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Anthropic7位頂級AI科學家坐在一起：一個千億美金公司的創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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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Anthropic七位核心創始人Chris Olah、Jack Clark、Daniela Amodei、Sam McCandlish、Tom Brown、Dario Amodei和Jared Kaplan罕見地進行了一次深度對話。在這次長達數小時的訪談中，他們首次詳細披露了從相識、共識到最終創立公司的完整歷程，展現了一家與衆不同的科技公司的誕生故事。

這次對話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創業故事，更是一個關於理想主義者如何在AI發展的關鍵時期做出務實選擇的深度記錄。創始團隊的每一位成員都懷着對AI未來的深切關注和責任感，在不同的時間點、因爲不同的契機加入到了這個充滿挑戰的領域。

一個頗具代表性的細節是，在2018年時，沒有人會想到他們會被總統召集到白宮討論語言模型的發展。正如Jared所說："如果是2018年，你可能不會想到'總統會召集你們到白宮告訴你他們在密切關注語言模型的開發。'"這個細節生動地展現了AI技術發展之快、影響之深。

在這次完整的對話中，我們將看到：

團隊成員如何在2014-2017年間通過Google、OpenAI等公司相識，經歷從GPT-2到GPT-3的技術突破；

他們如何在2020年因GPT-3的成功而感受到緊迫感，最終決定創建新的機構；

Anthropic獨特的公司文化是如何形成的，他們如何平衡安全與發展；

創始團隊對AI未來的展望，從解釋性研究到生物學應用；

那些鮮爲人知的AI發展歷史細節，見證了這個領域的快速演變。

這是一個關於選擇的故事：當理想主義者面對現實，當科學家需要成爲創業者，當對技術的熱愛遇到對安全的擔憂，一羣人最終如何做出了創建Anthropic這個決定

一、團隊的形成：從相識到共識

團隊成員大多在2014-2017年間通過Google、OpenAI等公司相互結識。Chris回憶說，他在19歲時第一次來到灣區，遇到了當時還是博士後的Dario和Jared。之後在Google Brain工作時，他與Dario成爲了鄰座同事，也和Tom共事過。後來在OpenAI期間，他有機會與團隊的其他成員合作。這種長達十多年的交集，爲日後的深度合作奠定了基礎。

Jack Clark則是在2015年作爲記者認識了Dario。當時，他試圖採訪Dario，但需要先閱讀完其所有研究論文。這次接觸讓Jack對AI領域產生了濃厚興趣。Dario當時正在撰寫《人工智能安全的具體問題》這篇重要論文，這篇論文後來對整個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OpenAI時期，團隊見證了重要的技術突破：從GPT-2到擴展法則，再到GPT-3。Sam回憶說，正是擴展法則的突破讓事情開始運轉起來。這些經歷讓團隊成員對AI的潛力有了更深的認識，也讓他們意識到了潛在的風險。

二、從理想到現實：公司的創立動因

創立Anthropic並非團隊最初的計劃。Chris回憶說，他本來只想繼續當物理學教授，發明和發現一些能爲人類帶來益處的東西。隨着AI影響力的快速提升，他意識到僅憑個人力量難以推動這個領域朝正確方向發展。AI需要大量工程工作，最終也需要很多資本投入。如果不以一種合適的方式來做，比如創建公司，很多事情都會重複他在科技界看到的一些令他失望的模式：相同的人、相同的態度和相同的思維定式。

團隊成員在加入AI領域時都經歷過質疑和掙扎。Jack回憶說，當他在2016年決定從記者轉向AI領域時，收到了很多警告郵件，說他在"犯下人生中最大的錯誤"。但他每天閱讀arXiv上的論文，深感"這裡正在發生一些非常瘋狂的事情"，最終決定帶着信念下注這個方向。Jared則花了約六個月時間反覆糾結是否要轉向AI領域。在那個時期，幾乎沒人談論工程師對AI的影響，似乎只有研究人員才能從事AI工作。

