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到今年年底，全球公共債務規模預計將超100萬億美元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鄭青亭 北京報道

當地時間10月14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最新一期《財政監測報告》中警告，全球公共債務已處於很高水平。報告預測，到今年年底，全球公共債務的規模預計將超過100萬億美元（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93%）；到2030年，其將接近GDP的100%。這比2019年（即新冠疫情之前）的比率高出了10個百分點。

雖然各國情況不同——預計2/3國家的公共債務將趨於穩定或下降，但該報告顯示，未來的債務甚至可能會高於預測水平；爲了以較大可能性穩定或減少債務，需要開展規模比目前預測的大得多的財政調整。報告認爲，各國現在就應針對債務風險實施精心設計的財政政策，保護經濟增長並保障脆弱家庭，同時利用貨幣政策的寬鬆週期。

IMF認爲，許多國家的財政前景可能都遜於預期，其原因有三：巨大的支出壓力、債務預測的樂觀偏見，以及大量的未識別債務。

IMF此前的研究顯示，整個政治界對財政問題的討論已愈發傾向於增加支出。各國需要增加支出來應對諸多問題，包括老齡化和醫療保障、綠色轉型和適應氣候變化，以及地緣政治日益緊張導致的國防和能源安全問題。

另一方面，過去的經驗表明，債務預測往往會大大低估實際結果。從提前五年的債務率預測來看，其實際值比預測值平均高出了10個百分點。

本期《財政監測報告》提出了一個新的“在險債務”框架，將宏觀金融和政治的現狀與未來所有可能的債務結果聯繫了起來。這種方法超越了通常對債務預測點估計值的關注，可幫助政策制定者定量分析債務前景的風險並確定其來源。

該框架表明，在嚴重的不利情景下，全球公共債務率可能在三年後達到115%，較當前的預測值高出了近20個百分點。這可能是由於多種原因造成的，包括經濟增長疲軟、金融環境收緊、財政滑坡以及經濟和政策的不確定性上升。重要的是，各國在影響其融資成本的全球性因素面前正變得更加脆弱，這些因素包括系統重要性國家（如美國）政策不確定性增大帶來的溢出效應。

大規模的未識別債務是實際公共債務遠高於預測值的另一個原因。一項對30多個國家的分析發現，40%的未識別債務來自於政府的或有負債和財政風險，其中大部分都與國有企業的虧損有關。回顧歷史，未識別債務的規模一直很大，平均爲GDP的1%到1.5%，且其在金融壓力時期會急劇上升。

爲實現債務穩定，亟需更大規模的財政整頓

IMF指出，如果公共債務比看起來要高，那麼當前在財政上的努力很可能是不夠的。

財政調整在遏制債務風險方面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隨着通脹放緩和央行降低政策利率，各經濟體已能更好吸收財政緊縮對經濟的影響。推遲行動代價高昂且存在風險，因爲隨着時間的推移，所需要的糾正也會變得更大；經驗表明，高債務和缺乏可信的財政計劃會引發不利的市場反應，從而減少應對動盪的迴旋餘地。

IMF的分析考慮了圍繞債務前景的特定國家風險，表明目前的財政調整（截至2029年的六年中，其規模平均爲GDP的1%）即使全面實施，也無法以較大可能性顯著減少債務或使其穩定下來。平均而言，一個經濟體需要在該時期實施累計約爲GDP 3.8%的緊縮，才能確保以較大可能性實現債務的穩定。在債務預計不會穩定下來的國家（如美國），當局需要作出的努力則要大得多。

IMF認爲，如此大規模的財政調整如果校準不當，將因總需求下降而造成巨大的產出損失，並可能傷害弱勢羣體，導致不平等加劇。因此，當局需要通過謹慎設計來減少調整的成本，它們還要爭取公衆對必要財政調整的支持。

財政措施的選擇很重要，因爲各種措施的影響不同，且需要進行權衡取捨。例如，削減公共投資的產出損失最大，且會影響長期增長前景；減少社會轉移支付則會損害脆弱家庭並加劇不平等。

報告指出，當局需要將以民衆爲重和以增長爲重的財政措施妥善結合起來，且具體的做法因國而異。發達經濟體應推進福利改革，調整支出的優先次序，並增加低稅收地方的收入。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具有更大潛力來調動稅收收入（通過擴大稅基和增強稅收徵管能力），同時加強社會保障體系並保護公共投資來支持長期增長。

速度也很重要。IMF的分析表明，按節奏持續推進調整可以緩解財政風險，同時減少其在產出和不平等方面的不利影響（相較突然的緊縮可降低約40%）。儘管如此，一些債務困境風險較高的國家需要實施前置式的調整。

在調整的同時，還需要加強財政治理，包括建立可信的中期框架、獨立的財政委員會和健全的風險管理。加強財政風險評估，密切監測國有企業的或有負債，及時發佈細緻的債務統計數據——這些措施可以減少未識別的債務。

高企的公共債務是一個問題。即使是一些公共債務水平看似可控的國家，《財政監測報告》也認爲其風險很高，未來幾年的實際債務結果可能比預測的更差。目前的調整計劃尚不足以可信地穩定或減少債務。報告還指出，精心設計的財政調整有助於降低債務風險，改善公共債務前景，並減輕對社會的不利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