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馬「華人」與中國的距離（上）：尊嚴受創的精神慰藉？

近年馬來西亞國內政治動盪與外在的中國崛起，使得華人在族羣認同和國家認同出現和過往不同的裂縫及可能遊移，這背後的脈絡與原因爲何？圖爲1945年，新加坡華人舉着「祖國萬歲」的中華民國旗幟，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新馬華人的身分認同問題。 圖／維基共享

今年4月馬來西亞外長希山慕丁在和中國外長王毅正式會面時，希山用華語說出：「我們都是一家人」和「我的大哥」。此「大哥論」在國內引發在野黨抨擊，認爲有辱主權國家的國格，甚至被國際社會認爲臣服於中國。希山慕丁辯稱是以個人身分稱王毅爲大哥，而非形容兩國關係。

5月31日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發出指示，要求中國各級領導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形象。同日是馬來西亞與中國建交47週年的日子，卻傳出十六架中國軍機逼近馬來西亞砂拉越在南中國海（南海）附近領空；數日後，再傳中國海警船闖入馬來西亞海域，引發熱議。

對於中國軍方的舉措，馬來西亞中文媒體紛絲專頁上，出現不少對馬來西亞政府的調侃與貶抑，譬如：「大哥的飛機飛在小弟頭頂，沒關係的，兄弟嘛！」之類的留言，也引發「挺中」和「抗中」的無交集互噴混戰。在這波爭議中，部分言論似表現了對國家之間界線的模糊意識，讓一些人質疑華人是否在國家認同上有所鬆動。

此次事件因涉及馬中兩國關係的爭議，馬來西亞華人社羣的一些反應，凸顯華人長期在「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之間的內在張力，特別是近年馬來西亞國內政治動盪與外在的中國崛起，使得華人在族羣認同和國家認同出現和過往不同的裂縫及可能遊移，以及對於擺脫當前困境的方向，在想像和期待上可能也有所變化。

5月30日，圖爲中國軍機在馬來西亞沙巴州哥打京那巴魯上的海區領空被發現。 圖／歐新社

中國「逼近」馬來西亞領空之外，也傳出中國海警船闖入馬來西亞海域，事實上，中國過去在南海宣稱的「九段線」主張一直在東南亞各國引起極大爭議。 圖／美聯社

▌對「中國」議題的分歧和割裂

有關「中國」的議題，近年在馬來西亞中文媒體的粉絲專頁上，經常有較一般新聞更多的留言迴應，且幾乎每隔段時間，會因個別事件引發爭論。

在情感基礎不同、不實資訊亂竄與確認偏誤下，經演算法和後真相的操作，更強化了華人之間的認知與心理隔閡，在虛擬空間出現語言的大亂鬥，互貼「中華膠」和「慕洋犬」等負面標籤，甚至出現越來越多粗暴和羞辱式的情緒發言，形成各說各話的立場表態、譏諷和攻擊，這些爭議包括臺灣的統獨爭議到香港近年的爭取自由民主運動，以及每年六四的紀念等。

目前擁有約七百萬人的馬來西亞華人社羣內部相當異質，譬如家庭用語（華語、英語等）、階級、宗教和性別等差別，對於中國的態度和理解也很複雜多樣，涉及情感、心理與現實利益等元素，若將所有人歸類爲「挺中（共）」和「抗中（共）」，或將年長者皆視爲「挺中（共）」，而「抗中（共）」者則是年輕世代，這類二元對立的分類，簡化了華人社羣內的異質性與複雜性，當中也有很多模糊的部分，會隨內外環境的變化有所調整，而彼此之間已沒太多耐性去理解他人，多放棄了溝通和對話的可能。

其實華人社羣主流也有一些徵候，展現了跨世代的共同特性，不僅影響許多華人的生活信念與實踐，也包括當下更趨複雜的「中國因素」下，對中國所展現的某些態度傾向，也對在地政治的發展有所影響。

圖／美聯社

▌獨立前後：族羣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緊張

早期「中國」僑務政策在星馬地區華僑社會的聯繫，主要是透過華校、會館與報紙等文化機制，即所謂的「三寶」或「三大支柱」，它們是凝聚與再生產民族意識的重要機制。中華民國成立後，新加坡和馬來亞各地現代中文小學紛紛成立，呼應着「中國」民族國家的建立。

