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海璐 御姐少女心
對話開始前,秦海璐跟毒眸嘮起了家常,說到興起時,秦海璐會發出爽朗的大笑——就像鄰家姐姐的閒聊,絲毫沒有初次見面的生疏。
秦海璐身上自帶一種“大姐”氣質,可靠又細心,果斷又爽朗。不過,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外界對她有着另外的認知印象。
秦海璐經常直言不諱,在各種場合暢所欲言:聽說有不背臺詞的“數字小姐”,她說,“我要是遇上了,肯定大嘴巴抽過去”;遇到任何劇本,她堅持要琢磨下功夫,“我覺得做創作的人,是沒有信手拈來的。”這些認知標籤說到底,其實不過是她身爲演員,一直堅持的基本素養和基本態度。
出道多年,秦海璐體驗了不同的角色人生,修煉出了一名成熟演員獨有的飽滿與堅定,“一直在演戲的演員,演到一定層面的時候,都是蠻精煉的人,在專業上來講純度極高。”秦海璐開着玩笑說,“我們演了二十多年戲,都是‘千年的狐狸’,一千多歲了。”
這些年,她又多了些新的身份。導演,編劇,策劃……在產業身份裡不斷切換,每一次她都試圖用最恰當的方式,參與創作、觀察、感受並表達。
聊天過程中,秦海璐經常會發出爽朗的笑聲,面對問題,她選擇用坦誠的態度,表達着自己的初心。她珍惜當下的成績,也會有些意外和惶恐,“因爲做演員我是憑個人喜好的。混到這樣,也蠻意外的。”
在秦海璐看來,拍戲不僅是演技,更是閱讀理解。相較於故事的邏輯,她更在乎情緒,“邏輯在情緒面前一文不值,剪輯臺上剪掉的全部都是邏輯戲。邏輯是根據情緒來的,情緒是可以有章節的、可以跳躍的,每一個故事都有它自己獨特的生命力。”
《老槍》和她飾演的金雨佳便是如此。
樓梯與衣架
看到《老槍》這個故事時,秦海璐就意識到觀衆會把這部電影跟她14年前主演的《鋼的琴》做比較。
《老槍》和《鋼的琴》是有些相似之處的。同樣將故事背景設置在上世紀的東北,同樣呈現了一羣下崗工人生活百態,同樣以一個失敗的中年男人爲敘事視角。
然而,在諸多相似之處中,秦海璐還是看到了兩個故事之間的差異性。“《鋼的琴》更多是情感羈絆,但是《老槍》更想呈現環境對人們的壓力,側重點在於選擇不同。”
《鋼的琴》裡,下崗之後的陳桂林,被生活擊敗,昏暗的日子裡唯一能夠抓住的只有女兒的撫養權,所以,他帶着的一羣工友拼盡全力做出一架能夠挽留女兒的鋼琴。《老槍》中,顧學兵在“大廈將傾”的工廠保衛科,執拗地在乎對與錯,不肯同流合污,也不肯沉淪墮落。
在秦海璐看來,《老槍》有一種鮮明的態度,“他們雖然無力改變,但是並不無感。”
在《老槍》這出典型的男人戲中,秦海璐飾演的金雨佳是唯一的一抹紅。跟《鋼的琴》裡淑嫺不同,小金身上有着更深的時代烙印——下崗後,她支起小吃攤,倒賣衣服,去夜總會賣酒。“男人有男人得錢的道理,女性也在努力謀生。小金身上其實看不到什麼愁苦,你會看到蓬勃的生命力。她想要把日子過下去,而且還要過得好。”
不止《老槍》,在秦海璐過往的作品中,她所飾演的女性角色身上都有着一種凜冽的果敢。《紅高粱》的淑賢,《老酒館》的谷三妹……她們身上揹負時代的沉痛,咬牙求生,卻仍保留着一份柔軟。
秦海璐在乎那些細膩的柔軟,即便它只是短暫閃過。《老槍》裡,金雨佳跟顧學兵兩人來回相送的那個昏暗樓梯,顧學兵默默爲金雨佳用鐵絲圈起的衣架,都是這部戲中秦海璐印象深刻的細節之處。
秦海璐對於情感總是保留着一份似少女一般的天真。現實中,她的感情觀亦是如此,節目中袒露自己聽霸總小說,結婚多年仍沉浸在戀愛的寵溺之中。
很多時候,中年愛情出現在大衆視野,會被塑造的有些刻板,比如,相敬如賓或者,冷漠疏離。實際上,那些情感還有滾燙的可能。
“20歲的表達可能就是‘我很愛你’‘我不能沒有你’,但是40歲不會這樣說,更多是‘你還好嗎?’‘累了的話,歇會兒吧’。條件好一點的,可能會說‘明天別上班了’,他在心疼你,但如果條件差一點,可能就是‘明天我來接你’,因爲我知道你不得不去。”
