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斌院士:若新冠病毒是自然變種 可能還會捲土重來
作者｜章劍鋒
出品| 本站科技《科學大師》欄目（ID：tech_163）
“2003年SARS（非典）的發生到底是怎麼回事，現在還沒有統一說法。那次我就有過思考，在相關會議上我也都提過，我們一定要注意突如其來的、未知的這些微生物對我們人類健康的損害。我說‘非典’可能不只是一次，可能將來還會有。”
2月17日，在本站科技《科學大師》記者的獨家專訪中，親歷過17年前的SARS防控，又就本次新冠肺炎防控向國家一連提出七項建言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叢斌教授如是說道。
叢斌當年對SARS病毒就有過科學追問和擔憂，如今真的不期然又一次出現了，“這個問題確實很嚴峻，它不只是我們國家，是整個人類面臨的問題。我們要做好這方面的科學預判。”
病毒肆虐的當下，國家高度重視，在決定修改《野生動物保護法》的同時，還將很多人平時並不留意的“生物安全”一詞，也提到國家安全層面。
2月14日下午召開的中央深改委第十二次全體會議上提出，要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並且要儘快推動出臺生物安全法，加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制度保障體系。
“生物安全問題，其實國際上早就開始關注了，立法是非常必要的”。叢斌告訴《科學大師》欄目記者，《生物安全法》此前就已經被列入了全國人大常委會2019年的年度立法規劃，該法草案在2019年10月25日經過了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的審議。
叢斌透露，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層面，就這項立法擁有高度共識，而且草案內容，也具有前瞻性，比如大家當前都關注的傳染病防控、實驗室病毒管理等內容，在去年審議的草案條文中就得到了相應的涵蓋。由於當前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他預計該法草案還會結合實際情況更進一步得到充實、完善。
叢斌院士從事法醫學、病理生理學、分子生物學等專業研究及實踐有三十多年時間，在專業領域有多項創新和建樹，還曾於相關的刑事案件中，憑藉專業功底還死刑犯人清白，留下兩段“槍下留人”的佳話，他還以第一完成人身份獲得過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和二等獎。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從1月25日開始，醫學專業出身的叢斌以單獨或聯名形式向國家陸續提出了《關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的建議》、《關於儘快生產人源抗體的建議》、《關於改善新冠肺炎病人肺部通氣障礙的建議》等針對性建議，助力疫情防控。
其中，從免疫調節入手抑制患者炎症風暴、通過對病亡者的屍體解剖以儘早判斷新冠病毒致病的病理特徵等建議，均在抗疫工作中得到響應或落實。尤其在屍檢建議提出後，叢斌還應有關部門的請求，提交了詳細的屍檢方案。而爲了避免人流過高導致病毒擴散，中國工程院之前在向國家建議將今年春節長假延期，也事先諮詢過身爲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叢斌意見。
叢斌答覆，“重大疫情來了以後，防止人流聚集，切斷傳播途徑，這是傳染病防控原則，按照《傳染病防治法》，這有法可依，一切都得爲疫情防控讓路”。
早在17年前的非典期間，叢斌除了任全國人大常委之外，還在河北醫科大學、河北省政協等部門擔任職務，當時他深入一線調研提出一系列對策和建議，與今天的情形如出一轍。疫情過後，叢斌沒有停止對突發傳染病發生、防控的關注，2013年，在十二屆全國人大相關會議上，叢斌就提出，在科研立項上國家要加大對新發傳染病的支持力度，鼓勵科研人員對新發傳染病病原體變異規律進行研究，對新發傳染病的發生與生態環境的變化、物種平衡的紊亂之間的關係進行研究。
