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在校門的兒童“星探”：我們不關心孩子，只關心……
最近，接孩子放學的付女士發現，學校門口多了幾個“不速之客”。
他們拎着攝像機，拿着話筒，自稱是某電視臺欄目組的記者，見到帶孩子的家長就上前問“是否接受採訪”。
對於這種“推銷”式採訪大多數家長是拒絕的。
同樣有此經歷的還有李女士。“我婉轉拒絕了一下，呱噠那臉就掉下來了。感覺他們根本不是真心喜歡孩子，就是應付。”李女士說。
在北京市中心甚至順義、房山等遠郊縣，幾乎每個城區的學校門口都有這樣的“記者”出現過。
這樣的“星探”大多是兩三個人一組，雖然出現在不同的地方，但有一個共同說辭：挑選合適的小朋友，讓他們上節目。
如果你答應了他們的要求，精心佈局的“陷阱”也悄悄裂開了一道縫隙。
一次偶然的機會，喬一進入到G傳媒少兒節目組外採團隊，跟着“記者”們出了一次外勤。
就是這次經歷，讓喬一近距離接觸到了所謂的少兒“星探”們，瞭解到他們真實的工作狀態。
以下是來自喬一的口述：
文 | 楚樵
編輯 | 喬珊
原以爲，在傳媒公司上班的都是科班出身，但在G傳媒，科班出身的很少，至少我接觸過的幾個人，大都沒有接受過專門訓練。
我所在的團隊是外採組，主要負責外出挑選小演員來公司試鏡。
業內把這個崗位叫外採編導或者記者，業外也有人叫我們“星探”，名稱不同，但乾的都是一樣的活兒。
我是第一次接觸這樣的工作，上崗前公司安排了新人培訓。和我一起參加培訓的還有兩個男生，一個叫徐兵，以前是做銷售的，有豐富的地推經驗。另一個沒怎麼對話，但之前的工作也與銷售相關。
培訓我們的是一個高個子男生，看年紀三十來歲，頭頂扎着小辮子，據說是一個導演，大家都叫他Y導。
Y導是我在G傳媒見到的唯一一個還算有些專業素養的人，至少聽他給大家講東西還是挺有專業範兒的。
培訓是在一個會議室進行的。房間很大，前方拉着紅色條幅，寫着XX欄目小演員試鏡現場的字樣。後方牆上貼着幾張大幅海報，都是某電視臺少兒節目的宣傳照。
Y導讓我們在前排的座位坐下，除了我們三個，還有幾個在職的外採人員。
所謂的培訓並不是專業知識的培訓，而是告訴我們如何“採訪”，如何“拉人”。Y導找了兩個“老人”給我們做現場示範，一個負責與家長搭訕要聯繫方式，另一個負責攝像採訪孩子。
我和徐兵一個扮演家長，一個扮演孩子，先是配合他們示範，接下來就是模擬實戰。
我的悟性還可以，一次就通過了考覈。徐兵則有點緊張，演練了好幾回才勉強過關。
雖然有點着急，但Y導還是比較有耐心的。
“頭一回外採，不熟悉沒關係，前期你們先跟着學習，負責‘拉人’就行。看到家長帶孩子出來就攔住他們，問可不可以接受採訪，如果可以，就把他們交給帶你們的人。”他說。
“對孩子有什麼要求嗎？是不是要挑外形、長相和資質都比較好的？”我問。
“咱們不挑孩子啊，是孩子就行，只要不是殘疾，不是聾啞都可以。”Y導答。
就這樣，簡單培訓後，我被分配到一個外採組裡。組長劉香，二十八九歲，還有一個組員叫小敏，比她小几歲。
徐兵被分到另外一個組裡。當我們從會議室出來的時候，看到後面不知何時又多了幾十個人。
據說，這些都是公司的外採人員。每天出外勤之前，領導會要求他們進行一次“演習”，因爲大多數都是“新人”，入職久的也不過一個月左右，比如劉香和小敏。
