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懂廣州丨專訪呂本富:廣州要向全世界開放,善用數字技術發展新實體經濟
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丁莉 黃浩博 廣州報道
2022年,廣東地區生產總值爲129118.58億元,連續34年佔據全國榜首;作爲省會,廣州亦穩居前五。邁入2023年,廣州的高質量發展之路蓄勢待發。
在今年的廣州政府工作報告中,“高質量”一詞出現了26次,全市紛紛籌謀“高質量發展”之道。2月19日,廣州問計“高質量發展的歷史方位和路徑選擇”,中國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諸位智腦紛紛支招,讀懂廣州高質量發展論壇在越秀國際會議中心成功舉辦。
論壇期間,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專訪了中國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原執行院長、教授呂本富。
“廣州提出‘製造業立市’,這個‘製造業’應該是接受過數字化改造的新實體經濟。”呂本富強調數字化轉型帶來的動能,他認爲,“爲實現高質量發展,廣州既要做強生物醫藥、汽車等老賽道,又要搶抓新賽道,還要將老賽道與新賽道融合發展,用人工智能、區塊鏈、元宇宙等新賽道賦能老賽道。”
高質量發展絕非閉合式的
南方財經:爲何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
呂本富:沒有量就沒有質,高質量發展在現階段之所以成爲高頻詞,前提在於,廣州經濟總量已經相當可觀,繼續單純在量上擴張,意義其實不大。比如一盤菜,繼續添加更多青菜價值不大,而高質量發展就好比用鮑魚替換青菜。
我認爲,高質量發展最終是要落實到作爲供給端的企業上,歸根結底就是用科技賦能頭部企業和中小企業,或者說隱形冠軍企業,繼而推動經濟再上新臺階。
南方財經:在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廣州應該以哪些作爲突破口?
呂本富:如果各地區產業趨同,就會形成內卷,因此廣州應在產業方面做出差異化優勢。一方面,要繼續做強老賽道,比如生物醫藥、汽車、時尚產業等,這些都是廣州的傳統強項;另一方面,要抓住新賽道的機遇,比如元宇宙等。此外,還要考慮如何將老賽道與新賽道融合發展,用新賽道賦能老賽道,比如將人工智能、區塊鏈等與傳統產業相結合等。
南方財經:作爲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城市,廣州如何與灣區其他城市協同合作實現高質量發展,如何用好南沙平臺建設的政策機遇?
呂本富:粵港澳大灣區9個城市、2個特別行政區,制度有異,貨幣不同,因此協同是一個重要問題。廣州無疑是大灣區的重點城市之一,不僅在經濟政治上,更是在歷史文化資源上,這是廣州的優勢。選擇南沙作爲灣區融合的重要平臺,是一個明智之舉。但問題在於南沙如何才能發揮中心作用,這需要把握好三點。
首先,南沙要成爲大灣區的風向標和燈塔,發展最流行、最前沿、最有前景的製造業;其次,要做到照亮灣區,需要其自身有光、有實力,因此南沙的能級要繼續提升;最後,南沙本身的科技、人才資源都不算特別豐富,因此還需要進一步發揮聚合效應。
南方財經:開放創新是廣州經濟的底色,廣州也是我國第二批改革開放的城市,廣州如何利用自身優勢,實現高質量的開放創新?
呂本富:高質量發展一定不是閉合式的,囿於一個小圈子內的發展是有缺陷的,因此必須要向全世界開放。比如,我們要打造自主可控的供應鏈,這並非意味着將所有外商排除在外,自主可控也應當是合作式的。
當然,開放也面臨各種挑戰,比如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等,一些國際環境因素也導致了斷鏈風險。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應該明確,國際技術市場、人才市場並非鐵板一塊,我們可以積極爭取向歐洲、日韓開放合作。
舉例來說,我們爲愛立信在中國開放了一定的市場份額的同時,也敲開了華爲去往歐洲的大門。所以市場是相互融合的,自主可控也一定是開放性的,這樣才能將全世界的資源牽引到廣州,而不是自己唱獨角戲。
數字革命的核心是人類經驗的大規模複製
南方財經:廣州靠製造業起家,今年更是聚焦“產業第一,製造業立市”,廣州如何做強制造業這份厚實家當?
