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勁：超高速發展經濟體的三劑解毒藥
以培養新一代優秀企業家爲己任，並致力於創建全球新一代商學院，也是中國唯一一所實行“教授治校”的商學院。
文/長江商學院
中國2014年的第一季度的經濟數據被普遍視爲中國經濟是否硬着陸的重要參照。但是，有一點常識的人應該意識到，如果一個經濟體可以三十年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而且是在政府引領下的增長，我們不用問這是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這個經濟體一定有高度的不平衡結構，大量的腐敗，以及無法容忍的環境污染。
在人類歷史裡，經濟增長實際是個新鮮事兒，工業革命之前，全球人均GDP在兩千年來幾乎沒有實質增長。經濟體的規模完全由人口的多少來決定。工業革命以及後來的高科技革命帶來了經濟的爆發式增長，但平均速度也在每年3%左右。10%的經濟增長是奇蹟，只在特定的國家，特定的地區發生過：比如二戰後的德國、日本、亞洲四小龍等。在所有這些高速增長的例子裡，都或多或少地出現了不平衡結構、腐敗和環境污染。經濟超高速增長是一劑猛藥，必然有它的的副作用。
經濟超高速發展帶來的副作用
我國的經驗不同之處有兩點：一是政府的決定性作用，二是中國的經濟體量巨大。這兩點都決定了經濟高速發展的副作用在中國體現出來的必然性和嚴重性。
我國目前的經濟結構不平衡實際和所有這些高速發展的經濟體的某些時段都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對出口和國際市場的依賴，高儲蓄低消費，製造業發達服務業落後，等等。這是個必然的結果，因爲包括我國在內的所有高速發展的經濟體都實際採取了一個同樣的發展模式。我們三十年來的經濟發展從絕對值上看是發展，但從相對的角度來看只是和發達經濟體的靠攏。這種靠攏的原動力來自於經濟的全球化。我們搞改革開放，如果沒有開放很難想像改革能有現在這樣的成功業績。由於經濟的全球化大致限於資本、技術和管理，而勞動力的流動性要小很多，窮國要向富國靠攏只能靠製造而不是服務。發展的速度越快，製造業就越相對發達，服務業就越相對薄弱，經濟從獨立的角度看就越不平衡。 高速發展需要資本，所以超高速發展的經濟體無一例外都有非常高的儲蓄率，或是非常低的消費率。
腐敗也是政府引領的超高速增長的一個必然結果。在一個經濟體裡，如果政府有着絕對的權威，這個經濟體就和一家公司非常相似。一個公司如果想取得高速的增長，一個有效的激勵機制是必不可少的。公司的規模越大，對員工直接監督的成本就越高，花費在員工激勵上的費用就越大。最普遍的方式是公司根據增長的業績給員工提升，發獎金，或是分配股權。沒有合理激勵機制的公司不可能有長期高速的增長。但國家和公司不一樣之處在於政府官員名義上是應該“爲人民服務”的，所以從政治上杜絕了高額工資和津貼的可能性（個別國家比如新加坡是特例）。但爲了取得經濟的超高速增長，激勵機制又不得不有。於是腐敗變成了一個約定俗成的非官方激勵機制。在這種機制下，有能力的人願意成爲官員，工作也非常努力，但同時把腐敗看成了薪酬的一部分。這裡就會產生一個有趣的現象：經濟發展越快的地方，官員越有作爲，就往往伴隨着越猖獗的腐敗。那麼作爲政府，面對腐敗，處理起來就很棘手。一方面腐敗是件壞事，要杜絕，一方面又必須提供激勵機制才能讓有能力的官員努力工作，從而實現經濟超高速增長的目標。如果經濟增長是主線，那麼必然或多或少就需要容忍一定局部的腐敗。容忍度越大，腐敗就越嚴重。但腐敗實際是個傳染病，一旦成了氣候，有才能無才能的官員，有成績無成績的執政者，都會積極參與，於是腐敗的激勵的功能就會下降，體系腐蝕的功能變成主導力量。
環境污染和腐敗實際如出一轍：由於政府的主要目標是GDP的增長，但環境指標又不在GDP裡有所體現，政府自然不會在保護環境上下力氣。更糟糕的是，一個好的環境是公共資產，污染的壞處大家承擔，但好處是污染者自得，於是大家都爭相恐後污染環境，目的是低成本帶來的利潤。 最後，加上超高速發展的經濟體都是以高污染的製造業爲主，而不是低污染的服務業，自然發展越快，污染就越嚴重。
目前，三十年來的經濟超高速發展帶來的副作用已經到了難以容忍的地步。就像一個人吃猛藥治病，有時藥的副作用要比病本身更糟糕。所以我們就提出要調整經濟結構，懲治腐敗，改善環境。但我們必須清醒：如果持續政府主導的超高速經濟發展，這些副作用將很難有所改善。減小政府在經濟體裡的影響，降低GDP增長的速度是大幅緩解這些副作用的兩劑必需的解毒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