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需構築新的世界敘事框架

劉迪近期的一些國際新聞正在影響着對全球格局的認知方式，而日本在政治與外交上的反應在筆者看來顯得謹慎甚至滯後。2025年2月底，美烏首腦爭吵震驚了日本社會，日本媒體至今仍在“消化”這一衝擊。此前，日本已在國際認知領域經歷了兩次重大輿論震動——特朗普的再度當選與中國DeepSeek的技術突破。儘管這些事件對全球形勢產生了深遠影響，但日本國內輿論傾向於淡化它們的意義，這一現象反映了日本在信息接收和世界解讀方式上的侷限性。當今信息傳播已高度自由化，然而日本的“世界知識”仍受到某種過濾。無論是關於美國大選的報道，還是對中國科技進步的解讀，日本媒體往往呈現單一視角。即使在全球化的多元媒體環境下，這種現象仍未見明顯改善。這就導致日本社會在理解世界時，容易陷入固有框架，難以形成更加全面和多元的國際認知。日本學者邊見伸弘在《中國-東盟：爲何日本誤讀“大中華經濟圈”》一書中指出，日本對中國的認知長期受到西方視角的影響。他強調，要真正理解中國，必須依靠實地調查，而非簡單依賴西方媒體的報道。然而，當下的日本媒體要麼選擇性忽視中國，要麼報道千篇一律，缺乏生動的一手信息。在“西方中心論”的框架下，中國常被日本媒體描述爲“產能過剩”“傾銷”“擴張主義”等問題的集合體。然而，邊見伸弘通過深入中國社會，觀察到許多西方主流媒體未能捕捉的現實。他強調，武漢、杭州、成都、長沙、合肥等“新一線城市”正在迅速崛起，而中國每年1200萬大學生畢業，如果其中10%屬於精英人才，這一規模仍是日本同期新增畢業生的兩倍。邊見伸弘的這些分析，對於日本準確理解中國具有重要意義。令人遺憾的是，日本媒體大多缺乏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及技術飛躍的客觀敘事框架。全球正處在一個歷史轉折節點。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西歐經濟迅速發展，“中國停滯論”一度廣泛流傳。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到中國經濟處於停滯狀態，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則在《歷史哲學》中認爲中國“歷史停滯”。他們都認爲，西方代表着歷史發展的終極方向。然而，今天的中國正在用科技創新和治理模式挑戰這一傳統認知。中國不僅完成了工業化，還在人工智能、5G、清潔能源等領域展現出強勁的創新能力。日本的世界認知框架、敘事框架形成於明治時代。明治時代，福澤諭吉曾號召日本“一切以西方爲目標”。戰後日本進入西方政治框架，日本的經濟奇蹟也曾依賴戰後國際秩序和美國市場的支持。時至今日，日本社會的政治正確仍然深受“全球西方”影響。例如，日本某電視臺每天早晨播出的國際新聞節目，其選題和報道角度幾乎都是西方視角及日本官方立場。如今，“全球西方”正逐漸喪失對世界歷史的絕對主導權，而“全球南方”的崛起與中國的持續發展正重塑全球格局。面對這一變局，日本尚未形成一套新的敘事框架來理解和應對。當前，日本在“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構想下，努力加強與美印澳等的戰略合作，同時積極主導CPTPP，試圖構建以自身爲中心的自由貿易體系，以在全球經濟秩序的重組中尋求主導權。近年來，中日關係經歷了多次波動。今天的兩國關係“乍暖還寒”。未來兩國關係的變化還需要進一步觀察，但與此同時，中日之間仍有許多溝通和協調工作需要推進。無論如何，中日人文交流始終是增進理解的重要途徑。影視遊戲、青年互動、教育交流、書籍出版、媒體合作等多種形式的交流，正在深化中日民間的相互理解。對日本來說，克服對單極世界的信仰以及某些行爲模式恐怕是一項重大課題。未來，日本能否真正適應全球變化，及時調整其世界認知和國際戰略，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其在世界格局中扮演的角色。在戰後80年的今天，全球格局正在走向多極。日本文化人類學家中根千枝提出的“縱向社會”理論認爲，日本社會強調等級秩序，因此在處理橫向關係方面經驗不足。這種社會結構不僅影響了日本國內的人際關係，也影響了日本在國際關係中的行爲模式。從外交實踐看，如何處理日美同盟與其他國家的平等關係，也需要相當的政治智慧。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全球南方”概念已進入日本的公共討論空間，日本外交也在嘗試接近這一新興勢力。同時，筆者注意到，日本的民間與社交媒體上，“全球中國”現象日益明顯，折射出中國在全球多極化進程中的崛起。“全球中國”，不僅指中國自身的全球化進程，更體現了它在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對世界秩序的重塑。春節成爲全球性節日，微信等科技產品廣泛使用，華爲、小米、比亞迪等品牌崛起，中餐、影視、漢語學習日益普及。中國的影響力已超越地域限制，成爲全球多極化的重要推動力量，使得“中國議題”成爲國際研究的核心議題之一。在這一格局變遷中，日本既無法迴避，更無法繞行，如何調整自身認知與戰略，將決定日本在未來世界中的定位。日本的世界認知既受西方主導的信息體系影響，也受其自身社會結構的制約。面對當今全球格局的深刻變革，日本媒體突破固有觀念、構建新的世界敘事框架已顯得愈發重要。（作者是日本杏林大學綜合政策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