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披肩想起─關於《喀布爾人》和《追風箏的孩子》

阿富汗政權更迭，當地人民陷入被塔利班重新統治的恐懼。（新華社）

《追風箏的孩子》系2005年美國排行榜第三名暢銷小說，後改編成電影。（摘自網路）

《追風箏的孩子》深刻剖析人性的背叛與救贖。（摘自網路）

二十年前的溫哥華夏天十分涼爽，初到溫哥華的我，剛剛有了身孕，特別害怕感冒，每次出門總是帶一條輕薄的披肩，坐在海邊或陰涼地，披肩就派上用場了，而且比一件夾克衫之類的外衣更隨心所欲；有時碰到小雨，也可以臨時用來遮擋，像阿拉伯婦女那樣裹在頭上。可沒有想到不久發生了震驚世界的911事件。那之後的一天，丈夫突然很嚴肅告誡我，你出門不要戴披肩了，別弄得跟什麼人似的！我一愣，但馬上領會了他說的「什麼人」是指什麼人。雖然有點不情願，但也怕走在外面被人側目，就暫時放棄了披肩。其實九月以後的溫哥華，披肩在戶外更是實用。然而，在當時美國遭遇恐怖襲擊、全世界都驚魂未定的特定時期，披肩與圍披肩的人也令人產生負面聯想。

之後的某一天，我們和一對朋友夫婦去Deep Cove海濱村遊玩，玩累了就去當地一家我們熟悉的咖啡館歇腳聊天。快到跟前時，看到門口坐着六七個中東人，男人都是大鬍子，有的頭上纏着一圈圈的裹布；一位年老的女性穿着深藍色罩袍，不過露着面部和脖頸，並不那麼嚴實；另外稍年輕的女性則戴着莎伊拉（一種長方形圍巾），鬆鬆地裹在頭上落在肩部圍住。我們一行幾人居然不約而同地停住了腳步，互相看看竟異口同聲地低語，別和他們坐在一起，換一家吧。

這件事過去了這麼多年，仍記憶猶新。我也曾偶爾在內心裡替那天坐在咖啡館門口的幾位中東人感到冤枉，僅僅因爲他們的模樣和裝束，當時我和我的朋友們選擇了與他們保持距離，做出這樣的選擇的，我想一定不僅僅是我們。

偏見和成見屬於客觀存在的心理學現象，是每個人身上固有的東西，無法從我們人性中剝離出去。在人類社會的生活現場，要做到完全沒有成見、不帶偏見地對待別人幾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當某一特殊事件發生後。然而，在對待具體的生命個體時，是否帶着偏見的行爲，往往會成爲人性善惡的的考驗。拋開先入爲主的社會成見，或許只有天真無邪的孩童纔可能具有尚未被社會、政治、種族等等污染的自然善意的人性。

泰戈爾寫於1892年的短篇小說《喀布爾人》裡的「我的女兒」米妮就是這樣一個天真可愛的五歲小姑娘。小說描寫了小米妮與走街串巷的小商販喀布爾人羅赫莫特之間的親密友誼，這種友情超越了年齡、階層、社會地位懸殊。羅赫莫特從第一次見到米妮衝他喊「喀布爾人」的那一刻，就對這個完全不同於自己出身階層的小女孩明顯表達出喜愛。

當被逮捕的他在反抗和怒吼時，一聽到米妮童真的呼喊，就瞬間由暴力轉而溫和與慈祥，就像發怒的獅子被施了魔法一樣即刻馴服了。何以米妮對這個喀布爾人有這麼大的魔力？直到十幾年後米妮出嫁的那天，謎底終於揭曉。

那天，羅赫莫特恰好從牢裡放出來，他帶着以往每次跟米妮見面都會給小姑娘的一串葡萄和一小紙包的乾果來看米妮。而長大了米妮已不再像從前那樣，會無拘無束地跟他說笑了。讀到這裡，我的心也像小說裡的父親一樣隱隱作痛。當米妮的父親爲羅赫莫特帶給女兒的小食付錢的時候，喀布爾人拒絕了，說自己不是爲了賣東西而來。他從自己胸口掏出一張又小又髒的紙，上面印着他自己小女兒的手印，這個小手印讓他在遠離家鄉的時候「彷彿感到有一雙溫柔的小手，在撫摩着他那被離愁折磨着的心」。

