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董潤年:用喜劇接近生活真相
窗明几淨的某“大廠”總部,電影《年會不能停!》男主角胡建林周圍,盡是光鮮亮麗的年輕同事。反觀他自己,衣着俗氣古板,雙眸盛滿不安。
這個老鉗工一遍遍自問,爲什麼被調到總部的人是自己?這肯定是因爲,自己多年來一直是廠裡的先進工作者——這樣想着,他變得平靜而自信。
胡建林身上有董潤年的理想寄託。(圖/被訪者提供)
儘管作爲角色,胡建林身上的特質是戲劇化且經過高度提煉的,但該片編劇兼導演董潤年,的確在生活中遇到過這樣的人。
“我自己有一些長輩親戚,就是平時話不多,工作非常認真、努力的。他們爲自己有一門手藝,爲自己的技術而感到驕傲。”
不過,他們中絕大多數人非但沒有胡建林這樣的奇遇,得不到那麼新、那麼好的機會,而且都被認爲是落伍的,因爲“現在已經不是手工或者手藝吃香的時代了”。
電影是董潤年內心的“火苗”。(圖/被訪者提供)
在這樣的時代面前,在AI等科技日新月異的當下,董潤年卻仍將自己的“一些理想”寄託在胡建林身上。
“任何一個人,都可能在有一天突然發現,自己的時代好像已經過去了。但是別人說你過時了,你就真的過時了嗎?當你心裡那簇火苗還在,你還有相信的力量的時候,你就有可能給自己打出一個新的天地來。”
生活不能停
董潤年的心裡也有一簇火苗,叫作“電影”。爲之添柴加薪的燃料,則叫作“生活”。
20世紀80年代,相聲是天津許多電臺的保留節目,從下午1點30分一直放到傍晚5點多。在一戶尋常人家,一個四五歲的小男孩坐在收音機旁,一下午一下午地聽着相聲。這個小男孩就是董潤年。
電影《獅子王》。(圖/豆瓣)
那些年,小潤年還跟着“票友”奶奶,一起看了很多京劇。直到1995年前後,即將初中畢業的他,趕上了中國引進美國分賬大片的節點,《獅子王》等電影的動人故事,就這樣深入了他的腦海。
之後,他又觀看了《侏羅紀公園2》《拯救大兵瑞恩》等大片,意識到原來電影可以如此豐富,“拍電影這事兒太好了,它真的能夠讓你進入到一個夢想的世界,在裡面遨遊,然後忘卻很多煩惱,而且能給別人帶來很多快樂”。
1999年,高中學理科的董潤年,考入中國傳媒大學影視導演專業,以成爲一名電影導演爲志向,開啓了自己的大學生活。
本科畢業後,董潤年選擇保研,繼續攻讀電影學(影視創作方向)碩士。一堂課上,老師對他和同學們說:“你們怎麼這麼想不開,加入了這麼一個夕陽產業?”
如今回望,中國影視行業彼時處於起飛前期,剛畢業的年輕人想馬上當導演,其實還很困難。大部分畢業生得先跟組做場記、副導演等工作,熬上五六年甚至10年,纔可能獲得自己導戲的機會。
董潤年與管虎共同編劇的《廚子戲子痞子》。(圖/豆瓣)
董潤年選擇了另一條路:先從劇作開始,也就是先做編劇。他覺得,劇作也是瞭解整個行業、提升自己講故事能力的一個方式。
2018年,董潤年終於憑藉自己的劇本《被光抓走的人》,得到了做導演的機會。而在此前1年,他其實還構思了一個職場諷刺喜劇,靈感源自身邊的人,以及對生活的體察。
董潤年父母是天津某國營廠的雙職工,在他小時候,父母常在晚飯時間閒談上班時碰到了誰、發生了什麼事。久而久之,董潤年發現自己瞭解最多的,不是自家生活,而是父母的同事和單位的事。
董潤年執導的首部劇情長片《被光抓走的人》。(圖/豆瓣)
後來,董潤年也成了一名上班族,在學校任教。
在早高峰地鐵上,他看着一個個乘客“行屍走肉”似的上班通勤,彷彿整節車廂的頂都被壓低了;在朋友聚會上,他聽到自己的同齡人或者年紀更小的人,談論一個永恆的話題:吐槽同事、上司,或者吐槽工作本身。
“其實當代人上班這件事,是主流人羣的主流生活。”這種感受帶給董潤年“去寫、去做”的衝動,他決定創作一部職場喜劇,從自己的生活中找尋故事背景。
導戲時的董潤年。(圖/被訪者提供)
1997年前後,董潤年父母這一輩國營廠員工,經歷過一次社會性的、對下崗失去工作的恐懼。
儘管大家最終“喘過氣來了”,很多下崗的人也找到了新的機會,甚至找到了更廣闊的生活空間,但他覺得,“對於所有上班的人,不論哪個時代,其實失去工作都是他們心裡很恐懼的一件事”。