2020年GPT-3的突破成爲一個重要轉折點。團隊強烈感覺到，如果不盡快採取行動，就會錯過改變行業生態的機會。如果他們想改變環境，就必須立即行動。與此同時，他們也認識到隨着AI影響力的增長，安全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創立公司的過程充滿爭議和考量。Chris最初強烈反對創立公司，他爭論了很長時間，認爲應該創立一個專注於安全研究的非營利組織。他不確定爲世界再增加一個AI實驗室是否是件好事。但最終，務實的態度和對現實約束的直面，讓團隊選擇了公司這種形式。正如Dario所說："通常事情順利的關鍵在於你不是爲了自我利益、權力或者其他東西，而是真正關心實現某個現實世界的目標，然後找到實現它的方法。"

三、公司文化：務實理想主義的實踐

Anthropic的公司文化具有鮮明特色。團隊之間存在着深厚的互信，這種信任不僅體現在覈心團隊之間，也在公司擴張過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延續。Jared特別強調，這種信任在硅谷是非常罕見的。在Anthropic，幾乎沒有政治鬥爭，每個人都比較謙遜，沒有太大的自我意識。公司的面試過程和員工選拔對"政治化行爲"有一種"過敏反應"。

公司特別強調務實主義。在處理安全和發展的關係時，他們不走極端，而是努力尋找平衡點。這種平衡體現在多個方面：產品團隊、研究團隊、信任與安全團隊、市場團隊和政策團隊都在爲同一個目標和使命努力。Chris觀察到，當一個組織出現問題時，通常是因爲不同部門認爲它們在完成不同的事情，或者認爲其他部門在破壞自己的工作。而在Anthropic，大家都明白這些都是統一"變化理論"下的不同職能。

這種文化也反映在公司的決策機制上。他們避免將所有權衡都推給高層管理者，而是讓每個團隊都理解並參與權衡過程。如Daniela所說，一個失能的世界是這樣的：你有一羣人，他們認爲安全就是"我們永遠必須這樣做"，產品團隊則認爲"我們必須永遠那樣做"，研究團隊則只關心"這是我們唯一關心的事情"，然後所有權衡都堆到頂層管理者身上。而在Anthropic，他們將權衡分散到每個人身上，讓每個人都能從自己的崗位和職責出發，參與到整體的權衡過程中。這種文化在實踐中得到了驗證。例如，當看到工程師Mike Krieger爲安全問題辯護，討論爲什麼某些產品還不能推出，同時也看到其他團隊成員在探討如何讓產品成功上線，這種平衡令人印象深刻。深耕技術安全的團隊成員會考慮如何構建實用的產品，而推理工程師也會關注安全問題。這種全方位的思考方式讓Anthropic形成了獨特的組織氛圍。

四、負責任擴展政策（RSP）：安全發展的實踐

RSP是Anthropic的核心機制，被比作公司的"憲法"。這個政策最初由Paul Christiano和Dario在2022年底討論形成，目的是在擴展AI能力的同時確保安全。政策設計採用多階段閾值方法，在每個閾值上都需要進行能力驗證測試，同時採取相應的安全措施。

RSP的重要性體現在多個方面：首先，它推動了組織內部的一致性。如果某個部門不符合安全價值觀，就會通過RSP顯現出來。其次，它提供了清晰的框架，幫助內部和外部人員理解公司的安全考慮。最後，它創造了健康的激勵機制，將每個團隊的激勵與安全對齊。

RSP的實施效果超出預期。在Anthropic發佈RSP後幾個月，三家主要的AI公司也發佈了類似的政策。正如Dario所說，這證明了"向上競爭"的可能性：如果一家公司能證明在不犧牲競爭力的情況下做到安全，這種雙贏的方案就會激勵其他人效仿。

五、未來展望：科技向善的願景

在這次深度對話中，Anthropic的創始團隊成員從各自的專業視角和關注點，分享了他們對AI未來發展的期待和願景：

Chris Olah的願景：解釋性研究與科學突破

Chris對解釋性研究領域充滿熱情。他認爲神經網絡就像一個充滿未解之謎的新領域，內部蘊含着令人驚歎的結構和美。他將神經網絡比作生物進化，認爲如同每一種動物都充滿了難以置信的複雜性和結構，神經網絡的訓練過程也創造了一種"人工生物學"。