以下爲本次對話內容：
一，對肉眼可見和不可見的生物安全威脅，都要高度警惕
《科學大師》：您是一位科學家，同時也是參與國家立法工作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請您給我們普及一下，“生物安全”這個詞怎麼理解？
叢斌：生物安全的概念分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生物安全，指的是讓一切生物都處於一種不受損害的狀態。從系統論來講，生物界的各類物種之間每個節點都是相互關聯的，形成了一個生物系統。在進化過程中，缺少了一個物種，可能就得有新生的物種補充進來。如果短期內有太多的生物物種消失，通過自然進化機制又來不及補充新的物種，這個生物系統的平衡就會紊亂，嚴重時可能會崩塌。生命大爆發以來的五億五千多萬年，我們地球上已經發生五次生物物種大滅絕。地球上有了我們人類這樣的高級智能生物以後，我們就要提出生物安全的理念，不能光顧人類自己的生存，還要考慮努力去維護其他物種的安全問題，這其實也是爲了我們人類自身的長期生存着想。
狹義的生物安全，一個主要指的是近20年來出現的生物技術的安全問題，包括轉基因作物、轉基因動物等，現在的技術可以人工合成或改造一些生物，生物技術進一步發展，萬一有人研究成了細菌或病毒類的生物武器，它可能也會在自然界、在宿主當中傳播，使大量的宿主致病或死亡。還有一個指的是微生物的安全利用管控，有些細菌、病毒能導致植物物種和動物物種的損害，比如動植物的傳染病問題。因此對於這些微生物都要進行科學有效的管控。
我覺得應當對生物安全做這樣一個表述比較好，生物安全就是指要防止由於生物技術、微生物，及微生物所產生的危害物質，或人的相關活動引起的生物危害。這裡的危害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對生態環境的危害，二是對人類健康的危害，三是對其他有益物種的危害。
《科學大師》：我們國家面臨的生物安全方面的形勢和挑戰怎麼樣？
叢斌：面臨的形勢還是挺嚴峻的。2012年在中國工程院的一次院士學習討論會上，我就提出，我們一定要防範人類未知的致病性病原體對我們人類的攻擊。我當時說的是自然變種的致病性微生物，還沒有講到利用生物技術這樣的人工變種。
從微生物自然變種的角度來講，利用生物系統發生樹（生物進化推算模型），可以推論經過多長時間哪些物種可能會發生突變，會在哪個地方突變，會造成什麼結果。這個模型是依據在過去的生態環境下，即人類的不當行爲很少擾動的生態環境，生物物種的進化歷史構建的。現在的生態環境不是這樣了。另外，目前所說的生態環境，不僅指我們肉眼所能看到的各種生物物種構建的生態環境，還要包括我們肉眼看不到的微生物物種所構建的微生態環境，在一定程度上講，這對我們人類生命健康的影響更直接。
微生態環境是怎麼影響人類的呢？北京南苑有一個麋鹿園，有一個生物紀念碑，上面記錄着什麼物種是在多少年前滅絕的。現在有的物種，尤其是動物物種滅絕的速度過快，它們體內都有正常的微生物（包括病毒和細菌）常居，它們是這些微生物的宿主。宿主們過快滅絕後，這些微生物可能就要隨機尋找新的宿主。什麼樣的物種被它們選中的機會大？就是在自然界當中分佈最廣的、密度最大的、活動範圍最廣的，符合這三個要素的生物物種，只有人。
這些微生物有可能在原宿主體內是非致病性的，一旦選擇我們人類，等於環境變了，有些微生物會隨着環境的變化而改變自己的遺傳結構，可能就變成致病性的了。
因此當時我建議一定要在這方面多下工夫，要做一個系統模型來研究：哪些物種是瀕危物種，其體內的微生態怎樣？和我們人類最密切接觸的物種尤其是野生動物有哪些，它們體內的微生態狀況如何？這都需要系統研究。
所以我們現在進行生物安全立法，是正逢其時，你看今年這個新冠病毒，不是又來了嗎？如果這一次的病毒也是自然變種，今年這麼突然就來了，那麼以後可能這樣的傳染病還得出現，還會突如其來。
《科學大師》：這種微生物自然變種所造成的安全威脅，能夠防止麼？