所以,董潤年和團隊將故事背景定爲裁員,先從自己身邊的上班族開始,展開了劇本創作的前期調研。
董潤年的大多數高中同學,都在大學就讀理工專業,畢業後進入了IT行業。通過和他們一起吃飯、聊天,以及到企業裡實地調研,創作團隊瞭解了這羣上班族的生活狀態和內心想法。
雖然經常跟同學們聯絡,但每次聚會,董潤年還是會碰到自己聽不懂的“互聯網黑話”。他覺得,那些所謂的黑話不過是行業術語,即使被賦予了自嘲和諷刺意味,它們的存在也是合理的。
所以,他和團隊將這些話加入劇本不僅僅是爲了諷刺和批判,也是爲了與“胡建林”般的現代職場“小白”形成反差,製造笑料。
《年會不能停!》中的老員工(左)和職場“小白”(右)。(圖/被訪者提供)
經過同學們的引薦,董潤年和團隊又跟國企、事業單位的職工,以及學校的教職員工進行了交流,從而發現,“大家吐槽的很多事,本質沒有任何區別,反映出的很多矛盾其實是類似的”。
這批調研對象,尤其是剛工作三五年的年輕人,對於跳槽和失去工作並不是特別恐懼,在董潤年看來,多數人“其實挺意氣風發的,甚至有些人跳槽很頻繁,很敢於辭職”。
還有些人直言不諱,說自己不喜歡當下的工作,“恨不得馬上被優化,因爲可以拿到賠償金,如果(賠償金)足夠豐厚,甚至可以休息兩三個月去玩”。
在生活和調研中獲得的啓發,或直接,或間接,或經過提煉和變形,被董潤年和團隊用在劇本當中,形成了主人公所在部門要展開末位淘汰,導致他陷入困境的故事雛形。
董潤年和團隊在創作期進行了大量調研。(圖/被訪者提供)
創作不能停
2019年年底,《被光抓走的人》上映,當董潤年忙完相關工作,再次拿出之前那部職場喜劇時,已經是2020年了。在打磨劇本的過程中,他看到了一則社會新聞。
新聞中稱,北京望京某互聯網公司在進行辦公樓衛生檢查時,發現了一名寄居的流浪漢。他白天躲在一個無人問津的儲藏間裡,晚上人去樓空時再溜出來,先到茶水間吃東西,再找地方洗澡、睡覺。整整一個月,沒人知道他的存在。
“我們以爲互聯網大廠聚集了一批最聰明的人,他們用最先進的管理方法、各種我們不懂的詞彙,生成了一個高效的管理綜合體,但是竟然出現了這麼大的漏洞。”震驚之餘,董潤年想到,“當你足夠聰明、足夠有心的時候,其實也可以在裡面找到生存的空間”。
新聞中的荒唐與反諷,激發董潤年和團隊修改劇本,將主人公變成到集團總部“告狀”的下屬工廠負責人。主人公嘗試未果被趕出總部後,丟了手機和身份證,爲了能見到董事長繼續告狀,便像那個流浪漢一樣寄居在總部裡,假裝上班。
第二版故事的主人公更接近莊正直這個角色。(圖/被訪者提供)
寫着寫着,董潤年還是覺得整個故事有些單薄,於是和團隊展開了第三次、第四次調研。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發現,職場環境和上班族的心態,已經和之前大爲不同,“每個人都在談論裁員的陰影,每個人都在談論這種憂慮”。
三四十歲的上班族即便在工作中取得成功,擁有相當的地位和積蓄,也還是有危機感和恐懼感;年輕人也不再像幾年前那樣意氣風發,而是展現出超越其年齡的老成,開始擔憂自己的工作和未來。
根據這樣的現狀,故事的裁員背景被擴大了,從單一部門的末位淘汰,演變爲整個集團在轉型過程中,爲了保住現金流,進行大規模裁員。
相較跟現實對號入座,董潤年更傾向於通過諸多角色,展現職場人的一些共性,譬如職場環境、職務職位對年齡感的影響,還有人生階段與境況對處世態度和行事風格的影響等。
《年會不能停!》中的孫藝洲。(圖/被訪者提供)
除了現實土壤,董潤年和團隊還從傳統藝術的土壤裡汲取創作養分。
比如胡建林這個角色,其人設是董潤年父母一輩工人的品質與大鵬自身特點的融合,經歷則參考了經典相聲作品《連升三級》。再比如人物關係的設置,傳統戲曲的角色排列和表現形式在當中均有所體現。
董潤年尚未考慮過,自己的經歷和生活方式如何影響創作,但他的確愛好廣泛,光是音樂上的取向,就橫跨流行、交響、古典、說唱、抖音神曲等多種類型,而且,他經常刷短視頻,對網絡熱梗很熟悉。