電影裡顧學兵和金雨佳的結尾,其實有幾版結局:金雨佳跟老趙走了、跟顧學兵崩了、他們一起拍了張全家福。但這些在秦海璐看來,都不符合那個年代的感情訴求,“在這部電影裡,他們的關係需要思考,第一個那個時期大家都在謀生,沒有時間談情說愛,第二個,他們是重組家庭,第三個她是個單親母親。”
正因爲這段情感隱秘又洶涌,更能看出其中的戲劇張力,這也恰是一個演員自我表達最好的空間。秦海璐會認真分析每一場戲的情感動因和人物關係,那些沒有表演出來的故事,都生髮成了她飾演角色真實的血肉。
“看似平淡無奇的一齣戲,但我們演的很有意思,我覺得就足夠了。我很享受創作過程中帶給我的愉悅感,這是我喜歡演戲很重要的一個理由。”
回到東北
秦海璐是個土生土長的東北人,再加上她樂於跟新人導演合作,基於這兩重原因,陌陌影業找到了秦海璐。
秦海璐以劇本顧問的身份對《老槍》的劇本提建議,一點點幫着導演修改。故事裡幾乎所有東北細節都取自於她的少時回憶,比如,電影裡,顧學兵用鐵絲彎成衣架的這一細節就來源於秦海璐真實的生活經歷。在導演眼中,秦海璐就是個“東北活字典”。
不到二十歲的秦海璐所經歷的東北故事,四十多歲的她憑藉着記憶一點點拼湊復刻,一點點揣摩着那時父輩的迷茫心境。
在秦海璐的回憶中,大人們一直在憂慮、忙碌,你能夠清晰感受到那時東北的凜冽與蕭條。“可能這個星期有貨來了,就去進貨,然後大馬路兩棵樹中間栓個繩子就開始賣,八塊十塊,貴點兒的,三四十塊錢。沒衣服賣的時候,就去開早點攤,有衣服賣的時候,早上開早點攤,下午賣衣服。有時候,晚上去露營廳、舞廳、電影院打雜。”
少時的秦海璐也幹了許多的零工來補貼家用,比如,拆紗線、縫棉被、彈棉花。她甚至清楚地記得幾塊布拼起的抹布,賣三毛錢一塊。
“那個年代的人真的是在‘謀生’。未來好像蠻無定數的,好在大家會樂在其中。”秦海璐說道。
而謀生的堅韌背後,往往藏着說不清的無奈和悲憫。
下崗的父母忙於生計,無力照顧家裡,將12歲的秦海璐送去戲校,在那裡秦海璐經歷了日後不願回憶的殘酷日子。心智和身體的折磨訓練,雖然修煉了她的隱忍度和專業性,但是在許多個採訪中,秦海璐都表示失去的快樂是永遠沒辦法彌補的。
在中戲讀書時,秦海璐是班裡少有不願意接戲的學生,她只想拿個文憑,當個白領,過上穩定的生活。明星的浮華並不能承載秦海璐的慾望,她的慾望更多是尋求一份安穩。只不過命運推着她走到了聚光燈下。出道作就獲得數項大獎,現實證明舞臺纔是她的歸宿。
後來,這些經歷都對秦海璐的演藝生涯有了根本性的幫助。“我在演很多角色的時候,好像沒有什麼是我幹得不像的,或者做得不對的。因爲我的生活經歷,它能夠給我給一個準確的判斷,我會知道這個事情應該怎麼做。”
翻看秦海璐的過往作品,不難發現,她留給觀衆印象深刻的角色,大多都存在於她故土之上的小人物,《榴蓮飄飄》裡的阿燕,《鋼的琴》裡的淑嫺,《懸崖之上》裡的王鬱,她們是東北女性不同的時代側面。
某種意義上來說,秦海璐經歷着東北影像創作的時代變化。作爲這些內容的發源端,東北因爲經歷更多的動盪與殘酷,這片土地的故事往往有着更多的文學性與戲劇性。這一點上,秦海璐承認這種影像創作的魅力存在,“我覺得大家可能對那個時期的東北更有共鳴。”
但是,當“東北”漸漸成爲一個產業化概念,創作模式形成了定論,變成了一個帶有地域性特徵的文學創作風潮,其塑造也不可避免會走向終結,觀衆的審美疲勞就說明了一切。
作爲那一時期的親歷者和參與者,面對“東北文藝復興”風潮,秦海璐顯然要更加冷靜,她跳出思維的侷限,反問,“這種流派能堅持多久呢?”她主動解構了“東北”這個文學概念背後的刻板印象,“我個人覺得在東北發生的任何一件事情,在全國都可以發生,也都有發生。它並不是特定屬性,它可能是一個時代變革的開始,但是這個時代變革並不只是東北。”
某種意義上來說,東北文化敘事承載着觀衆某一時期的內容需求與想象,當這一切發生變化時,就需要探索這個文化符號本體更豐富的表達,而寬闊的理解往往能賦予創作更長久的生命力。