叢斌：由於我們人類的不當活動、不當行爲，亂吃亂喝、亂跑亂跳，什麼地方都去，有一些原始地帶也去。那裡的微生態，跟我們現在人類經常活動場所的微生態環境，肯定是不一樣的。雖然人類不一定被感染，但可能就帶回來一些其他的微生物，感染我們的家畜、家禽，所以有些人類沒有去過的地方，我們還是儘量別去獵奇探險。
密切接觸、或吃或玩或養野生動物，長期這樣，動物體內寄生的微生物可能就傳到人類，人的體內環境和動物的體內環境不一樣，這種微生物爲適應新環境，就要變異。在這個過程中，就可能成爲對人類的致病性微生物。
還是要提升公衆的生物安全意識，特別是有了新冠病毒的切身教訓，把老百姓真正地發動起來，作爲我們的探頭和偵察兵，在市場上一旦發現有販賣野生動物，大家就可以舉報。這樣一來，我們社會就好治理了。
《科學大師》：您說到的生物技術發展和應用，爲什麼也可能給我們帶來生物安全威脅或隱患？
叢斌：前幾年生物合成技術出來以後我就擔心，在一些會議上我提出生物武器的防控問題。因爲現在人類確實用生物技術可以構建超級細菌，也可以構建超級病毒，這個技術都能達到了。我們一定要注意這些現代化的、無聲的冷兵器，它來無影、去無蹤，是能定點的對人羣的一種毀滅，一旦發動，還不好找證據。
比如人類發現的放射性同位素，在生活、生產當中利用率是很高的，包括我們的核電站，包括我們在一些醫學診斷治療上的應用，但是它也被用來製造核彈，核彈的爆炸造成核放射污染，這是對人類生存的巨大危害。生物技術也是這樣，我們研發生物技術，可能一開始就是想在生活生產上加以充分利用，但往往有些不良的科學家，就可能利用生物技術搞別的了。
技術發展都有兩重性，我們必須要秉持科學理性，防止它走向反面，防止科學技術異化。所以我們國家一定要儘快立法。
二，大家關心的問題，在《生物安全法》草案中都有體現
《科學大師》：生物安全法草案初稿去年10月已經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過，初稿本身都講了些什麼？
叢斌：《生物安全法》是調整人們對生物安全管理，生物技術研究試驗、應用( 生產、經營、進出口等) 的基本法，其調整範圍包括規範管理生物技術研發及應用( 傳統生物技術，以及現代生物技術如轉基因、基因編輯、合成生物等) ，防止外來物種入侵，提高人類、動植物和微生物的疾病防控能力，保護遺傳資源。
生物安全法調整的社會關係涉及到八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就提到了防控重大新發突發傳染病，包括動植物疫情和人的傳染病。像我們這一次新冠肺炎，就屬於新發突發的傳染病。爲什麼要把重大突發傳染病放到生物安全法裡邊？因爲這涉及到國家安全應急機制的啓動，它應該屬於高層次的應急機制了，包括領導動員，和一般的防疫不一樣。
隨着全球生態改變加劇，人口流動加快，新突發傳染病不斷涌現，嚴重影響人羣健康和生命安全。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現和確認的新傳染病近50種，其中半數以上爲病毒引起。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在《全球趨勢：轉型的世界》中預測，大約到2025年，有可能暴發全球性傳染病疫情，殃及全世界近三分之一人口，成千上萬人死於非命。近年來禽流感、中東呼吸綜合徵、腸道病毒D68、埃博拉出血熱以及在南美大範圍流行的寨卡病毒病等突發傳染病不斷肆虐，預示着全球將不斷面臨新突發傳染病的威脅。而新發傳染病所特有的突發性和不確定性以及缺乏相應的應對措施將會給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帶來巨大破壞。
第二個方面是研究開發應用生物技術，要符合國家安全法的規定。研究人員不能亂研究、亂開發，不能開發出有害的生物技術來，比方說製造生物武器。基因編輯受精卵這類行爲也是不允許的，它屬於謬用生物技術。
第三個方面是保障實驗室的生物安全。我們科研人員在實驗室裡做實驗，尤其是微生物實驗室，有細菌，還有一些致病性很強的病毒毒株，弄不好就成了傳染源，要規範嚴控。要在專門的生物安全實驗室裡操作研究。如果管理不當，實驗室可以泄露出一些高致病性的微生物造成傳播，這在歷史上發生過。17年前非典發生的時候，我就懷疑這個病毒到底是自然變種的還是人工變種的。