創作者應當是包容的,董潤年這樣相信着,“只有接觸了不同的東西,才能理解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人”。他樂於開拓自己的藝術視野,並接受各種東西的影響,“如果看到一些我覺得很新奇的東西,可能就會影響當下的創作”。
傳統文化影響着董潤年的創作。(圖/豆瓣)
劇本定稿後,以《年會不能停!》(下文稱《年會》)之名立項,並於2022年年底開機。劇組裡喜劇演員的比例很高,“大家能認定是喜劇人的,或偏向喜劇屬性的演員,大概有20個,都是不同體系的”。
快樂不能停
大鵬是東北喜劇的代表,白客是網絡無厘頭的代表,孫藝洲遵循情景喜劇的表演方法,王迅具有西南喜劇的感覺,脫口秀演員表演語言的藝術,《一年一度喜劇大賽》的選手則非常舞臺化。
不同的喜劇表演方法和類型,如何在短短2小時的電影裡統一,是拍攝的難點與樂趣所在。通過反覆溝通,董潤年跟大家“對齊了顆粒度”,達成了共識:本片是一部結構性戲劇,包含很多反諷戲謔的內容。
因此,演員們在表演時沒有刻意喜劇化,“都是按照現實主義的狀態去演所有的笑點、笑料,當觀衆代入這些人物,開始理解他們、認知他們,人物身上所有的錯位形成的荒謬感,會產生喜劇的力量”。
《年會不能停!》於2023年12月上映。(圖/被訪者提供)
胡建林記人名,是全片最有喜劇效果的情節之一。
決定將主要人物放在HR部門時,創作團隊跟董潤年的一位時任某互聯網大廠HR總監的高中同學開了很多次會。同學透露,HR的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head count”,也就是字面意思的“數人頭”。
同學說,當一個企業大到上萬人的時候,領導根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職員,因爲每天都有入職和離職的,少則上百人,多則幾百人。所以HR每週都要清點各部門的人數,以便決定下一季度的預算傾斜以及人員配置,“這是整個管理系統的基礎”。
但是,如果HR在裁員期間數人頭,被數到的人一定不會覺得這是個“基礎”操作,而是隻會感到恐慌。就像影片中呈現的,當胡建林這個頗受器重的新HR,主動跟基層職員打招呼、聊天的時候,每個人都如芒在背。
胡建林的目的卻不是嚇唬大家,於是錯位產生了,笑點隨之出現。置身事外的觀衆當然不會感到恐慌,而是站在全知視角,被混亂的景象逗得前仰後合。
《年會不能停!》令觀衆笑得不能停。(圖/被訪者提供)
董潤年不確定自己有沒有所謂的天津人與生俱來的幽默感,但對於喜劇他肯定是熱愛的,“一旦有機會、有這個可能性,就希望做一點喜劇”。他希望將自己被相聲、京劇或電影逗笑時感受到的喜悅和慰藉,傳遞給看他作品的觀衆。
“我也挺期待,我們這個電影能起到這樣的作用。”董潤年說,“能讓一些打工的觀衆、一些‘痛恨週一’的觀衆,看完了覺得‘我今天還行,可以爬起來上班’,我覺得也是挺好的。”
喜劇片場的氛圍往往比較輕鬆,《年會》也不例外。雖然每位主創的性格不同,有的是“社恐”,有的是“社牛”,但因爲劇本完成度高,所以無論老夥計還是新朋友,都配合得非常默契。
基本上所有合作者都用“溫和”“脾氣好”來形容董潤年,這令自認爲在片場“有點兇”的董潤年略感訝異。假如一定要尋根溯源,他覺得可能跟自己高中學理科、做過編劇,而且合作的都是優秀團隊有關。
董潤年被認爲是一位溫和的導演。(圖/被訪者提供)
每部作品開機前,董潤年都會跟統籌人員和執行導演做好相對詳盡的計劃,針對不同的戲份、場景、景別、人數具體分析,爭取讓第二天的拍攝以最高的效率、最小的代價來推進。
董潤年原本是個急性子,10年的編劇經驗在讓他沉靜下來的同時,也讓他對自己的劇作更有把握,不會因片場的突發狀況而擔心或焦慮。
另外,董潤年每次合作的團隊都非常專業、負責,他會跟大家提前做好溝通,所以拍起來“感覺還挺輕鬆的”,基本上沒給過他發脾氣的機會。
