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周虹的“使命驅動”：搭建中西橋樑 讓更多患者獲益

文/ 朱萍 姜伊菲

“2015年擔任羅氏總裁時，我的任務是促進腫瘤患者的藥物可及性；現在默克則是搭建中西橋樑，在我負責的除了北美之外的國際市場，不管我走到哪裡，我都希望促進相互之間的理解和支持。”深耕中國醫藥市場的默克醫藥健康全球執行副總裁、中國及國際市場負責人周虹稱，自己是在使命驅動下，在不同階段完成不同任務。

周虹

默克醫藥健康

全球執行副總裁、

中國及國際市場負責人

12歲遠赴德國求學，28年後毅然回到中國深耕醫藥市場，獨特的成長和工作經歷塑造了周虹，既讓她始終充滿好奇心和熱情，像打了雞血似的完成每一個任務，也讓她見證和參與了中國醫藥市場這片土地從拓荒走向高速發展，並堅定地看好中國市場發展。

實際上，長期以來默克也非常重視中國市場。默克1933年進入中國，從22個員工開始，發展至今已有4500名員工，銷售量達210億歐元，累計向中國投資60億元人民幣。“加入默克的那一天，公司給我寄了一份已經發黃的信箋的復件，記載了威利•默克在1888年一次環球旅行中來到中國時的日誌：‘ 我堅信中國只要願意就可以變得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更強大’。”周虹講述稱。

因此，即使面對地緣政治等因素，默克和周虹始終堅信國際化的發展方向，認爲在製藥領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企業能夠完全自給自足。作爲中西方溝通的橋樑，周虹也致力於推動全球業務合作，同時摒棄地域或文化偏見，以開放和包容的心態培養不同背景的人才，包括來自中國、韓國、日本等亞洲地區的人才。“默克團隊堅守承諾，希望中國的創新走向世界，世界的創新也能進入中國。即便人員有所變動，公司的承諾也始終如一，不會因個人而改變。這種可持續性是我們默克中國的一大亮點。”

“使命驅動”

1983年，12歲的周虹離開溫州，遠赴德國求學。2011年，她毅然決定放棄在德國多年的學習和工作積累，回到中國。

多年的高速發展讓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周虹是其中的參與者，見證了這片土地的拓荒與繁華。

在講述中國故事時，周虹經常會拿出離開溫州時的黑白照片，彼時溫州到處都是農田，需要坐三輪車到碼頭，從碼頭坐大約一天一夜的船去上海，然後再從上海坐兩天的火車去北京，才能趕上一週只有一趟飛往德國的航班，而現在，溫州去很多國際城市都有直達航班，如直達羅馬的航班。

周虹亦舉例稱，過去中國人平均壽命只有50到60歲，而現在達到78歲；腫瘤生存率也提高了5到6個百分點。這些數據直觀地反映出中國的發展不僅是GDP的增長，更是人民生活的真正改善。這些變化也常常讓周虹的外國同事感到震撼。

“回到中國，是我做過的最正確的決定。”周虹堅定地說。

2015年，周虹加入羅氏，並在任職後的第一份媒體採訪中提到了自己的第一個夢想是讓中國老百姓能夠在第一時間用上創新藥，第二是中國“智”造能造福全人類，第三是中國人才能夠走向世界的舞臺。

然而，當時中國的創新藥物研發基礎薄弱，仿製藥往往是企業的第一選擇。畢馬威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創新藥遞交NDA到獲批上市的時間平均爲927.4天。據米內網統計，2013年，中國創新藥、原研藥與改良型新藥在申報上市的受理號中的佔比不足5%。因此，“周虹的第一個夢想”在許多人眼中顯得有些幼稚，幾乎不可能實現。

2015年，中國醫藥創新面臨着歷史性的機遇。大力發展醫藥創新不僅需要政府資金支持或單項政策出臺，更需要國家層面的清晰頂層設計，並在產業鏈各個環節建立起科學的理念、完善的政策機制以及參與各方的強大能力。

2015年藥審改革開始，新藥審評審批標準逐漸與國際接軌，專利設置制度也向歐美規範看齊，對新藥研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畢馬威數據顯示，2016年實行優先審評政策後，2017年進口的新藥數量達到42個，2021年中國上市新藥數量達82個。與此同時，創新藥IND和NDA的數量逐年增長，IND數量從2016年的156起增長到2021年的636起，NDA數量從2016年的30起增長到2021年的107起。

2015年-2020年間，短短5年中國建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醫藥創新生態系統。周虹是其中的見證者，也是受益者。在羅氏的6年半時間裡，她成功推動了12款新藥，22個新適應症的獲批上市；2017年，她帶領團隊，積極參與首次國家醫保目錄更新談判，併成功將羅氏製藥多款高價值靶向藥物納入國家醫保目錄。