讀到這裡，我的心被震撼了，淚水瞬間模糊了視線。雖然喀布爾人與米妮的父親「我」身處不同的社會階層，但卑賤者內心的父愛絕不遜於上流社會的父親。「我」正是通過女兒米妮與羅赫莫特的交往，對喀布爾人的態度由懷疑、排斥轉化爲理解和同情。泰戈爾描寫了不分階級、不分貴賤的父愛，並以這同樣的父愛，詮釋了人性平等的理念。小說的悲憫情懷，表達了泰戈爾排斥政治因素的和平理想。

無論是從古老中國的詩經開始，還是從西方的荷馬史詩開始，文學史從來都不曾在人類文明史的沉浮、迂迴、前行的旅程中缺席過，那些在枯槁乾癟的、也可能有許多虛假謬誤的歷史記載之外的偉大的文學，則真實而血肉豐滿地記載了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里人類生活的真相和人性的真實。那些被壓迫、被侮辱、被奴役、被損害的廣大的受苦受難者，也只有在偉大的文學裡得以獲得拯救。

每一個寫出偉大作品的作家、詩人，他們首先都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他們用自己的作品還「卑賤者」以尊嚴和公正，讓世人看到善良美好的人性在被壓迫和被侮辱者身上的閃光，讓愚蠢的傲慢與偏見自慚形穢。

從泰戈爾《喀布爾人》，我又想到當代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賽尼的《追風箏的孩子》，作者以深情的筆觸和沉痛的反省書寫了阿富汗的富家子弟與僕人的兒子之間的感情故事，深刻剖析人性的背叛與救贖。小說是2005年美國排名第三的暢銷書，它以現代人類面臨的共同話題：人性和人性的拯救，撼動了全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國家讀者的內心情感。

小說中的「我」阿米爾是喀布爾富商的兒子，和他家的僕人的兒子哈桑是同一個奶媽的胸脯哺育的，從小親如兄弟，如影隨形。阿桑對主人忠心耿耿，任何時候都心甘情願爲阿米爾做出犧牲。阿米爾爸爸欣賞哈桑的正直勇敢，失望於阿米爾的怯懦；阿米爾則妒忌爸爸對哈桑的愛。

作者用強烈對比的手法描寫了兩個性格和行爲迥異的孩子。哈桑寧可受辱被強暴，也不肯交出那個代表阿米爾贏得鬥風箏冠軍的藍風箏。然而阿米爾目睹哈桑受辱卻沒有挺身而出，而是逃避。之後因深受良心折磨而無法面對哈桑，卻又沒有勇氣面對自己的過錯，反而以更大的錯誤去掩蓋之前的錯誤。他設計陷害哈桑偷了自己的生日禮物和錢，以便父親可以解僱哈桑父子。哈桑洞悉一切，卻沒有說出真相，而是含冤承認偷竊，再次爲阿米爾犧牲自己。

儘管矇在鼓裡的爸爸選擇原諒哈桑父子，但明瞭一切的哈桑父子決意離開。他們的離去，並未給阿米爾帶了解脫，他陷入了一生的負罪愧疚的陰影之中。直到成年後在美國定居的某一天，父親的摯友臨終前通知阿米爾去解救哈桑的兒子索拉博，並告知哈桑其實是阿米爾同父異母的兄弟。而此時哈桑已在喀布爾爲保護阿米爾家的大房子被塔利班槍殺，索拉博被送進孤兒院，後又被塔利班頭目帶走，成爲一個被性侵的兒童。

作家給了阿米爾最後一個救贖自己靈魂的的機會，阿米爾終於放下了自己的怯懦，冒着生命危險返回喀布爾救出哈桑兒子，並決心像哈桑當年對待自己一樣來對待哈桑的兒子。

小說中追風箏的男孩哈桑，代表着被凌辱的哈扎爾族人，他身上完美地體現了人類忠誠勇敢、正直無私、勤勞善良的美德。作者飽含深情傾注在這個人物身上的筆觸，與泰戈爾一樣超越了社會、宗教與種族的藩籬，呈現出純粹的人性的光芒。想到這裡，我內心有一股潮水般的衝動，忍不住要深深地彎下腰來，向這些具有悲天憫人情懷和深刻洞悉人性隱秘的偉大作家極其偉大作品鞠躬！

在阿富汗政權更迭的風雲變幻之際，當地人民陷入被塔利班重新統治的恐懼，前景未卜，喀布爾國際機場驚現人們瘋狂逃離的混亂與悲劇，喀布爾，成爲國際新聞與政論節目中高頻率出現的詞語中最令人揪心的一個。

不知怎麼我開始厭倦那些喋喋不休的政論，而在泰戈爾和胡賽尼的悲憫情懷裡，靜靜地走近喀布爾人，甚至想像着某一天，新來的鄰居正是從喀布爾逃出的難民，而且是長着很像中國人臉的哈扎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