呂本富:我認爲應對這一口號重新界定。我們要發展製造業,不是要回到傳統老路子上去,不是高耗能低附加值的製造業,而是接受過數字化改造的新實體經濟。
例如,儘管德國和日本的製造業都很發達,但在汽車領域,因爲缺乏數字化賦能,其在新能源汽車、智能網聯汽車等新興產業趨勢上被一些後起之秀所趕超。
南方財經:你一直強調數字化轉型的必要性,可以具體談談數字化如何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嗎?
呂本富:當前,廣義口徑的數字經濟佔中國GDP的比重已經達到40%,這既包含數字經濟本身,也包含數字經濟對其他行業的賦能,總體規模相當可觀。
我認爲,數字革命的核心是人類經驗的大規模複製,具體有三層含義。首先,數字化是對人類生活經驗的大規模複製。例如,我們現在已經習慣於點餐前先去大衆點評上查看其他人的評價,其他人的經驗大大緩解了交易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節省了交易成本,提升了交易效率和質量。
其次,它是對人類生產經驗的大規模複製,例如工業互聯網。打個比方,過去工業流水線上的崗位主要依靠師傅帶徒弟進行知識傳遞,徒弟要跟隨師傅學習很長時間才能出師。而依靠數字化,我們將工業流程利用人工智能進行拆解,分析出關鍵參數,加速了人類經驗的代際傳遞。
最後,它是對人類科技經驗的大規模複製。未來,所有科研都離不開大數據支撐,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爲核心的數字化已經構成科技的第四範式。同時,人工智能還改變了科研的方式和流程,先進行人工智能分析,再做實驗,已經成最新範式。舉例來說,過去新藥很貴,因爲一款新藥要從成千上萬的分子中篩選,還要再進行臨牀試驗,從研發到上市需要經歷漫長的時間;而目前,利用人工智能篩選藥物分子已成爲行業慣例,大大提升了藥物分子分析篩選的效率。
南方財經:中小微企業是廣州經濟中的重要活躍力量,但受制於自身侷限性,同時也是數字轉型的難點,它們在高質量發展過程中應如何定位自身?
呂本富:中小企業必須進行數字化轉型,如果說這在過去是一道選擇題,那麼現在它已經變成一道必答題了。中小企業的數字化包括兩個層面的工作。
第一,生產過程的智能化。隨着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勞動力日益短缺且價格越來越貴,“機器換人”成爲大勢所趨。
第二,銷售過程的數字化。受制於自身規模侷限,中小企業不可能在全國佈局專賣店,但可以通過抖音直播等電商渠道進行產品推介和銷售。過去企業往往先佈局線下銷售網絡,再考慮線上營銷,線上是線下的補充和錦上添花;而對中小企業來說,爲節省成本,思路應該是先線上後線下,以線上爲線下鋪路探路。
當然,中小企業轉型面臨諸多問題,其資金有限,且往往無法吸引到足夠的數字經濟人才。對此,政府要給予扶持,牽頭爲整個行業提供一些數字化公共產品。此外,可以先扶持行業龍頭轉型,搭好框架,再推動其經驗向同行複製,這種經驗複製能夠有效降低轉型成本。
南方財經:目前有這樣一種矛盾現象,一邊數字化高速發展,機器換人,另一邊製造業企業卻經常遭遇用工荒,這應如何解釋?
呂本富:這和社會發展帶來的價值取向轉變有關。年輕人特別是“Z世代”,已經不願意被一輩子釘在流水線上從事重複性的工作了,他們更傾向於從事外賣員這類相對自由的工作。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底,我國靈活就業人口已有約2.4億,外賣騎手、快遞員、網約車司機等平臺用工佔重要體量。
長遠來看,一些工作環境不佳且重複性的體力勞動必將被機器取代,這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因此,遭遇用工荒的製造業企業更應加速自動化智能化轉型,使保留下來的人工崗位儘量都是一些創造性的崗位,並解放更多人力去從事更具彈性、更加符合人性的工作,這也是同當前就業取向相契合的。
記者|丁莉 黃浩博
編輯|李振
視頻攝製|袁思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