對於演員,董潤年希望能給予其保護和空間,因爲演員不僅承受着巨大的壓力,而且表演很費體力和精力,“如何讓他們在最少的條數裡拍完,其實都是在拍的過程中,也在慢慢學習和掌握的一些技巧”。
董潤年慶幸,自己做導演時合作的演員“都非常好”,給他驚喜的可能性高達95%,“演的時候我在底下看着說‘原來還可以這樣’,覺得非常開心”。
白客在《被光抓走的人》中 。(圖/豆瓣)
理想不能停
《年會》殺青後,董潤年看到了企業裁員潮的新聞,“不光是互聯網企業,很多傳統企業也都是百分之二三十,甚至百分之四十的裁員規模,其實我看了挺難過,也挺焦慮和痛心的”。
董潤年深知,電影很難真正解決什麼問題,但如果這部戲能給已經被裁員或面臨裁員風險的觀衆一點“心靈按摩”,讓他們找到情緒出口,宣泄困苦和煩惱,“可能也是我能做的一點事”。
身爲編劇和導演,董潤年一直有自己想做的事,也知道自己的熱愛和理想是什麼。
“我當然希望電影行業能變得越來越好,但首先我希望電影行業能夠堅持下去。”眼下,電影行業經受着多重因素的衝擊,但董潤年還是保持謹慎、樂觀的態度,“相信藝術還是因爲人的個性而存在,只要觀衆還是人類,作爲人類的創作者,就還有存在的價值”。
董潤年說,如果這部戲能給已經被裁員或面臨裁員風險的觀衆一點“心靈按摩”,“可能也是我能做的一點事”。(圖/被訪者提供)
在他看來,中國電影還是充滿希望的,因爲年輕創作者越來越多,他們的想象力和執行力、所拍攝電影的廣度和深度,都給董潤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且,學導演的女同學也越來越多,“不管這當中有多少人最終走上導演崗位,但是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我相信一定會極大程度地開拓影視創作的視野”。
作爲導演,董潤年更傾向於藝術方面的管理。雖然國內存在不同的製片體系,每個導演也都有自己的風格,但他總是希望能儘可能專注在創作上。
在董潤年心裡,創作是很個人的,創作者常常藉由作品表達自己對世界的態度和看法。這樣一來,創作者有時候很難遇到一部讓自己很有改編衝動的作品,“因爲人與人之間的想法是非常不同的”。
帶着“原創可能更容易體現作者觀察世界的角度和表達”的想法,董潤年通過自己筆下的故事,展現他對世界、對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觀察和探索,表達自己的觀點。
偏愛與堅持原創,不等同於排斥改編,或認爲改編不好。董潤年相信,自己總會遇到這樣一部文藝作品,裡面有觸動他的地方,讓他有嘗試改編的衝動。在此之前,他的自我表達主要還是通過原創作品,其中,角色臺詞是最重要的媒介。
《年會不能停!》是獻給理想主義者的讚歌。(圖/被訪者提供)
《年會》裡有一句他很喜歡但完全不同意的臺詞:時代的列車開過去,總得有人在底下增加摩擦力。他認爲,站在角色的立場上,這句話合情合理,“揭示了一些更接近真相的東西”,只不過在影片中,話裡蘊含的價值觀被“可能更堅硬一些的東西”撞碎了。
在現實中,也有這樣“更堅硬一些的東西”,而一千個人去看,會有一千種理解。有人理解爲笑料,有人理解爲血淚,也有人理解爲理想主義的餘暉,或表達疑惑,或發出唏噓。
董潤年則將其理解爲:“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是帶着理想主義的勁頭進入社會的,很多人在這中間被打擊,然後被磨平了棱角,但不意味着還抱有理想主義的人就是錯誤的。如果真的每個人都堅持原則,我相信這個社會一定會變得更好。”
董潤年在《年會不能停!》片場。(圖/被訪者提供)
就像不曾妄自菲薄、沒有輕言放棄的胡建林那樣,“前提是你真的相信自己的優點,然後你努力去做,就一定能給自己的生活帶來一些變化,或者至少帶來一些意義”。
在這首“給理想主義者的讚歌”裡,董潤年揭示了他所相信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