此時身分認同中的「文化認同」，主要建基於傳統中華文化上，使個人成爲文化價值的乘載者；而「政治認同」是以具體的國家、政府或政權作爲認同之對象的「中國」認同，具有強烈的現實性，當中包括個人與國家之間的權利和義務關係，高呼效忠與團結口號，同時排除異己。

在建構「中國」跨地域的政治認同過程中，二戰期間的抗戰強化了華僑的國家認同，但在二戰後面對複雜因素的衝擊，特別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在內戰的分裂後形成兩政權之敵對狀態、殖民的英國和美國對「中國性」（Chineseness）會對華人產生作用的看法分歧，以及在地新興國家紛紛獨立，開始建構自身的新興民族國家，都讓許多海外華僑面臨政治認同的轉變過程。

馬來（西）亞在1957年獨立後，大部分華人取得公民資格，在政治認同上逐漸轉移至「馬來（西）亞」這具體的國家，且視爲安身立命的所在。但是官方在建構民族／國族身分時，主要以「馬來人穆斯林文化」爲國族核心，其他族羣與文化則多被排除。

二戰期間的抗戰強化了華僑的國家認同，但在二戰後面對複雜因素的衝擊，特別是國共內戰分裂後所形成兩政權之敵對狀態等，皆讓華人看法分歧。圖爲1950年代，馬來西亞華人和馬來人在雪蘭莪州的士莪月（或稱士毛月，Semenyih）發起聯合示威，反對共產主義活動。 圖／維基共享

1969年發生「513事件」族羣流血衝突是個重要轉折，開啓了在政經文等領域的結構重大改變，深刻影響至今的馬來西亞社會。1970年代後各種對非土着的偏差與歧視政策，使華人社羣在政經場域不斷被壓縮，更着重在文化場域進行動員，以抵抗國家機器的壓力。而政府未採取完全壓制的狀態，在文化治理上提供一些空間，讓少數族羣的不滿與壓抑有缺口得以抒發，也提供族羣政治更多操作與協商的空間。

華人社羣在防禦狀態下，透過族羣民族主義作爲感召力量，強調中華文化與語言的獨特性和優越性，抨擊各種不公平政策對華社的打壓，呼喚憂患意識，以抵抗性認同凝聚族羣內部的力量。這些論述成爲華社的基本共識，也是集體動員的基礎，讓華人與其他族羣間（他者）的邊界更加清晰，但也出現不斷排除他者的狀況。

華文教育的維繫，是捍衛文化的重要場域，但是在推動華語教育的過程中，華語被視爲母語，在以華語「優先」下，原本祖輩的各地方言在校園內被壓抑，一般華小多禁止學生說方言，抑制了方言的學習和傳承。而早期受中國共產黨影響與感召，但在1960-70年代大量被拘捕與壓制的左翼華人，也成爲推展華文教育的重要支持者與行動者。

1969年5月4日，甲洞勞工黨黨員林順成被警察射殺，民衆在5月9日手持林順成的肖像與棺木送行，加劇了當時族羣間的緊張局勢，醞釀了於幾天後爆發的「五一三事件」。 圖／美聯社

圖爲發生「513事件後」的吉隆坡現場。 圖／美聯社

▌英殖民產物：對他者的刻板印象與偏見

英殖民者治理馬來亞時，其治理受到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以社經地位或種族預設了各個種族之間素質的差別。殖民者透過建構各族羣之間的刻板印象與迷思等手段進行分化，譬如「馬來人懶惰」和「華人富裕」等的敘事，建構種族和族羣之間的階序，更合理化優越種族（族羣）對其他羣體的歧視與壓迫，埋下日後馬來西亞社會各族羣相互妒恨的狀態。

前首相馬哈迪近年仍重複此類論調，操弄族羣之間的猜忌和偏見。2014年4月美國前總統歐巴馬訪問馬來西亞時曾說，「唯有非穆斯林人口不受歧視，馬來西亞才能成功」的言論，馬哈迪迴應：