“第一個夢想”一一實現，周虹用其招牌式微笑稱這是“天時地利人和”相結合的完美結果。而這淡然的微笑，只有熟悉的人才知道周虹背後的付出。周虹和她的團隊需要抓住中國的發展機遇，參與中國創新藥的變革，每一天都像打雞血一樣，行程安排得緊密緊湊，深夜也在與總部開視頻會。

之所以這麼努力，周虹認爲這是使命驅使，讓她在不同的階段完成不同的任務：在羅氏，是讓更多的腫瘤患者用上藥；在默克，則是成爲中西交流的橋樑。

在工作中，周虹平易近人，喜歡讓同事直呼其“虹”，也正如她的名字一樣，作爲成長在西方文化中的華裔，周虹在世界舞臺上散發着自己的能量，築起了一座中西交流的“彩虹橋”。

在不同的國家，周虹能理解和認識公司之外的人才，見到外部一些客戶，瞭解他們的運行機制，同時理解不同國家藥品審批和准入機制的差異；作爲中國人的面孔，能代表默克，促進互相之間的理解和支持。

在周虹的努力下，來自歐洲、拉丁美洲、中東等六個不同區域的負責人合作互助。比如，在進行人才盤點時，他們會主動詢問並協調各自團隊的人才需求，確保每個人都能在最合適的崗位上發展。這種小範圍的合作與分享，不僅體現在人才配置上，更擴展到了資源共享和戰略投資等多個層面。各區域間不再僅僅關注各自的利益。當某個區域或項目表現突出時，其他區域會毫不猶豫地投入資源予以支持；而當面臨挑戰時，所有區域也會攜手並進，共同尋找解決方案。

創新“主戰場”

“‘創新無國界，合作得共贏’是當今時代的重要理念。我是堅信國際化的，在製藥領域沒有一個國家、沒有一個企業能做到自給自足。在面對挑戰和機遇時，我們無需孤軍奮戰，而應積極尋求合作伙伴，共同推進創新與發展。”周虹也希望通過默克及自己的努力爲中外創新藥發展架起一道橋樑。

中國國產創新藥自2010年左右起步後開始出海。中國創新藥企通過十餘年的積累，多個產品療效顯著並獲得國際認可，出海及國際BD授權產品數量迅速增長，交易金額屢創新高，出海成爲中國創新藥企業績增長的重要途徑之一。

畢馬威報告指出，中國創新藥的出海模式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自主出海，即中國藥企在海外開展臨牀試驗，申報上市並銷售，代表如百濟神州的百悅澤（澤布替尼）。第二種是借“船”出海，即License out，中國藥企將產品的海外/全球權益授權給海外企業，後者負責臨牀開發、申報上市、生產和銷售，這是目前最常見的“出海”方式。第三種是聯手出海，即中國藥企與海外藥企聯合開發，分擔成本和收益，或通過股權授權、銷售渠道合作等方式，與當地成熟企業合作，實現收購或兼併。

然而，資本寒冬中的融資困難和國內市場競爭加劇，使本土企業在選擇出海模式時變得格外謹慎。周虹表示，明顯感覺到本土企業與跨國藥企合作的意願越來越強。

一方面，由於地緣政治和文化差異，本土企業獨自赴美獲得FDA審批越來越難。國內企業意識到獨自出海難度較大，借“船”出海則容易許多。另一方面，借“船”出海也符合本土企業在寒冬中理智發展的策略。過去，企業往往追求全價值產業鏈，現在則更注重自身長處，比如專注於早期開發或是臨牀研究，而不再涉及業務團隊設計和營銷等環節。

本土藥企積極尋求外部合作的想法與默克至少50%的創新來自於外部的目標不默而合。尋求合作，重要的一點是要求公司的決策和行動具有敏捷性。爲達成這一目標，周虹指出，2023年默克增加了一個外部創新投資委員會，成員除她外，還包括北美負責人、研發負責人、CFO和CEO。每兩週召開一次會議，快速決策新項目。CEO會在徵求意見後，最終做出決策，確保項目儘快啓動。

對於尋找合作對象的標準，周虹坦言，默克不會進入完全沒有經驗的領域，而是尋找已經有產品或研發能力的領域。因此，需要評估研發項目是否具有獨特性，是否滿足未被滿足的需求，是否符合默克的專長。同時，合作伙伴的誠信也很重要，雙方要能夠產生“化學反應”，CEO會與合作公司見面，共同探討，確保合作共贏。

從結果來看，2023年，中國市場無疑成爲了默克尋找創新的主戰場。通過外部創新投資委員會達成的三個交易中，有兩個就來自中國。一項是與恆瑞製藥就下一代選擇性PARP1抑制劑和抗體藥物偶聯物達成戰略合作，另一項則是與和譽醫藥達成協議，共同推進用於治療腱鞘鉅細胞瘤的臨牀III期在研產品Pimicotinib的商業合作。這兩項合作均豐富了默克的腫瘤產品管線，在默克2023年的財報中也被特別提及。

