnberg）的話來說，那就是“平臺模式在經過數十年的實驗後，終於成爲能適應數字技術特徵的主導性組織結構。通過讓社會基礎設施介入一種私有化的治理形式，這種組織結構利用數字技術前所未有的重塑生活方式的能力”。

這種變化的悲觀結果是“算法治理試圖控制個體而不給願望的形成留下任何空間，個體只能淪爲擁有‘悲傷激情’的機器”。簡單來說，“退化的社會化”其實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大變化。

平臺成了新的社會組織結構，它們用數字技術來控制我們的生活，但這種控制是私有的、不公平的。這就像是我們的生活被裝進了一個黑箱子裡，我們只能按照別人設定的規則來行動，失去了很多自由和選擇。

數字經濟背後複雜的社會關係

迪朗在本書中系統性地闡釋了，掌控數字技術的核心企業如何實現租金的轉移，這實際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問題。

在政治經濟學理論看來，收入的具體形式實質上是收入背後的社會關係的反映，而分析平臺收入的本質可以揭示平臺運行背後所涉及的經濟與社會關係，這是從理論層面分析平臺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中，工資、利潤、商業利潤、利息以及地租，都是不同經濟主體在特定社會關係下參與社會生產而產生的特定收入形式，但大量研究卻忽視了這個問題的複雜性。不少學者都直接認定了用戶活動與價值和剩餘價值生產之間的直接關係，即用戶的“免費勞動”正以無酬的形式，在爲平臺創造剩餘價值。

這些研究看似將馬克思的批判性分析延伸到了勞動力的再生產環節，認爲平臺的出現把勞動者的日常生活轉變爲資本生產剩餘價值的剝削過程，因而加深了對勞動者的剝削和勞動的異化程度，但是實際上卻忽視了平臺的收入在本質上涉及的社會關係。

迪朗的分析卻完全不同。

相較於不斷重複“平臺在剝削用戶”這種邏輯，迪朗的四種租金轉移機制，揭示了更復雜的事關數字經濟運行的社會關係，涉及平臺、用戶、外包的生產者、依賴平臺無形資產的各種主體間的關係。

迪朗的這種分析，實際上可以被嵌入到更廣泛的對資本主義經濟正在轉向食利者經濟的討論。最本質的問題在於，經濟的食利者化——也即迪朗在本書中提到的凡勃倫的掠奪邏輯——會改變資本主義創新的方向。

一旦租金的邏輯成爲主導，會出現“用於保護和擴大數字地租控制權的投資優先於生產性投資”的局面，這正是“新興生產方式的反動性”所在。

這實質上改變了資本主義經濟的活力。

用迪朗引用佩裡·安德森（Perry Anderso）的話來說，資本主義的競爭是累加式的，創新可以帶來所有競爭者的繁榮，而封建領主爲了土地擴張而進行的軍事競爭卻是一種零和博弈。

平臺之間爲了爭奪用戶從而不斷擴張自己封建領地範圍的競爭，更接近於傳統封建領主間的軍事競爭。正如瓦魯法克斯所言，平臺吸引用戶“並不是因爲它提供的價格更低，也不是因爲它所建立的更高質量的‘友誼’或‘關聯’”，而是通過基於新的在線體驗爲“雲農奴（用戶）創建了新的雲封地”。

此外，持續性的租金轉移無疑會加劇收入不平等和經濟增長疲軟等一系列問題，因此探究食利者經濟的發展是釐清資本主義發展動向的重要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