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聊當下音樂市場是“奶嘴文化”，直言自己的音樂沒那麼多人聽 | 獨家對話

對話 崔健

1986年5月，崔健登上北京工人體育館的舞臺，表演作品《一無所有》，宣告了中國搖滾樂的誕生。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今天，他的音樂唱出的不只是一代人的聲音。

△崔健

田川：您來之前在做什麼？崔健：剛起牀。田川：您昨晚在忙什麼？崔健：做音樂，要參加一個藝術雙年展。我們有一個作品叫《外面的妞》，講外星人降落地球，十幾年前寫的，但不是很大衆口味的東西。田川：感覺您對科幻、外星人、量子等話等題都很感興趣，涉獵非常廣。崔健：其實沒有那麼廣，只是對這些感興趣而已。首先我認爲自己還沒有定型，我不願重複過去做過的事情。所以我最大的壓力就是時間太多了，不允許拿出任何自己都不感動的東西。唯一不變的，是我不斷地在更新，提出新的質疑。

崔健：很多人認爲老崔後來沒有作品，爲什麼又搞演出。他們根本不知道我在《紅旗下的蛋》之後創作的任何作品，也不知道我拍了一部電影。他們認爲你只是在苟延殘喘，利用過去的資源發餘光，折騰不了幾年。他們認爲我在說大話。我說這是我B面的開始，A面已經結束了。竇文濤：你在嚴肅的思考、觀察，但似乎你關注的人也不聽你的聲音，你會覺得矛盾嗎？崔健：錯位。常常有人跟我說，老崔你怎麼談論政治問題，你還是回去好好唱歌吧。大量的人這樣說我，看不起我，說你不就是唱歌的嗎。甚至有人說“婊子無情，戲子無意”，你怎麼可能談論這麼嚴肅的問題。

——崔健近期採訪

崔健：這種質疑狀態幾十年都一樣，但質疑什麼，怎麼解答，發生了變化。田川：比如發生了什麼變化？崔健：比如我們曾認爲自己生活在一個沒有主導權的領域，但可能是因爲我們當時太年輕。當你歲數大了以後，會發現很多機會就擺在身邊，就看你有沒有勇氣抓住它。而且一切要從實際出發，從小事做起，從容易得事做起。千萬不要放棄，也不能空想。光想不做，光做不說，都有問題。這個餐廳就代表我們從小事做起，實幹。之前除了演出和錄唱片，我沒有機會做其他事。現在有餐廳了，幹起來。這裡有好吃的，好音樂，裝潢非常好，非常輕鬆。而且大家不會覺得進入了一個高消費區。這兒的聲音非常好，沒有一個餐廳有這樣的聲音。田川：他們跟我說，這裡每一個音箱角度都是您親自調的。崔健：我們做了很多實驗，這麼大的系統，就一個筆記本的耗電量。它不像一個音響牆打在你的耳朵，而是環繞着你。無論聽什麼音樂，都有沉浸感。我們只在空間里加了音響，地面、牆面都沒有做隔音處理，省了一大筆成本。但是我們說話仍然很暢通，不會有別的頻率干擾我們。爲什麼不能把餐廳做成可以讓所有就餐者，有共同感知分享的空間呢？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健康嗎？藝術家應該不斷髮現社會問題，創造新的想法。不是十天一個，而是一天十個。

儘管他被公認爲中國搖滾第一人， 但他的意義超越搖滾。

——作家 周國平

田川：您的作品總能打動人，經過不同時代，它們仍然很能讓人共鳴。崔健：其實沒有那麼多人聽我的音樂，而且越來越少。我並不太在意這些。這是我必須承擔的結果，因爲我做的是實驗音樂。但這個世界會有更多的理解和喜愛異類的人，只有音樂給異類留了非常大的空間，你越不一樣，我越喜歡你。

田川：當年您以軍褲、皮靴的形象出現在舞臺上，聲音一出，全場沸騰，大家說原來可以這樣。崔健：這就是搖滾本身的魅力，我只是上了搖滾樂的車而已。隨着工業發展，有了電，有了揚聲器，大的音響聚集，觀衆的人數越來越多，它就變成社會活動了。這個時候搖滾樂落地中國，我恰好在門檻上。我當時有一種潛意識，就是想告訴大家，你們聽的那些音樂不如聽這個。你要是沒聽過，我就給你做出來。田川：那您有想過可能會失敗嗎？崔健：沒想過，就想肯定能成。田川：老一輩藝術家能欣賞搖滾樂的形式嗎？崔健：我記得第一次帶着《不是我不明白》和《最後的抱怨》去比賽，幾位大咖在那兒一坐，很嚴肅。田川：他們什麼反應？崔健：沒表情，但起碼這幫孩子好玩、認真、有才華、敢表達，一定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否則不可能給我這麼重要的機會，在1986年5月9日。（注：1986年5月9日，崔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表演作品《一無所有》，開啓了中國搖滾樂時代）