然而，周虹坦言，外部創新投資委員會在決策過程中也時有遺憾，或是被委員會“say no”的項目後續得到了很好的發展，或是在內部議價的過程中已被其他企業買走。

事實上，周虹並沒有醫學、物理、化學相關的背景，外部創新投資委員會的決策內容有時涉及複雜的新機制新領域，對她來說是一個大挑戰。

對於一向樂觀的周虹來說，無論是留有遺憾的項目還是自身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她都笑稱會將其視爲成長的機會，從中學習並不斷進步。

“我知道自己無法取悅所有人，但只要每天都能問心無愧地面對自己，確信已付出最大努力，就能支撐我繼續前行。”

惠及更多患者

當實現“有藥可用”後，如何使患者“用得起藥”成爲另一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醫保目錄調整和談判准入等多項利好政策的推動下，中國的創新藥進臨牀駛入了快車道。多元化的准入通道提高了創新藥品的醫保準入成功率，等待期自2020年後大幅縮短。國家醫保局數據顯示，自2018年國家醫保局成立以來，已有700餘種救急救命的好藥、創新藥進入國家醫保藥品目錄，其中通過談判新增的藥品達446個，大部分爲近年來新上市且臨牀價值高的藥品。新藥從獲批上市到進入目錄的時間已從原來的5年多縮短到現在的1年多，80%的創新藥在上市後兩年內進入醫保藥品目錄。

對於周虹來說，推動創新藥進入醫保並不陌生。早在羅氏期間，她便帶領團隊積極準備醫保談判。2017年，羅氏旗下四款靶向藥物曲妥珠單抗、利妥昔單抗、貝伐珠單抗和厄洛替尼降價50%-70%，順利列入國家醫保目錄，兩個月後各地醫保報銷迅速落地。

多年來對市場的深入調查讓周虹對醫保有了自己的理解：在確保基本醫療保障的基礎上，需要認識到中國市場的多層次需求，需要有多層次支付保障體系。

“現在老百姓健康有基本保障，基藥目錄廣泛覆蓋，大大提高了藥物的可及性和可支付性。未來，我們希望患者有選擇權。因爲每個人的收入和消費理念不同，有的追求最便宜的仿製藥物，有的認爲健康最重要，願意使用貴一些的原研藥物。因此，國家可以制定醫保支付價，或通過商業保險補充，讓患者可以選擇。”

不可否認的是，制定醫保支付標準面臨挑戰。標準設定過低可能危及企業生存發展，影響正常生產，導致藥品供應不足；設定過高則可能僅在一線城市如上海、北京等地可行，對於經濟發展較爲落後的地區而言可能難以承受。因此，找到一個平衡點制定標準是個難題。

在周虹看來，醫保應視爲一種保險機制，在真正需要時提供保障，而非日常隨意使用的資源，可以通過藥物經濟學評估明確藥品的臨牀價值，並據此制定合理標準。與此同時，患者需要更深入地參與自我健康管理，爲自己的健康負責。在此背景下，患者教育顯得尤爲重要。

當前，公衆對許多疾病的認知還有很大提升空間，這些疾病往往在不起眼的角落悄悄威脅着健康，比如甲狀腺疾病。周虹指出，70%的甲狀腺疾病患者是女性。很多女性並不太關注自己的健康，很多國家包括中國在內，沒有將甲狀腺功能納入常規體檢套餐。甲狀腺疾病的隱患在於它與許多其他疾病重疊。但其檢查與治療其實並不昂貴，TSH檢查只需40元，治療費用每月不到10元。然而，中國的甲狀腺疾病診療率卻不到50%。因此，提高甲狀腺疾病的認知，正確診斷和用藥，是非常必要的。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不孕不育的比例在12%~18%之間，預計2023年將達到18.2%。結合育齡人口，我國有超過5000萬人不孕不育，然而目前輔助生殖的滲透率不足8%，市場潛力巨大。

作爲深耕輔助生殖領域的企業，周虹表示，默克秉持着讓想要生育的人儘早實現願望的理念。生殖成功率與年齡密切相關，因此必須進行認知教育，讓想要成爲父母的人不要遺憾。

生育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因此，需要政府的關注與支持，共同推動患者教育工作的深入開展。雖然企業可以發揮一定作用，但政府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在患者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擁有完美的醫療系統，但有一些值得借鑑的地方。比如，德國的補充醫保發展卓有成效，而新加坡建立了全面的醫療數據共享系統，患者可以通過手機訪問個人醫療記錄，這樣的共享系統有效減少了誤診與藥物濫用等問題。

而見證了中國醫藥市場高速發展的周虹對於中國醫療系統的未來發展更是充滿信心：“我認爲中國完全有可能實現通過靈活整合，並採納全球範圍內的最佳實踐與策略，從而具備跨越某些發展階段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