第四個方面是要保障我們國家的生物資源和人類遺傳資源的安全。生物資源不能隨便往國外送，還有我國的人類遺傳資源，也不能隨便就讓國外知道，這會對中華民族形成高度隱患。
第五個方面是防範外來物種入侵與保護我們物種的多樣性。我們國家沒有的，外來的一些植物物種、其他生物物種入侵，就可能使我國的生物系統平衡遭到破壞。我們還要保護物種的多樣性，《野生動物保護法》本身就是保護生物物種多樣性的法律。
第六個方面是應對微生物耐藥。現在耐藥菌特別多，濫用抗菌素也不行，一旦有人生產超級細菌，目前我們的抗菌素根本對它不管用，就跟新冠病毒一樣，沒有特效的治療藥物，而且有的細菌對人體的損害比病毒還大，繁殖速度也快。
第七個方面是要防範生物物種的恐怖襲擊。據統計，目前全球約有200個恐怖組織具備發動生物恐怖襲擊的能力，他們利用製備容易、使用方便、成本低廉的強毒力細菌、病毒發動生物恐怖襲擊已成爲恐怖活動的重要方式。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公開報道的生物恐怖事件就有百餘起。因此，必須通過立法來防控這類事件發生。
第八個方面是防禦生物武器威脅。利用細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研製而成的生物武器，目前公認的有6種：炭疽桿菌、鼠疫桿菌、天花病毒、出血熱病毒、兔熱病桿菌以及肉毒桿菌毒素。生物武器應用於戰爭，就是所謂的生物戰。美國國防部給國會的報告提出：“目前至少有25個國傢俱有生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能力，大約有12個國家正在發展進攻性生物、化學戰能力”。日本曾在侵華戰爭期間大量研製生產和使用了生物武器。儘管國際社會簽署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約》, 但仍無法有效遏止生物武器的發展勢頭，國際生物威脅形勢日趨惡化，因此我們必須研發對抗這方面的有效科技手段。
基本上大家目前考慮和關心的問題都寫在草案裡邊了。國家以法律的形式頒佈這方面的制度，它的強制力就大了，全民都要遵守。
國家安全，不要只狹義理解爲是敵對勢力的破壞行爲給我們國家造成的安全威脅，自然界其他因素，自然物種包括微生物的突變，這也涉及到國家安全。比如這次新冠肺炎，就影響到我們的經濟安全和生命健康的安全，如果長期得不到控制，那就有可能還影響到我們其他方面的安全，各種連鎖反應都會出現。
2015年，國家安全委員會出臺的《國家生物安全政策》明確將生物安全納入國家戰略範疇，強調生物安全已日益成爲大國博弈的戰略制高點。當前，我國面臨着嚴峻的生物安全形勢，加快建設傳染病生物安全快速反應體系，全面提升生物安全防禦能力，是保障民族核心利益、維護國家安全穩定的必然要求。
3， 要像養軍隊那樣，養防疫隊伍
《科學大師》：中央深改委會議上提到生物安全治理能力，這是一種什麼樣的能力？
叢斌：這是一個系統性的治理能力。第一是科學預警機制建設，通俗講，別等到事情來了，纔想起來去應對。平時得有科學預警機制，尤其是對重大疫情的預測，疫情來了，要及時科學預判它的走向，這方面的機制和能力必須要建立。
第二是與信息科學相融合的國家防疫系統建設能力。防疫技術和措施一定要與信息科學技術相融合，要研究一些算法，建一些數學模型，如，物聯網模式的網絡管控系統，把流行病學的一些數據、發病人羣的數據、實驗室研究的數據、臨牀治療的數據，還有一些藥物研發的數據等等，都要收集，包括物資調配運輸，什麼地方需要什麼樣的物資，每種物資需要多少量等等，這都需要通過這個系統來完成。不是光憑一些人拍腦門子，也不是光憑一個報告一個說法。
第三是系統研發能力。國家要有一個這方面的相對固定的長期支持的系統研發計劃，包括流行病學的系統研發，疫苗藥物的系統研發，臨牀救治的系統研發，致病性微生物動態變異規律的系統研發等等。沒有系統研發，整體的研發能力就上不去，因此，平時就要具備疫情防控的系統研發能力。