不僅如此,關於這股風潮的流行,她還提到產業的選擇,“我覺得還有製片的原因,我們的導演視覺審美是以藍綠灰爲基礎色調,在美術和拍攝層面上面來講,前蘇聯援助我們的那一段時期所留下來的建築都是這個色調,東北是能夠完成絕大多數的。比如說劇本里邊有120場戲,有80場戲在這兒能找到合適的景兒,你只需要做40場的景就可以了。但是很多城市它只能完成二三十場戲,那麼你要做100場戲的景的時候,就不會選擇在這個地方拍。它有很多工業的原因在裡面。”
這種跳出思維侷限背後的立場,不僅有演員的視角觀察,也有製片和策劃多重身份的工作感悟。
“一顆菜”
如果用一句話來形容秦海璐,可能是“不想當策劃的導演不是好演員”。
秦海璐從不拘泥於一個身份單向性發展,演員、編劇、導演、策劃……這些身份都是她理解世界的方式。面對日後可能發展的方向,秦海璐表示自己也不清楚,她隨性地擷取生命中感興趣的部分,用職業的專業性來豐富自己的理解。
在秦海璐看來,想要成爲一個優秀的演員,需要具備編劇的意識,提升自己的閱讀理解能力,而想要做好編劇的工作,離不了策劃思維釐清創作方向,進一步而言,想要做好策劃的工作又需要具備導演的知識儲備。
一層一層職業身份加註在秦海璐身上,構成了如今的她。而這些身份並非是達成她行業地位的目標,這些只是她關心故事、情感、人物的一種途徑。
可以成爲任何身份下的秦海璐——這種意識在戲校時,老師就爲她埋下了。“一場戲裡邊有角兒,有配,有龍套,但是你必須龍套都像角兒一樣,這臺戲纔好看,就像一棵菜,它緊緊地抱在一起。”
隨着身份的多元,理解的加深,秦海璐對於產業的認知逐漸豐盈起來。她對於行業發生的變化,擁有着敏銳的感知。
面對電影行業階段性的緊縮,短劇市場異常的繁榮,技術革新與內容發展衝擊着產業之中的每個人,有人惶恐,有人焦慮,秦海璐的心態相對而言更平和樂觀一些。
“可能大家覺得這是一個低谷時期,一個混亂時期,我覺得任何時候都是好時候。對於創作來講,任何的一次冰點,一次高點,一次波折,都是創作的素材來源。作爲內容的創造者,作爲產業的參與者,不要去抱怨、遺憾、等待。”
秦海璐深知,前幾年受疫情影響,內容平臺呈現更多元的內容,以及用更便捷的方式,改變了觀衆的觀看習慣,從而導致很多人失去了去影院的興趣,這是風險,但同時也是一個產業升級的機會。
技術的發展永遠在進行着,當渠道發生變化,內容層面也需要進行調整,在秦海璐看來,這是產業內所有人需要研究的,並用時間去作證的,它不過是影視行業發展中一個必然的過程。
“我們不知道短劇後面還會發生什麼。還會有如何新的科技革命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什麼樣的改變。科技發展了,那我們就要思考如何應用它,沒有必要固步自封。”
秦海璐一直保持着開放的態度面對一切的變化,她接受當下新人演員的青澀,她在綜藝《芒果新生班·搭檔季》裡耐心地教導,她也理解當下觀衆對短劇內容的熱情,她自己有時也會去看短劇。
保持着一份從不凋零的好奇心,是秦海璐工作至今,仍然能保持產業觀察和內容創作不竭的動力。“好奇心真的促使我去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能不能拍成,能拍成什麼樣?我不知道,會比較隨性。”
秦海璐提到,接下來自己計劃做一部紀錄片。這個想法源於有次在貴州旅遊,她無意間進入了一個山洞,那個山洞給了她非常大的震撼,她好奇一段生動的歷史,也好奇一個少數民族的過往。她像一個孩子一樣興奮地描述着自己的好奇與激動。
當問到什麼時候可以看到這部作品時,秦海璐作爲一個成年人的認真勁兒又出現了。她說紀錄片需要大量的時間,需要拍非常多的東西,也需要大量的資料學習,她還在學習過程中。
“我是一個蠻不靠譜的一個人。我比較在意自己當下的感受,我希望我做的這個事情是我喜歡的。因爲我特別知道我喜歡做一件事情和不喜歡做一件事情的結果差多少。”
現場又響起一串熟悉的爽朗笑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