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莫扎特與杜甫之聖 貝多芬與李白之仙（趙爾東）

在詩詞文化創作數量上能與西方音樂創作相比的，應是中國的詩詞，例如中國詩人杜甫（712～770）創作了1400多首詩詞，李白（701～762年）創作了近1000多首詩詞等。圖爲示意，動畫《長安三萬裡》點燃唐詩熱。（摘自網路）

世界人民因語言文字的不同而各有幾乎是無數的偉大文化鉅獻，例如大致同年代的東方湯顯祖的牡丹亭、吳承恩的西遊記，和西方莎士比亞的漢姆拉特王子、蕭伯納的選集等。

此外，堪稱數百年不世出的中外音樂家與詩人也有不少，例如在東方的屈原（西元前340年～西元前278年）如離騷等、阮籍（西元210～263年）如滕王閣序等、嵇康（西元224年～263年）如廣陵散（一說是出自阮籍）等、唐玄宗李隆基（685年～762年） 如霓裳羽衣舞等、唐代張若虛（約647年～約730年）如春江花月夜等。

又例如在西方的巴哈（JS, 1685～1750）如G弦詠歎調等、韓徳爾（1685～1759）如水上組曲等、交響樂之父海頓（1732～1809）如驚愕交響曲等、 莫札特（1756～1791）如魔笛等，貝多芬（1770～1827）如第九交響曲等、蕭邦（1810～1849） 如華麗大圓舞曲等。

中國的成熟音樂創作比西方的早了上千年，流傳至今的數量則相對寥寥無幾，好似在原地踏步，遠不如西方的豐富發達，上千年的先民智慧結晶如 鍾、罄、箏、簫、笛、弦等，至少近數百年來，沒有長進到如西方鋼琴管風琴者，可謂音樂貧窮，連徽班進京兩百年的京劇，也用引進的胡琴琵琶。看來中國需要藉助西方古典音樂扶貧，西方僅莫札特一人在其短暫的人生中一共創作了六百多部作品。

究其原因應該是多方面的，除了戰亂，最爲重要的原因當屬中國古典音樂首重演奏者的高山仰止的意境，與行雲流水的指法，寓意雖高，不過孤芳自賞，缺少傳承音樂的方法，中國沒有發展出類似西方五線譜那樣全音階的科學記錄方式，雖有宮、商、角、徵、羽五聲音階規律與不少韻賦物理學研究，只記載了吹奏撥弄手法，少能對位和音者，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國音樂理論的發展與創作。反觀西方，很早就發展出科學的記載音樂方法如五線譜等。西方古典音樂雖源於皇家宮廷，卻面向大衆而流傳廣被，惠及後世音樂的多元發展與創新。

其實中國先賢早有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的公民素質明訓，多種因素導致近代中國人對禮育、音育和體育的重視普遍不足，直到改革開放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之後，纔有較明顯提升。

兩千年前是中國思想諸子百家的黃金時代，17到18世紀是西方哲學與古典音樂的黃金時代，都對其後世人文化有空前絕後影響。在音樂方面，即使在近代的中國，也不缺大師級的音樂家，從抗戰時期的黃自、聶耳、冼星海、劉雪庵等，他們在西方音樂理論的基礎上，用自己才華，創新的加入中華民族元素，爲當時的激勵士氣，凝聚國人團結自強，作出貢獻。

中國曆來在音韻學方面的研究大有其人，例如較爲古時的《詩韻集成》以及後來的例如章炳麟（1869～1936）、羅常培(1899～1958）、高本漢（1889～1978，瑞典漢學家）、 趙元任（1892～1982）、以及現代較少爲人知的喬雲棟（1889～1995）等，喬雲棟先生於1986年在臺灣中華書局出版的《樂爲徳之華》的論述中提出音樂有「樂義、樂聲、樂徳、樂語、樂舞、樂律」六種元素的詳細解說，發人深省。

而近年來中國各地方戲曲越來越受重視普及，例如京劇、崑曲、黃梅調、說書評彈、京韻大鼓、河南梆子、少數民族音樂、大陸央視詩詞大會等都展現了中國詩詞文化之美。

但現在西方古典音樂在華基本上只存在於一些頂尖音樂院校，大陸一線大城市常有國際知名交響樂團來華演出，可惜演出場數都與14億的人口太不成比例，不過大陸現約有70萬個行政村，其中近99% 都有圖書館、文化站等相應場所，先不求頂級音響效果，也無需另興土木，就能適合廣泛引進費用較低、不一定是知名的西方交響樂團、和國內的演奏中、西音樂的樂團演奏，何況一部分行政村已經擁有體育場館、劇場、影劇院、當更能普及國民音樂素質，有助於中國音樂「脫貧」，並夯實偉大的民族復興中國夢。

在詩詞文化創作數量上能與西方音樂創作相比的，應是中國的詩詞，例如中國詩人杜甫（712～770）創作了1400多首詩詞，李白（701～762年）創作了近1000多首詩詞等。

可以說，他們彼此年代雖然跨越近千年，老少都能懂的莫札特與杜甫的 「聖」，和幾近瘋狂的貝多芬與李白的「仙」，彼此堪稱絕配。

他們留下的文化遺產，不僅讓後人享受不已，而且始終是讓世人產生希望的一個火炬。

（作者爲航太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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