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煒：生育的成本估算與改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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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記】本文根據本站財經智庫對北大博雅青年學者、國發院長聘副教授黃煒的採訪整理。

由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本站財經、本站財經智庫聯合主辦的2024本站經濟學家年會·夏季論壇於7月在上海舉行，本屆論壇的主題是《智造聚力 質煥新生》。

北大博雅青年學者、北大國發院長聘副教授黃煒接受了專訪。

生養孩子的成本結構與曲線

經濟對生育的影響要分短期和長期。

短期來看，很多衝擊性事件都會影響生育意願，使生育率下降。這說明了生育在經濟學的定義中是一種正常品，即收入下降，需求隨之下降。

但從長期來看，宏觀數據表明，生育率和經濟增長的相關關係爲負。也就是說，經濟上行期，生育率下行。注意這是相關關係，並非因果關係。很多的經濟學家正在論證是否有因果關係。

具體而言，生育是一個人力資本積累的過程。這裡就不得不提到兩位經濟學家——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和羅伯特·巴羅（Robert Barro）。這兩位經濟學家建立起宏觀模型，把生育放在經濟增長模型中研究，他們發現在整個經濟運行週期中，一方面生育本身會佔用大量時間，隨着人力資本上升，人們就會有更小的動機去生育，從而促使人均GDP上升；另一方面，父母如今不僅考慮孩子數量，還考慮孩子質量，會把更多資源投入到質量提升，這就使得生育率隨經濟增長下降，但生育質量逐步上升。

北大教授：養一個孩子，究竟有多貴（來源：C位觀察）

目前，我和團隊正在研究生育前後家庭動態消費變化，採用的是有全國代表性的家戶收入消費數據進行量化研究。我們發現，不同的階段和不同的消費類別明顯會有不同的變化。

第一階段，生孩子當年，家庭消費會上升大約5%，主要是醫療健康（增加80%），還有家居（增加20%），以佈置孩子的空間；食品消費也增加10%，尤其是奶粉、肉製品等高蛋白食物等等。這一年，下降最猛的消費是文化娛樂，降幅40%，主要源於父母疲於照料子女，無暇娛樂。

第二階段，孩子兩三歲開始，健康消費、家居消費開始下降，但用於托育的消費開始上升，家庭文化教育費用較生育前翻一番，整體消費水平與生育當年基本持平。

第三階段，孩子讀小學之後開始出現學費下降，但孩子帶動的整個家庭消費呈現上升趨勢。父母個人的消費明顯下降。尤其是女性化妝品、包包等消費下降明顯，男性的出差及旅遊消費也有明顯下降。

總體而言，儘管家庭消費總量在生育後變化不顯著，但消費結構顯著改變，反映了生育成本對家庭經濟行爲的複雜影響。

如果加總到一起，整個家庭的消費因爲生育而有所上升。但人均消費到底是上升還是下降？一般在經濟學裡面，成人才算一個人，小孩應該算多少比例？學界比較模糊。

收入方面，整個家庭在生育前後收入下降，主要原因是女性的勞動供給下降。女性因爲生養孩子而回歸家庭，使整個家庭收入明顯下降。但生育當年有例外，主要是得益於長輩們爲慶祝添丁而帶來的轉移支付。但從數據上來看，轉移支付集中在孩子出生當年。在中國文化下，隔代撫養或者照料的比例持續都比較高，但從平均意義上，整個家庭的收入仍屬於下降。

總結起來，生育造成女性收入下降和家庭收入整體下降，家庭總消費上升。收與支的權衡取捨，使得很多人顧了生孩子就要丟掉一部分儲蓄，因此推遲生育或放棄生育。

女性明顯承擔更多的生育成本和機會成本

生育對於男性勞動供給影響不大，甚至有所提振。傳統的英文文獻中甚至稱之爲生育獎賞，我認爲不妥。

我自己的體會是，生育孩子之後，男性有更多的責任和負擔，他會覺得我應該去工作，而且應該更加努力地工作，我們稱之爲賺奶粉錢。我們的數據表明，男性的勞動概率在生育之後平均上升兩個百分點。男性在適育年齡段的勞動參與率本來就超過90%，上升2個百分點並不明顯。所以生育對於男性而言，平均意義上要麼不影響，要麼有正面影響。