Chris描繪了一個令人嚮往的願景：大約十年後，人們可以走進書店，買到關於神經網絡解釋性研究的教科書，或者一本真正講述"神經網絡生物學"的著作。他相信未來幾年裡，我們將開始發現大量令人驚歎的內容。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Chris認爲解釋性研究可能帶來醫學領域的重大突破。作爲曾經的神經科學家，他推測許多尚未解決的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或情緒障礙，背後可能存在某種更高層次的系統性問題。雖然人類大腦過於複雜難以直接研究，但通過對神經網絡的研究，可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些問題。他甚至大膽預測，這一領域的研究可能會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級別的突破。

Daniela Amodei的期待：AI助力人類福祉

Daniela對AI在改善人類生活方面的潛力感到無比興奮。她特別關注AI在醫療健康領域的應用，提到目前Claude在疫苗開發、癌症研究和生物學研究中已經發揮的作用令人震撼。她期待在未來三到五年內，這種影響力會進一步擴大。

結合她在國際發展領域的經驗，Daniela認爲AI可以大大提高人道主義工作的效率。她回憶起自己過去在國際發展領域工作時的經歷，相信如果能有Claude這樣的AI助手，將能夠更高效地完成許多重要但效率低下的工作。

Jared Kaplan的期望：AI賦能企業轉型

Jared特別關注AI在商業領域的應用前景。他期待將Claude這樣的AI系統融入到企業環境中，不僅限於單個公司，而是推廣到全球各類企業。他相信AI可以幫助企業提升效率，改變工作方式。

Dario Amodei的觀察：技術與政策雙重進步

Dario從個人使用體驗和政策發展兩個維度分享了他的觀察。在個人使用層面，他注意到最近幾個月在代碼編寫方面發生的巨大變化。他提到在YCU的一次演講中，當問到有多少人使用Claude編寫代碼時，幾乎95%的人舉手，這與四個月前的情況完全不同。

在政策層面，Dario對政府建立專門機構來測試和評估AI系統感到振奮。他將這比作政府爲應對新技術建立的"大使館"，認爲這表明我們的社會正在建立起應對技術變革的國家能力，而不僅僅依賴於企業的單打獨鬥。

團隊共同的關注：民主增強與生物學突破

整個團隊都特別關注兩個重要領域：一是如何讓AI成爲增強民主而非威權主義的工具，雖然這個領域還處於早期階段，但他們認爲其重要性不亞於其他技術突破；二是AI在生物學領域的應用，他們認爲這是一個極具挑戰性但充滿潛力的方向。團隊提到了AlphaFold獲得化學諾貝爾獎的例子，期待能夠開發出更多類似的突破性工具。

通過這些願景可以看出，Anthropic團隊既有對具體技術突破的期待，也有對社會影響的深度思考，既關注短期可實現的目標，也着眼於長遠的發展方向。

六、反思與啓示

這次深度對話揭示了幾個重要啓示：首先，在AI快速發展的今天，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承擔起引導技術向善發展的責任。Anthropic團隊的經歷表明，當理想主義者保持務實態度時，是可能推動積極改變的。其次，安全與發展並非對立關係。通過精心設計的機制和政策，可以在推動技術進步的同時確保安全。這種做法不僅有利於單個公司，也能帶動整個行業向好發展。最後，建立正確的公司文化至關重要。Anthropic的經驗表明，深厚的互信和共同的使命感，能夠幫助團隊在面對挑戰時保持正確的方向。

Anthropic的故事展現了一種難得的科技創業範式：不是爲了商業成功而創業，而是出於對技術發展方向的責任感；不是一味追求理想，而是在保持理想主義的同時也注重務實；不是單打獨鬥，而是致力於推動整個行業的良性發展。在AI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這種思維方式和實踐經驗值得深入思考和借鑑。

正如Dario所說："世界需要的是找到一條路，成功地從技術不存在，發展到技術非常強大，並且社會能夠很好地管理它。"在AI發展的關鍵時期，這種探索顯得尤爲重要和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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