「你有看過華人是貧窮的嗎？而印度人是專業人士，他們是律師和醫生」。

到了2020年6月，二度任首相下臺後的馬哈迪聲稱，華人極其富裕，幾乎「掌控」國內所有城鎮，也引發許多批評。除國家對不同族羣的制度性歧視，在日常生活裡，迄今常見歧視其他族羣的狀況，譬如在租房和公私部門的職場上，而在網路世界裡對他者的種族歧視言論更是常見。

「唯有非穆斯林人口不受歧視，馬來西亞才能成功。」圖爲2014年到訪馬來西亞的歐巴馬。 圖／路透社

在長期的「馬來人優先」的政策下，非馬來族羣感受到在各領域的被壓迫，以及體制的系統化歧視，從教育政策的偏差到購屋的優惠等。譬如在高等教育領域，1971年後施行族羣配額制（quota system），以族羣人口比率作爲大學收生名額的基本判準，像馬來亞大學的華人學生從原本的七成，逐漸減至約三成，馬來族大學生則大幅增加，而在更邊緣的印度裔中，一些社會經濟條件不足者，獲得念大學和向上流動的機會。因此，一些政策的施行和影響相當複雜，但是華人社羣中的中下階層在長期生活裡有很直接的被剝奪感，一些人很關注華人人口比例的持續下降，也凸顯了對「人數劣勢的弱勢」的焦慮。

然而，面對體制下權利與義務的不對等困境，以及不易說清楚的情感糾結，不少華人容易把問題簡化的歸咎他者，即強化對「人數優勢」羣體（馬來人）的妒恨，難以正視跨族羣的權貴掠奪國家財富，不分族羣的中下階層皆成爲國家體制腐化的受害者，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華人社羣過去經常以華人居多的新加坡爲例，也曾羨慕臺港的經濟發展，認爲是中華民族本來就具有的治理能力，而近年中國的不斷強大，更證明中華民族在各方面的優越性。許多華人經常把馬來西亞在各方面發展的不足，輕易歸咎於其他族羣的不思進取。在長期對他者的刻板印象與污名化中，華人多不太願意承認有着相當程度的種族歧視傾向，且辯護事實即如此，或是被壓迫下的反擊。

華人社羣過去經常以華人居多的新加坡爲例，認爲是中華民族本來就具有的治理能力，到後來認爲被新加坡「追上」之後，也產生複雜的星馬情結，部分華人甚至自嘲「幸好新加坡離開馬來西亞」。圖爲1965年，李光耀在國家電視臺向宣佈脫離馬來西亞時禁不住落淚。 圖／路透社

▌華人紮根之後：不被承認的屈辱與憤怨

經過數十年的國民教育，以及在地生活和生命經驗的積累，當中雖受一些問題的干擾與拉扯，但華人在傳統的身分認同上相當穩定，除維繫族羣認同，也自認在國家認同上已毋庸質疑，對「馬來西亞人」身分視爲理所當然，未有太多自我懷疑。

但是在族羣政治的操作中，華人是「外來者」的議題經常被炒作，要「華人回唐山」的政治炒作偶會出現，迫使一些華人需強調與證明很早即在這塊土地落戶，譬如以馬六甲的明朝遺蹟作爲證明，顯示華人在數百年前已在馬來西亞這塊土地上生活。

族羣政治下面對各種歧視性政策與不公，在追求國家認同中不被完全的國家與他者所承認，讓許多華人有「我愛這個國家，但國家不愛我」的尊嚴受創和悲憤，這種被忽略的屈辱與苦楚，往往比缺乏資源更讓人難受，也時而拉扯其政治認同的信念。不少華人將現實中政治認同的挫敗，投射到想像中的文化中國，與之進行連結，形成中華民族的共同命運，在文化認同中尋找慰藉。

「你有看過華人是貧窮的嗎？而印度人是專業人士，他們是律師和醫生」首相馬哈迪在任期間也不斷操弄族羣之間的猜忌和偏見，在其書中《馬來人的困境》（Dilemma Melayu）也提及類似論調。 圖／美聯社