但生育對女性的影響截然不同。女性是生育行爲主體，並不只是懷孕過程特別辛苦，產後也特別辛苦。懷孕期間，很多人還是在工作，差不多臨盆時纔開始請產假，使勞動供給突然下降。生育造成的勞動供給會下降50個百分點，本來女性勞動參與率在70%到80%之間，意味着絕大多數女性都會辭職或請產假。生完孩子之後一年內勞動供給率慢慢迴歸。所以生育對女性勞動供給的影響很大，而且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的差異也大。在北歐國家是永久性下降，美國也是。

中國特別有意思，上世紀90年代是先下降，兩年內立馬上升到原位。本世紀初，生育之後也能在五六年之後恢復到原位。但2010年之後，降幅加大，生育之後也只回升一點點，再過五六年也未能回到原點。這說明中國女性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明顯上升。

換言之，隨着經濟增長及社會發展，生育的成本態勢越來越向發達國家靠近，尤其是城鎮地區。

農村又不同，農村勞動供給在生育後下降，但還有上升空間，大概七八年之後會上升個二三十個百分點，因爲農村很多女性從事農耕，還有很多靈活就業者，他們再次就業的機會比較大，與城鎮不同。

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需要三方共擔成本，激勵相容

很多人稱35歲爲職場一道檻，女性此時正處於事業上升期，生育極大地影響事業。

我們一直鼓勵提升教育水平，讀完研究生往往已經25週歲或更年長，有的還讀博士，畢業後纔開始工作、談戀愛、結婚、生孩子，相距35歲的時間窗口越來越短。所以35歲現象本不應該存在。

北大教授：35歲本不應該是個檻，不能生個孩子啥都沒了（來源：C位觀察）

35歲並非醫學門檻，很多人稱35週歲爲高齡產婦，大家緊趕慢趕，一定要趕在35週歲之前生育，導致34-35歲出現生育高峰。這其實是一個傳統概念，並不科學。如果34歲和35歲差別不大，35歲和36歲從理論上來講應該也差別不大。我建議家庭、醫學界、企業都不要強調35歲現象。

針對休產假這一生育福利，如果真提出男性必須陪產假，企業可能不太願意招聘未育的年輕人，因爲企業的負擔太大。如果休產假的負擔全部交由企業，企業就太難。如果男性有了法定產假，很多年輕人可能一入職先生孩子，反正夫妻一起休產假，還不能解僱。因此，對企業而言，他們更願意招聘生育之後的勞動者，這將導致年輕人越來越卷，越來越難找工作。

所以，制度上追求男女平等沒問題，但不能把負擔都留給企業。是不是全部交由政府買單？可能可以，但這個負擔太大，我們甚至沒有算過這筆帳，政府要付多少錢才行。

如此看來，怎麼把這個成本由家庭、企業和政府三方共同承擔纔是出路，同時在文化上提倡勞動力市場平等、寬容，這是改革的方向。怎麼把這三方的利益和激勵相容，是當前的關鍵問題，挑戰不小。

我想每個人的願景都很好，但我希望大家在提建議或表達願景時也考慮一下可能的成本，即建議的可操作性和政策影響的系統性。

如果要細化改革的方向，我認爲有如下三點：

首先培育一個更加生育友好型的社會，這是一個重要概念。比如老齡化社會就已經是一個成熟的概念，我們要在尊老敬老的基礎上，還要用老，充分讓那些剛過退休年齡，依然有很強的勞動能力和勞動意願的老人有機會發揮能量，哪怕是幫助年輕人渡過生孩子比較難的幾年。

其次在企業方面，要做到不歧視休假員工，真真正正遵從《勞動法》，真真正正讓更多的靈活就業人員享受到產假，享受到在生育方面的社保支持。

再次是留守兒童問題。孩子出生以後，如果兒童不得不離開父母而回老家留守，可能產生更多的社會問題。比如說最近發生的一些校園惡性霸凌事件等等，也可能與小孩子從小缺少父母陪伴有關。這是一個巨大的悲劇。我覺得某種意義上來說，小時候有父母在身邊的孩子能得到更多關愛、陪伴和教導，父母能把這些霸凌行爲在萌芽階段就給掐斷。能不能讓孩子儘可能跟着父母生活？能不能給生育的家庭有落戶、上學之便利？能不能讓生育後的女性找工作更加友好，養育孩子也更加友好？這很重要，會直接影響大家的生育決策。

最後我們必須理解生育並非獨立事件，而是一連串事件的一環，是家庭和社會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生育與養老、社保、醫保、學區房、義務教育等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只有把這個方向標弄對，以後我們才能越走越順。

我們只有把家庭、政府和企業三方面各種行爲和激勵搞對，把帳算清楚，把各種事情協調解決好，才能實現人口高質量發展，進而實現美好生活並有力支撐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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