“咱們出去是不是會有采訪車？是不是會帶很多設備？”第一次接觸傳媒行業，從未跟過組的徐兵看起來有點興奮，悄悄整理了一下白襯衫跟我說。
我看着門口易拉寶上支着的各種少兒節目海報說，“可能吧。”
但是，當揹着雙肩包，一身輕裝的劉香叫我出發的時候，我才知道，我和徐兵都想多了。
會議室裡見到的那些人，都已各就各位，三兩個人一組，奔赴不同的“戰場”。
外采地是北京各個區縣的中小學和幼兒園，目標對象是4~13歲的孩子。我們組的行進方向是朝陽區北部的一所公立小學。
劉香和小敏帶着我坐了一小時地鐵，又步行了一段距離才走到學校門口。
對於孩子的放學時間，她們已經瞭如直掌：三點半是一到三年級學生放學的時間，四點半是四、五年級學生放學的時間，五點半是六年級學生放學的時間。
劉香帶着我們挑了校門口旁邊的一處開闊地等待孩子們放學，這裡是學生回家的必經之路。
但是當“老師再見”的聲音在校門裡響起的時候，劉香猛然回頭，發現身後多了幾個穿着防彈背心，手持電棍的保安。
經驗告訴她，這個地方不能待了，保安是會阻止的。“走，去馬路對面！”劉香提起揹包，小聲跟我和小敏說。
終於見到孩子出來了。低年級的小學生個頭兒都不高，頭上戴着統一標識的黃色棒球帽，蹦蹦跳跳從校園裡跑出來。
按照劉香的吩咐，我負責“拉人”，如果有願意接受採訪的家長就交給她和小敏。
“家長您好，我們是少兒節目組的，可以採訪一下小朋友嗎？”我按照培訓時Y導教的話術跟家長搭訕。
雖然我的表達很流暢，說話也很自然，但其實，我的內心是在掙扎的。不知爲什麼，看到孩子們那些純真的臉，我有種當“人犯子”的感覺。
在跟劉香和小敏聊天的時候我得知，我們要做的並不是單純的採訪，真正的目的是：
通過“採訪”這樣的方式，要到家長的聯繫方式，之後會有專人跟家長聯繫試鏡，讓孩子有償上節目。
通不過篩選也沒關係，他們會讓你參加培訓，當然培訓也是要交錢的，上節目需要的MV也是要收費的。
劉香和小敏工作都很賣力，看到家長帶着孩子過來就往上“撲”，但是結果並不理想。第一撥兒學生放學的時候，我們只“採訪”到一個孩子。
大多數家長對這種街頭“採訪”是抗拒的，也有的會問一下哪個臺的哪個欄目，之後就婉拒了。
第二撥兒好一點兒，但也只是“採訪”了六個，加起來總數才七個，距離Y導要求的二十個的目標還差一大截。
劉香的情緒看起來有點低落，嘴上不停唸叨着又要捱罵了。小敏倒是沒有什麼情緒波動，她讓我拿着麥克風，自己拎着攝像機尋找新的“獵物”。
有路過的人看到我們的裝備，過來聊天，問我們是哪個電視臺的。我揚起麥克風上的圖標給他看，尷尬地笑笑沒有作聲。劉香趕緊接下話茬，告訴對方我們是做什麼的。
那一刻，我真想把手裡的麥克風丟到地上。這個話筒就像個恥辱柱，帶給我的只有羞愧。從開始“採訪”到現在，它一直都是閉麥狀態，而小敏手持的那個攝像機，也並沒有真實運轉，大部分時間都是白屏。
但是小敏並不在意。她不懂攝像，也不知道怎麼調整攝像機，卻一本正經裝作認真拍攝的樣子，讓小孩子們拿着沒有聲音的話筒對着沒有圖像的攝像機做自我介紹。
劉香則在一旁跟家長說，拍攝的視頻會交給節目組，讓導演挑選。
但我知道，這些視頻是不存在的，導演也永遠不會看到這些“採訪”。攝像機也好，麥克風也罷，都不過是裝腔作勢的道具而已。
