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TW／北京要對香港商界動手了嗎？
文／應濯
在今年中國大陸全國「兩會」上，主管香港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的涉港表述可謂意味深長。韓正在會見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人大代表時，除了重點談及這次「兩會」對香港選舉制度的修改外，還向委員代表喊話，要求他們支持港府解決經濟民生問題。
據《香港01》報導，3月6日韓正在北京會見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與會的香港民建聯主席、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李慧瓊稱，韓正多番要求政協委員向特區政府提出方法，切實有效地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3月7日，韓正又在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時提到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一起做好長遠規劃，解決貧富懸殊、住屋等問題。據香港電臺報導，與會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田北辰說，韓正亦指香港的深層次問題是房屋問題，未來治港的愛國者要牢牢記住。
3月7日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發佈了韓正與香港代表團會面的片段。韓正提到香港住房問題有其歷史和發展過程，不易解決，「解決這個問題，難度是很大，但總要有解決開始的時候，如果一直就這樣，沒有、也形不成共識，也沒有（解決）辦法，一有辦法就在立法會杯葛議事，最後損害的是全港老百姓的利益。」
這番表述至少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告誡港區委員代表香港住房問題不能再拖，該出手解決了。二是解釋了今次香港選舉制度修改的一個重要考慮—提升港府解決住房等深層次問題的效能。提升治理效能不只是說給泛民、本土派聽，還是說給建制派、商界聽。待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改革香港選舉制度後，過去經常杯葛港府施政的泛民、本土派會遭到抑制，商界背後有重要影響的建制派會勢力大增。以前建制派可以將港府經濟民生措施窒礙難行的責任推給泛民、本土派癱瘓議事，但當建制派主導立法會，今後便再沒有理由推卸責任。否則，若港府經濟民生措施依舊窒礙難行，那建制派乃至商界的自私，勢必會在北京和香港人面前暴露無遺。
韓正是負責分管香港事務的中共政治局常委，面對香港這些年出現的問題，尤其是在前年嚴重騷亂後暴露出來社會的各種深層次矛盾，其希望這些問題能儘快得到解決的願望可想而知。然而香港是個魚龍混雜之地，泛民與建制派都有各自深度綁定的利益，動之則可能招致新的動盪，不動則問題永遠無法得到解決，而商界就潛伏在這些問題背後，是妨礙改革的主要勢力之一。現在韓正如此多番要求港區委員代表協助解決香港深層次問題，可視作對香港商界的示警。
港區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大多非富即貴，不少都是商界的代表。這是有歷史原因的。早在過去港英殖民時期，香港就一直是官商共治的社會結構，商界在香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響。凡事難免有兩面，商界既在香港經濟發展崛起爲「東方之珠」過程中發揮了重要推手作用，又壟斷了香港大部分發展紅利，造成貧富懸殊、住房難、階層流動通道堵塞等深層次矛盾。
上世紀80年代中英談判期間，北京爲了確保香港平穩迴歸，爲安撫人心，考慮到香港現實情況，曾推出被外界稱之爲「許家屯路線」的統戰策略，即團結和拉攏以商界爲重點的香港菁英階層，其結果是港英時期的官商共治結構在香港迴歸後得到承襲甚至強化。這雖然有助於香港迴歸後的穩定，卻也使香港深層次矛盾在資本的扭曲下愈演愈烈，積重難返。
不僅如此，商界在相當程度上壟斷了北京惠港紅利，導致北京難以贏得香港普羅大衆之民心。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博士、香港智庫天大研究院的副院長伍俊飛曾對本刊表示：「出於關愛和統戰的目的，北京一直向香港輸送利益，頒佈了《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自由行、大陸企業在港上市、滬港通等諸多惠港政策，但受益的主要是資本階層，基層和中下階層的利益無人理睬，長期處於自生自滅狀態，這實際上把基層和中產推向了反對派陣營。」
北京治港團隊直指菁英階層
本刊曾一再主張，香港問題除了亟待解決的政治和國安問題之外，還包括更基礎、事關長遠穩定的深層次矛盾。北京治港團隊如若不能在解決政治和國家安全問題之後，儘早下大力氣解決深層次矛盾，香港將始終難以真正迴歸穩定。
某種程度上講，正是因爲認識到這一點，自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以來，北京雖在治港政策上表現出不懼爭議的強硬，同時也罕見地反覆強調要推動解決香港經濟民生領域的深層次矛盾。例如，2019年底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進京述職時，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明確要求林鄭「加緊研究解決香港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今年1月27日李克強在聽取林鄭述職時再度強調，希望港府「積極迴應市民最迫切的需求，下大力氣做好民生改善工作」。2月5日，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發表新春致辭，談及他對於香港未來的四個判斷，其中包括「拿出更加精準有效的施政措施，逐步破解就業、收入、土地、房屋、醫療等重大民生問題，解決影響廣大市民生活的深層次矛盾」。2月22日大陸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發表講話，提及香港選舉制度修改的一個原則是行政主導，提升施政效能，「把各方面力量匯聚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個第一要務上來」。
長期以來，港府在解決深層次矛盾方面一直不得人心，被詬病爲小修小補。究其緣由，固然有港府缺乏魄力，施政備受掣肘，深陷舊有認知迷思和複雜利益結構的因素，但同時與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菁英階層的自私密不可分。在這種情況下，北京不能不有所表態作爲，大陸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說過，現時最重要的民生問題是房屋問題，不少市民成家立業有困難，不能有良好居住環境，北京將會大力支持政府克服障礙。3月17日中國大陸政府有關部門舉行聽取香港社會各界人士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意見座談會時，與會的伍俊飛建議由北京出面，以政治協商的方式與房地產商溝通，使用合理價格收回荒蕪農地，五年之內爲20多萬住在劏房（房中房）的香港市民提供寬敞的居住環境，給社會、市民帶來實際利益。
今次韓正在「兩會」上多番要求囊括香港多數菁英階層，尤其是商界代表的港區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協助港府，以切實有效地解決深層次矛盾，不失爲對以商界爲重點的香港菁英階層的提醒和警示，意在告誡後者應該主動擺脫狹隘利益的束縛，配合港府採取大手筆的結構性改革措施。鑑於北京一直以來的行事作風，在現階段只是提醒香港菁英階層尤其是商界作出適度改變，但如果他們遲遲未能有所行動，甚至妨礙香港結構性改革，那不排除以後直接施壓的可能。當然，不論是從北京和香港的角度，還是從香港菁英階層與商界自身利益的長遠考慮，香港菁英階層與商界主動作出改變，進而讓香港有機會實現公平正義，那才當是最爲務實、理性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