田川：您的作品一直有批判、嚴肅的內容，就是有看不慣的事情發生。崔健：對，我覺得一個開放的社會，音樂是沒有煽動性的。周邊的不公，人天生就能看到。不是說沒有藝術就看不見了，跟那沒關係。藝術家的表達一定是因爲他看到了社會的不公，他應該反映出來。如果沒有這樣的藝術，文化就是“奶嘴文化”，把嘴堵住，孩子沒有營養，一定會出問題。孩子哭是好事，他在告訴你他有問題。如果我在所有采訪中都不這樣表達，逐漸就會讓很多人會失望。我在商業上的成功已經不用再去懷疑，財務自由，住自己的房子，開自己的車，但是這種情況下我仍然在看社會問題。不是說開上車了，有了房子，社會就沒問題了，不能這樣看待自己的生存環境。希望年輕人可以不斷去突破這些。田川：那您最近有什麼看不慣的事情嗎？崔健：人要是沒有憤怒，還有什麼意思？這是一種反應，有話就說，有火就發，是很正常的狀態。田川：生活中您也這樣直率嗎？崔健：我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人，有人說老崔挺隨和的，不像音樂中那樣暴躁。田川：您如何評價自己？崔健：我也覺得自己很好，很好打交道。比如有人說不希望我唱某首歌，那我今天就不唱了，我也不想給別人帶來麻煩。田川：那您最堅持的東西是什麼？崔健：我不知道，太多了，這是個特別抽象的問題。我覺得我堅持最多的可能就是沒有停止質疑，包括對自己、對精英、教育系統的質疑，對新聞、自媒體、商業形態的質疑，都有。

崔健：不會爲錢放棄音樂嚴肅性

崔健：藝術家的使命是洗禮常人。你的身體需要洗澡，靈魂同樣需要洗澡。經常看藝術，你的靈魂是健康的，只有這樣，你纔有力量。有前輩，有後者，國家的能量才能真正被調動起來。不能總是把孩子送出國吧，這是你的未來嗎？

對話 崔健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今天，崔健的音樂唱出的不只是一代人的聲音。

田川：您的《繼續》特別打動我們的導演，她和她的朋友抱頭痛哭。崔健：我在創作的時候也流過淚，莫名其妙眼圈就溼潤了。我不能允許自己拿出任何我都不感動的東西。社會就像一個高處你要攀爬的扶手，但它是浮動的，和抓單槓是兩回事。你要保證自己永遠不撒手，一旦放手就是碎屍萬段。你怎麼練這塊肌肉，怎麼擁有這個能力，我好像在《繼續》裡找到了。我希望未來的年輕人，將來一代一代的人，能夠通過我們的音樂理解到，嚴肅的音樂創作者的狀態。我覺得音樂完全可以承載最莊重、最嚴肅的思考。田川：您曾經那麼輝煌，有那麼大的轟動和反響，但您說現在作品可能並沒有那麼多人在聽，會有落差嗎？崔健：我爲什麼要做音樂？就是爲了觀衆高興嗎？爲了掙錢嗎？我們推掉了大量一線的廣告，就是要證明我不是缺錢花的人，你讓我掙那錢有什麼意義？因爲掙錢而降低我嚴肅性的信譽，我爲什麼要做？如果創作類似《二無所有》的歌曲，我就跟做廣告一樣，無非就是在討好觀衆，我可以不用思考。田川：但是當您創作了一個作品，您怎麼能確認它能夠經受時間的考驗？崔健：我從來沒有確認過，最起碼我做了這個記錄。一個人在若干年前，通過音樂記錄了世界變更給人帶來的影響，我能做到這個就可以了。

田川：對您來說藝術的標準和底線是什麼？崔健：藝術家的屬性應該是能量屬性。如今廣告音樂，再加上標準的“奶嘴”市場音樂，你孤獨了我就給你孤獨的音樂，算出來給你聽。給你時尚，給你排行榜。藝術家一生追求的，是創作出有永恆價值的作品，而時尚正好相反，只要有兩個月的價值就夠了。他是爲了商業，爲了廣告，爲了生存，爲了養家讓孩子上學，他說出一萬個理由，沒有一個跟藝術有關。現在的問題是所有屬性紊亂，跨越自己的屬性去獲取另外的東西，勾兌都是我看不慣的。所以我說我應該去演講，大家越能同意我的觀點，這個世界越和平。現在中國有交叉學院和混沌學院，但我認爲應該再有一個屬性隔離學。職業上廣泛的開放，屬性上嚴格的隔離，所有問題就都解決了。千萬別想着又幹這個又幹那個，沒有隔離能力的人，一定會造成社會混亂。大家屬性劃分了以後，世界就和平了。田川：我覺得您還挺理想主義的。崔健：恰恰不是，這跟烏托邦不一樣，烏托邦是個污名。田川：我的意思是您將希望寄託在每個個體身上，它需要每個人都高度文明化。崔健：沒錯，每個人都需要。只不過我們常常認爲解決問題的是“高高在上”的人，忘記了最簡單辦法是我們自己解決。我覺得中國的藝術家恰恰有最好的機會，如果這個時候啞音了，你可能就失去了最能發光的時機。而且我也覺得自己到了必須表達的年紀。過去可能羞羞答答，但現在我認爲應該多跟人分享，不必過於在意其他方面的得失，到時候了。

製作人：張燕

編導：周佳榕

編輯：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