他們要的只是記到本子上的電話號碼。這些電話號碼是劉香和小敏完成KPI的基礎數據。
要不到家長的聯繫方式，她們的後續工作就無法開展——無法約家長帶孩子到現場試鏡，無法向家長索要培訓費、製作費、服務費，當然也就不可能拿到收費提成。
三批孩子都放學後，“採訪”還是個位數，劉香急了，帶着我和小敏去附近的公園轉。
我們見到帶孩子的家長就過去“拉人”，甚至在大街上聽到孩子的聲音就立馬跑過去。
五點多，初冬的夜色已經籠罩了北京。寒風裡，劉香和小敏還在商量去哪兒才能找到更多可以接受“採訪”的孩子。
看着她們的背影，我第一次對“記者”這兩個字產生了懷疑。我敬畏每一個職業，也尊重每一種選擇，但是他們，真的是媒體人嗎？
跟着做了幾次採訪以後，我出於好奇，又跟着問了後續對接的同事，這些家長被聯繫到以後，孩子到底能不能上鏡？
其中負責做試鏡的同事告訴我，一般家長“上鉤”以後，他們就會邀請孩子來參加試鏡，過程大概是走秀，前方會有經紀人來評選。
大部分的走秀都會直接通過，然後這些所謂的“經紀人”就會告訴家長，你孩子的條件很好，有機會上童裝時裝週、或者是給某些童裝品牌做童模，也可能是能上一些大型兒童電視劇（大部分是未來都不可能會播出的那種）。
沒有一個家長會覺得自己的孩子“註定平庸”。在一堆美言轟炸下，如果家長被成功洗腦，就需要繳納1至3萬不等的簽約費。
費用包含一些童星的培訓課程，以及爭取上節目和時裝週的隱形費用。
換句話說，大部分的童星公司就是“割家長的韭菜”。
這個套路其實已經隱藏很多年了，但無奈總有一些新任家長會上鉤，也導致這些機構總能換個包裝就重新收割新家長。
有些機構相對良心，你付費以後能上一些小綜藝節目，多少也能培養一點孩子的自信心。
但還有些機構，則是一邊蒐集家長的聯繫方式，儘可能騙取你的簽約費。如果你不上鉤，這些機構還會販賣聯繫方式給到其他機構，是貨真價實的“信息販子”，儘可能地多榨乾家長們的錢包。
在瞭解完這些“套路”以後，我果斷選擇了離職。
喬一的經歷，揭露了某些少兒“星探”不爲人知的一面。事實上，類似外採團隊打着挑選小演員的旗號變相收費的並不鮮見。
在抖音上搜索“少兒星探騙局”可以找到很多相關案例：
有的是在街上接受“採訪”被邀試鏡，結果被培訓機構“套路”交了鉅額培訓費；
有的是被影視公司騙去橫店拍戲，斥巨資拍了一部永遠不會播出的戲。
文中提到的G傳媒不過是讓我們看到了冰山一角，很多具體的操作細節我們還不得而知。
針對收孩子錢上節目的情況，顯微故事也聯繫了某電視臺的“知情人”，對方給出的回答是：
此類少兒節目是該臺地面頻道的主要收入來源，頻道是按節目時長賣給傳媒公司或者培訓機構，三分鐘爲一個單位，傳媒公司或者培訓機構再按節目單賣給一人或多人，分攤成本。
商業運作，製播分離是各個電視臺通行的做法，但收費上節目是否合理值得商榷。
我們不想扛起審判的大旗去指責電視臺的做法，畢竟他們也要創收。
在傳統媒體江河日下的形勢下，生存已經變得舉步維艱，開源才能活着。
但是，如果我們的孩子從小看到的是，榮譽和光環可以明碼標價，用金錢購買，競爭可以避開公平與公正走捷徑，會對他們的成長產生怎樣的影響呢？
（爲保護採訪對象隱私，本文均採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