第四是及時有效的防控能力。疫情來了，生物安全事件來了，我們馬上就能啓動及時有效的應急防控機制和能力。這是靠平時的積累，平時的建設，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我們有強大的國防保障能力，雖然不需要天天打仗，但國家要建立以隨時準備打仗的體制機制來支撐國防建設的供給體系，不能出事以後，再臨時湊組軍隊。這次生物安全立法，我可能還要提出這方面的建議，就是我們要像重視國防建設那樣，重視系統性的防疫體系建設，平時一定要像養軍隊那樣養這支防疫隊伍，而且各方面的供給都不能缺。這次大家講要打贏防疫戰，這不就跟戰爭是一樣的嗎？
第五個是戰時的應對處置能力，及其對新發疫病的及時科學認知能力，也包括對病人的有效救治能力。這些能力都必須提升，重大決策的制定一定要集思廣益，因爲任何一個科學家都有其知識盲區，一定要參考大多數人的意見。應充分發揚科技民主，要經常開專家論證會，把所有治療的信息、防控的信息，都歸到一個平臺上，要有專門的一支隊伍去研究，及時對疫情變化情況做出科學判斷，給國家決策層提供有效的科學信息。
《科學大師》：您說到要養軍隊一樣養防疫隊伍，強化防疫建設，怎麼做？
叢斌：傳染病防控，應該是CDC（疾控中心）的重要工作。第一要給CDC政策、制度和財政上的特殊扶持，第二就是CDC的人員隊伍建設要加強，一方面是思想方面的建設，要以國家大局爲重，這是第一位的。再一方面是專業能力建設，重大疫情來了，業務能力必須要跟得上，高校在這方面的專業建設要加強，實驗室建設要加強。這幾年我們引進回來的一些高端人才，很少願意去CDC部門，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待遇不行，國家要考慮怎麼樣突破這個瓶頸。第三，要給CDC部門更多的自主權，這樣，有些事情就好辦些。
像我們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生態環境又不是太好，重大疫情發生的機率相對會大，所以我們更得加強防疫隊伍的建設。
四，參加疫情防控，要弘揚科學家精神
《科學大師》：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科學家羣體的地位很突出，人們很重視科學家。您覺得科學家在這次疫情中，究竟可以有什麼樣的發揮，需要注意什麼？
叢斌：疫情防控是一種科學行爲，這時候能夠真正戰鬥的部隊就是科學家羣體（科學技術人員和醫療專業人員），這樣一來科學家的擔子就重了。在這個時候一定要堅持這幾個原則：第一要實事求是，第二要科學理性，第三要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爲上，不能把疫情作爲自己出名發跡的機會。科學家要實事求是，以科學的思維、嚴謹的態度，積極地出主意、想辦法，還要身先士卒。你看鐘南山院士80多歲還到前線去。還有我們的臨牀醫務人員，表現得非常好，一個個都冒着隨時有被感染的危險，但還是積極請纓，不懼風險，努力救治病人，這就說明我們的廣大醫務工作者在關鍵時刻，是能打硬拼，不怕犧牲，靠得住的一支隊伍。
五，炎症風暴控制住，病死率就會下降
《科學大師》：現在打這場疫情防控戰，除了控制傳染源和切斷傳播途徑之外，對於醫療救治方面，您認爲這場攻防的重心是什麼？
叢斌：疫情來了，我們首先要考慮怎麼用已經積累的和被認可的科學技術、科學理論以及藥物治療病人。而不是說現研發抗病毒的新藥，因爲我們通常得花十多年才能研究出來一個一類新藥，現在疫情來了，我們靠加班加點短時間內研究出來的新藥，你敢用嗎？我認爲這時候穩妥的做法，就是老藥新用，趕緊對已經上市的藥物進行抗新冠病毒作用的篩選。
再一個關鍵就是治療，要防止病人病情惡化，怎麼有效控制炎症風暴。這次的病毒主要是對肺組織的損害，肺部的炎症表現明顯，等到系統性的炎症反應綜合徵出現後就不好控制了，隨之會發生微循環障礙、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等等，最後導致死亡。不管是病毒，還是其他損傷，症狀由輕向重發展，到最後往往是按照這個通路走下去的。因此這時候救治患者的主要方向就不是抗病毒，因爲病毒已經啓動了機體自身性損傷的機制—炎症，此時，臨牀救治的重點是積極控制炎症。
