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跨越時空的國際關係指南
（原標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跨越時空的國際關係指南）
新華社雅加達6月28日電（記者陶方偉 查文曄 鄭世波）70年前，“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亞洲誕生。70年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僅指引着中國對外關係的發展，更被世界各國普遍接受和認可，成爲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和國際法基本原則。
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人類和平與發展事業面臨新的嚴峻挑戰。新形勢下，繼承弘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對各方共同應對危機挑戰、實現共同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和全球三大倡議等一系列重要倡議主張，爲維護世界和平安全、促進人類社會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個亞非國家和地區的政府代表團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亞非會議。圖爲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同巴基斯坦總理穆罕默德·阿里及夫人在一起。新華社記者錢嗣傑攝
過去：“重塑國際關係的新範式”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亞非拉國家民族獨立和解放事業蓬勃發展，新生國家渴望建立平等的國際關係。
1953年年底，周恩來總理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團就關於兩國在中國西藏地區的關係問題舉行談判時，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在亞非會議上改爲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在中印、中緬聯合聲明中改爲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得到印方的贊同。
1954年6月，周恩來總理先後訪問印度和緬甸。中印、中緬分別發表聯合聲明，確認這五項原則將在相互關係以及各自國家同亞洲及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中予以適用。這是國際關係史上的重大創舉，爲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國際關係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突尼斯伊本·路世德戰略研究機構負責人卡邁勒·本·尤尼斯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強調對話與和平，重塑了國際關係的新範式。時至今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經受住歲月的檢驗，對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肯尼亞國際問題專家帕特里克·姆萬吉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倡導各國相互尊重彼此，根據自身國情決定發展方向。“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推動了不結盟運動的興起。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各國攜手合作、實現共同繁榮願景的基石。如果各國遵守這些原則，世界就不會發生戰爭。”
1955年，萬隆會議通過的十項原則是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引申和發展。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不結盟運動把五項原則作爲指導原則。1970年和1974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有關宣言都接受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爲當今世界一系列國際組織和國際文件所採納，得到國際社會廣泛贊同和遵守。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萬隆精神不僅幫助新興國家建立了新的國際關係模式，還爲它們在全球化時代中尋找獨立發展道路提供了寶貴指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高級研究員塞繆爾·金說。
“1976年，印度尼西亞在東盟內部推動簽署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這一條約正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精神的延伸與落實。”印尼前外長馬蒂·納塔萊加瓦指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獲得印尼等國家的廣泛認可，反映了地區國家的共同理念與目標。
2014年6月11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來賓觀看紀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60週年圖片展。新華社記者鄭煥鬆攝
現在：“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壓艙石”
當今世界，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挑戰層出不窮。在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如何實現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是國際社會面臨的重要課題。
觀察人士認爲，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爲處理國際關係提供了一個清晰而持久的指導框架，得到國際社會廣泛認同，成爲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和國際法基本原則。
“和平穩定是東盟地區可持續發展與繁榮的前提。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形勢，我們必須堅持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內政、和平解決爭端等原則，繼續通過接觸對話與協商協作增進相互信任與理解。”東盟秘書長高金洪說。
緬甸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所聯合秘書長欽貌佐認爲，多邊主義是發展中國家的共同選擇，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多邊主義的根基，是實現共同繁榮和互利互惠的基礎。在雙邊關係中踐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有助於消除衝突和對抗，實現合作共贏。
在文萊-中國友好協會秘書長柯文偉看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任何時代都應成爲各國遵循的方針。當前全球地緣衝突頻發，世界更需要包容、理解和相互尊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仍是國際社會需要共同維護的基本準則，是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壓艙石，對未來人類社會發展具有深遠意義和影響。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爲正確處理國與國關係貢獻了東方智慧。它告訴人們，國與國之間應該如何平等、相互尊重地友好相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會過時。”印尼萬隆天主教大學校長特里·巴蘇基·佐沃諾說。
2024年6月28日上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70週年紀念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新華社記者丁海濤攝
未來：迴應時代之問的新答案
當前，地區衝突和局部戰爭持續不斷，不僅給相關國家和地區帶來巨大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也使全球和平與穩定面臨嚴峻挑戰。和平與發展，是各國人民的普遍願望和共同心聲。
新形勢下，中國始終堅定不移地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同各國關係，並創造性地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及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等重要倡議主張，爲各方妥善處理矛盾衝突、實現共同發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框架。
厄瓜多爾前總統吉列爾莫·拉索認爲，中國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展現了中國作爲負責任大國的擔當，爲各國進行平等對話、實現和平發展提供了啓迪。
老撾資深外交官西昆·本偉萊認爲，中國始終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創造性地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及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爲各方解決衝突爭端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這是中國爲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事業作出的重大貢獻。
馬來西亞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顧問胡逸山指出，對各國來說，安全與發展相輔相成。“要想發展，必須要有一個安全、穩定的國內外環境。”胡逸山曾在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辦公室工作，見證了中國參與維護世界和平的努力與貢獻。在他看來，中國提出的系列重要倡議是劃時代、具有前瞻性的。“在中國斡旋下，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恢復外交關係，這是全球安全倡議的重要成果。”
突尼斯政治研究員穆拉德·阿萊拉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建立公正和健全國際關係的基石，被視作整個世界團結與合作的堅實基礎。這些原則對全球南方國家而言尤爲重要。“我們在國際準則、法律法規以及區域和國際組織的章程中都能看到這些原則的身影。”
阿根廷羅薩里奧國立大學中國阿根廷研究小組協調人卡拉·奧利瓦說，從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體現了中國外交政策的連續性、適應性和超越性。連續性體現在中國始終堅持和平發展，不因國際局勢變幻而變化，適應性體現在中國務實的外交政策上，而超越性則體現在中國外交爲全人類提供公共產品和解決方案，例如基於古代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