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廣場》未始即終的碳稅（吳珮瑛）

澎湖花火節。（圖：張茂雄）

爲降低溫室氣體（GHG）排放，部分學者及民間團體呼籲政府應課徵「碳稅」而非「碳費」，或既稅又費更有誘因，不知何以咬定「稅」纔有減量誘因？如稱爲英文直譯的「碳徵收」（carbon levy），此爲「稅」還是「費」？又採瑞士及加拿大「碳紅利」（carbon dividend），豈非更加撻伐是鼓勵GHG排放的倒行作爲！

應是碳費、碳稅、碳徵收或碳紅利？名稱不同是爲政策順利推動而爲，此外，名稱不同除涉及課徵機關有別外，最主要是臺灣是否已具備大幅重整相關稅賦名目條件？其實，更務實的是收入如何使用問題。

稱爲碳費、碳徵收或碳紅利，一般是甲稅換乙稅的稅賦中立作法，北歐五國、瑞士及加拿大部分省是典型範例，在高所得稅率反彈聲浪下，政府降低所得稅率，方使能源稅及碳稅得以切入，進而以碳紅利名目將收入發給所有繳稅者，這是左口袋出、右口袋進嗎？另一是儘量不以稅（tax）字眼刺激被課徵者。國外經驗顯示，無人會歡欣鼓舞迎接新稅目，此是爲溝通讓新政策順利上路的關鍵。

強調唯有碳稅方有減碳誘因，檢視全球在2015年前已開徵全國性「碳稅」國家，將減碳成效全歸功於碳稅之真實情況。首先，芬蘭是開出第一槍碳稅課徵的國家，當前每噸爲極高US$ 72.83稅率，1990至最新2018，GHG排放卻增加60.52%；西班牙亦然，當前每噸US$ 17.62，在不算低的稅率下，因境內局部電來自摩洛哥認真燃煤所提供，以致於西班牙2014開徵至2018，電力仍有85%來自化石燃料、致使GHG排放增加1.94%。非歐洲國家的墨西哥由開徵的2014至2018，不遑多讓更增加5.35%。

而同屬首波施行碳稅的挪威，由1991至2018漫長28年，目前最新每噸碳稅爲相對高的US$ 69.33，GHG排放卻僅微幅下降0.28%；同梯施行碳稅的丹麥，當前每噸爲挪威一半不到的US$ 28.14，1992至2018、GHG顯著下降35.93%，另個可大聲嚷嚷的瑞典，當前每噸US$ 137.24，1991至2018顯著降低57.62%；另個非歐洲國家的日本，雖然課了不起眼的每噸US$2.61，然由2012至2018的7年，GHG卻也一步一腳印減少9.61%。

由此可見，在GHG排放在碳稅課徵下是增加或減少，一則與稅率沒有固定關係，與課徵時間長短亦無關，減碳成效需考量開徵國的社會、經濟與稅制結構，與左鄰右舍國家能源的互通狀況，及國家能源結構之配置等等條件。

整體碳費（稅）收入是統籌統支或專款專用，前者是進入政府統一運用所有稅收大水庫，後者則經由法定專用於避免碳泄漏及減緩GHG排放相關措施，或由所有利害相關者依慣例及默契，在各方同意下規畫收入用途。

以目前政府用錢方式，降低GHG排放經費不會排在稅收使用優先順位。選擇統籌統支、不需意外收入用於槍砲彈藥、飛機艦艇、客機購買，更不用驚訝收入用於煙火施放、跨年路樹五彩燈泡懸掛，期待「碳稅」達成GHG減量目的終將灰飛煙滅。

（作者爲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