我在2月1號也有過建議，要防止肺部炎症的失控而引起系統性炎症反應綜合症，要想盡一切辦法控制肺部炎症，改善微循環，改善組織缺氧和用氧障礙，進行免疫系統調節，給病人進行積極的心理安慰，如果病人心理恐慌，不但會影響治療效果，還會使病情加重。這個建議在國家衛健委第五版的診療方案中都有了。對這個病的重要手段之一是要調節病人機體的免疫狀態。炎症風暴控制住，病死率就會下降
六，對病亡者進行屍檢，能夠有效救治後續的病人
《科學大師》：最近在武漢剛剛開展了兩例病亡者的屍體解剖，法醫是您的優勢專業之一，您給我們普及一下，做屍檢的目的和作用是什麼？
叢斌：我在2月3號就向國家提出了這項建議，希望儘快開展新冠肺炎病亡患者的屍體解剖，因爲不經過屍檢，就不能明確致病機制和致死機制。尤其是要觀察體內新冠病毒的毒力變化規律，我提出對第一代感染病亡的，和第二代、第三代的病亡屍體，都要進行屍檢。
把病原體分離出來，從其基因結構和蛋白質等生物大分子結構上分析有什麼變化，這種變化提示病毒的傳染性強了還是弱了，通過這個就可以預判出這次疫情的走向。2003年的SARS，它通過傳代以後傳染性就弱了，最後沒了。這一次，通過發病情況來分析，我覺得這個病毒過代以後傳染性還沒有減弱，就是人和人之間的傳播，還沒有減弱的跡象。所以要通過屍檢才能做出科學判斷。
（叢斌院士工作現場）
當我們通過對屍體組織病理學研究觀察，明確損傷和死亡機制，知道了肺部炎症的種類和性質，及其他重要生命器官損傷的性質和程度，就可以在臨牀上採取相應的治療措施，就更有針對性了，能救治很多後續的病人。另外，通過屍檢還可以發現新冠病毒在體內的分佈，從而科學判斷病毒的傳染方式。
前幾天有關部門讓我寫了一個詳細的屍檢方案，包括怎麼屍檢，由哪些人做屍檢，我向他們明確提出要請法醫病理學家，美國、德國平時也都是由法醫病理學家來做這樣的屍檢。因爲他們天天做屍檢，技術熟練，加上這個病毒傳染性非常強，屍檢防護各方面的技術必須熟練。
七，弄清病毒變異規律和生物學特性，有助於判斷疫情走向
《科學大師》：說到冠狀病毒致病機制，不光這一次，17年前的SARS病毒相關機制至今也沒有被科學家弄明白，您當年在全國人大發言中也提出應該加大這方面的研究，這個爲什麼這麼難？
叢斌：冠狀病毒的亞種比較少，目前我們已知的有7種，可能樣本量還不是很大。但是我覺得如果把每一種的樣本量擴大了以後，也可以做研究。關鍵是我們從事病毒學研究的科學家得把它作爲一個大事，踏踏實實做研究，長期研究下去。我們國家在科研立項上也應該大力支持。目前這仍然是一個核心問題，是一個要攻破的問題，因爲要防止後續的重大疫情發生，首先是要做這方面的基礎性科學研究。
這也屬於我們前面說到的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問題，病毒變異規律不搞清楚的話，對於疫情的走向就不好判斷。
這次新冠病毒的生物學特性，到現在我也還沒有看到是不是已經被正式進行研究了。新的疫情來了，我們要知道這個病原體的傳染力有多大，首先就要把病原體分離出來，研究它的生物學特性。瞭解病原體在體外生存的條件和時間，然後才能確定它到底是接觸性傳染還是呼吸道飛沫傳染。在體內傳代的時候，它的毒力是越來越強，還是越來越弱了？這都屬於它的生物學特性，所以必須把它搞清楚。
8， 新冠肺炎自限性不能一概而論，要科學地進行區分
《科學大師》：有專家說這次的新冠肺炎是一種自限性疾病，引起大家的關注，您作爲科學家，怎麼看？
叢斌：把“自限性疾病”這個觀點用到新冠肺炎上，我個人不太贊同。現在這個病毒已經引起炎症風暴，炎症因子的作用造成機體的系統性損傷，已經導致不少人的死亡。
它也許對有些人是自限的，因爲每個人的免疫狀態不同，這得根據個體差異來看。所謂自限性疾病，不是說這個病自己就會好了，它是一個機體免疫能力與病原體鬥爭的過程。機體的抗病能力強，可能這個病毒感染他，他不發病，或者發病也是輕的，然後被機體的免疫系統抑制住了，這屬於特例，不具有普遍性。
所以我們在科學判斷上絕對不能犯哲學錯誤。非典防控時我就這樣講，不能把特殊性當普遍性對待，也不能把普遍性當特殊性對待。有些個體有自限性，不能就說這次疾病是自限性的。
關注本站科技微信號（ID：tech_163），發送“科學大師”，即可查看所有科學大師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