2015年9月16日，身穿紅衣的馬來人紅衫軍在吉隆坡召開「馬來人尊嚴集會」，力挺當時身陷貪污醜聞的納吉政府，更試圖硬闖具當地華人地標茨廠街，唯最後被鎮暴警察驅趕，引發族羣間緊張情勢。 圖／美聯社

▌哪一個「中國」：文化認同的記憶和想像

經歷過殖民統治與冷戰的世代，基本延續中國主流史觀的「屈辱感」，認爲中華民族長期遭西方強權的打壓。他們雖有相當時間和中國交流受到限制，但當時很受歡迎的邵氏電影武俠片，也成爲文化記憶與想像的來源之一。

這些武俠片的故事發生時空經常相當模糊，似有意淡化其有意識塑造的輝煌「帝國」，它是以廣闊的領土和田園牧歌般的土地來展現「中國」。這樣的敘事可略過左右之爭，化約爲大致可接受的想像共同體，也呈現浪漫且飄渺的中國（神州）形象，影響此時華人對「中國」的理解與詮釋。到了1970-80年代以後則受到港臺影視、流行音樂的影響，也使得「文化中國」的元素更爲複雜，當中包含了自由與民主的價值和氛圍，對國家獨立後成長的世代有相當影響。

中國近年快速壯大，強調「中國模式」的優越性，且中國與臺港關係變化加大。在中國的各種實質力量與大外宣論述影響下，臺港社會的自由民主力量，經常被描述爲西方敵人壓制中國的前線代理人，阻礙中國的統一，因此也成爲中國的威脅和敵人，獨尊較爲狹義的「中國文化」。2019年7月21日香港元朗發生一些白衣人襲擊路人事件，中文媒體的社媒專頁上，出現反華勢力操控香港青年和打「漢奸」等留言。 但仍有華人傾向與同情臺港的民主發展，試圖抗衡中國模式的論述。

圖爲2019年7月21日，香港發生白衣人襲擊路人事件的報導中，部分馬來西亞華人的留言。 圖／臉書留言截圖

「聲援香港，守護民主」 圖爲馬來西亞華人在2014年聲援香港的雨傘運動。 圖／美聯社

▌中國崛起：將共產黨與中國連結在一起

在華人社羣氛圍中，被壓抑的「受害者」終於有出頭天了，不少華人接受「統一且強大的中國，將能給中國和華人更多好處」的論述，「中國偉大復興」與「中國夢」牽動不少華人的熱愛「祖籍國情懷」，且以炎黃子孫爲榮，自認可重拾被遺落的尊嚴。除了情感和心理因素，不少華人與中國商貿有實質的往來和合作，中國發展的好壞也牽動其實質利益。

1980年代前中國人的生活狀況不佳，一些華人家庭有中國親友求援後，匯款給遠方親友的經驗，也維繫着親緣的關係。因此，對於中國在短時間內的經濟改善和跳躍發展，有着相當直接的感受，且多認定是中國共產黨的功勞。對許多人來說，中國共產黨具有正當性，把中共政權等同於中國，「中國模式」這條明顯不民主的發展與致富途徑，越來越能說服不斷受挫與尋找出路的華人社羣，對於中共政權的批評多被視爲是對中國的批評。

因此，部分華人認爲對內要抗拒國家機器的不公對待，對外則和「祖籍國」的所有中國人站在一起，抗拒美國等國家長期主導的世界秩序和對中國人權等領域的指指點點，羞辱與壓抑中國的發展，尤其近年美國力量的下滑與川普對自由民主的破壞，以及全球民主機制暴露的諸多問題，讓更多華人願意和中國站在一起，捍衛持續的強大，且享有中國崛起的紅利。

▌下篇接續：《大馬「華人」與中國的距離（下）：失望民主找錯了出口？》

▌下篇接續：

在華人社羣氛圍中，被壓抑的「受害者」終於有出頭天了，不少華人接受「統一且強大的中國，將能給中國和華人更多好處」的論述，「中國偉大復興」與「中國夢」牽動不少華人的熱愛「祖籍國情懷」，且以炎黃子孫爲榮，自認可重拾被遺落的尊嚴。 圖／美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