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爲何向“618”大聲說不
經濟觀察網 記者 陳月芹 5月下旬,包括清華大學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人民文學出版社、中華書局在內的60家出版機構發出檄文:抵制京東“618”促銷方案,直指該平臺要求的“全品種圖書以2折—3折不等的價保政策參與促銷活動”屬於無序競爭,他們不會參與,也不承擔任何返利費用。
看到不少網友評價這是“資本與資本的交鋒”,北京一家頭部出版社的資深編輯秦尹感到詫異。在他看來,這些出版社更像踉踉蹌蹌地衝向風車的堂吉訶德,更大的目的是亮出自己的底線:京東給出如此低價,這次我們就先不參與了,而談不上“反制”。
5月24日,經濟觀察網就出版機構聯合抵制“618”促銷活動一事,向京東集團官方求證,截至發稿尚未收到回覆。不過,5月21日,京東圖書的一位員工在朋友圈表達了自己的委屈和困惑:“我只是想賣更便宜的圖書,更好地讓利消費者……咋這麼生氣呢,我做錯了啥?”
過去十餘年,出版機構曾多次控訴電商平臺打低價戰、“逆價銷售”(即平臺以低於採購價格的逆價銷售圖書)。但這一次的聯合抵制影響更大,堪稱出版業的里程碑事件。
與電商平臺共生多年之後,出版機構爲何對京東此次大促方案反應激烈?在國內出版業高定價、低折扣模式愈演愈烈的今天,產業鏈上下游各方將何去何從?
“3折破了底線”
電商平臺的購物節離不開打折、滿減券等促銷手段,出版機構作爲圖書品類的供應商對此早已習以爲常。但這一次,令出版機構“羣情激憤”的矛盾點在於全品種參與、2折—3折價保。
上海譯文出版社的發行人員顧卉告訴經濟觀察網,京東此次“618”大促活動希望跟出版社按照圖書定價的30%結算,且要求全品種參加,不能像以往一樣選定個別品類。
對這一打折行爲,前述京東圖書員工在朋友圈的辯白,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平臺方的立場:作爲經銷商,讓消費者以更低的價格買書,讓供應商通過薄利多銷擴大銷量。
而在顧卉看來,出版社3折供貨,幾乎貼近甚至低於成本價,但京東給消費者的實際售價是不高於5折,“讓的是出版社的利,而平臺沒有用真金白銀補貼,是‘慷他人之慨’,賺取差價、佣金、技術服務費和流量,還收穫了口碑。”
以3折結算,擊穿了很多出版社的圖書成本價。
比起同業的聯合聲明,顧卉更驚訝於,部分網友出於想買到更便宜圖書的目的,對出版社“控價”行徑不滿,也有網友認爲圖書價格虛高,“打1折都有錢賺,(書)賣不出去只能拉去打成紙漿。”
顧卉解釋,一本書的製作成本包含兩大項。一是給作者預付的版權費,稅費,以及翻譯、購買書號、審校、排版、封面設計等環節的固定成本,不管印多少本,這些支出是剛性的;二是紙張印刷、發行銷售、倉儲等環節的變動成本,隨着印量大小而增減。
版稅一般佔圖書定價的8%—10%,且需要出版社預付;如果是外文書還需加上翻譯費,這兩筆費用佔比已經達到10%—15%。此外,排版、印刷和封面設計也是硬性支出,有的彩印圖文書需要逐頁排版設計,價格也隨之上漲。再加上出版社的管理費用,包含發行、編務、校對、印務等所有環節的人員薪資都會加在每一本書的成本上。
把成本控制在書價的30%左右,已經是出版社在每個環節降本的結果。因此,即便在新書上市或平臺大促時只打5折,出版社還有10%—20%的利潤空間。
出於銷量和清倉的考量,出版社能以薄利3折促銷個別品類圖書,但新書必定“賣一本虧一本”。一家中國科學院主管出版單位的發行人員馬未解釋,新書的版權費較高,尤其是國外引進的圖書,版權是各家公司高價競標得來的。新書剛出版時一般會控價,如必須以高於6折、7折銷售,以保證利潤。因此平臺要求全品種圖書參與大促,給出版社出了一道算術題:在薄利沖銷量、清庫存和承受部分品類虧損之間,能否取得平衡。
大聲拒絕
出版社通過發佈聯合聲明函的方式,抵制京東此次“618”大促。這不僅是爲了表明態度,也是由於出版社必須明文告知平臺方不參與促銷的原因,這與京東圖書採用的“自營+第三方商家入駐(POP)”模式有關。
如果出版社選擇和京東合作自營產品,需要定期將圖書送至京東倉庫。京東負責倉儲、配送履約、開發票等服務,並自主運營。如果有促銷活動,京東運營人員可以根據倉庫裡存放的圖書品類直接上架銷售。
秦尹解釋,自營供貨模式下,他所在出版社和平臺方的結算機制是:出版社提供上市書單,平臺會以一個批發價拿貨,將採購的數百本圖書放至倉庫,等半年或一年後才結算錢款,但具體售價由平臺做主。
“等到結算時,平臺會說辦了哪些活動,書以低於約定價格賣出去,因此要求出版社給予一定返利或宣傳營銷費,在結算時抵消部分貨款。”秦尹解釋,出版社得到的好處是賣得快、銷量大,但利潤進一步被壓縮,實際上已經喪失了定價權。
看到京滬兩地出版社聯合抵制“618”活動後,未讀圖書創始人韓志也發了一條朋友圈狀態:“每年大促都要跟電商幹架。強制大促變成主動下架……因爲人(家)先給你強制上架了,你得一個個再去要求下架。荒謬如此的市場……”
因此,爲了避免不參與促銷但圖書仍被打折處理,這些出版社的抵制聲明中均明確提到:不參與貴單位此次單方面提出的“618”促銷活動,並且不承擔活動期間產生的任何返利費用。
秦尹解釋,這一句話涵蓋了四層意思:“我們不參與此次活動;請將圖書下架;別動倉庫裡的貨;我們不會支付返利費用。”
定價是怎麼漲上去的
在出版社的分工中,圖書編輯主要負責給圖書測算出合理的成本和定價。秦尹所在出版社一般按照成本佔定價的35%這一公式給出建議售價。
面對電商持續壓降的折扣力度,出版社選擇擡高定價,這和大促前先漲價後打折的原理一致。因此,書背面標註的定價越來越貴了,出版一兩年後加印的圖書,定價較初次印刷時的價格有明顯增長。
根據北京開卷發佈的數據,中國整體零售市場碼洋(全部圖書定價總額)整體呈現上漲趨勢,2023年同比增長4.72%至912億元。不過,實洋(按照一定的折扣率出售圖書的實際價格總額)同比卻下降了7.04%。碼洋和實洋的變動差額,說明國內圖書零售市場正在靠打折衝量。
多位出版從業人員告訴經濟觀察網,大概從2018年、2019年起,新書定價大幅上升。北京開卷數據顯示,新書定價中位數從2018年的40元上漲至2021年的49.8元,2022年社科類圖書定價增幅達25.27%。
秦尹講述了他所在出版社加印一本暢銷書的定價過程:這本書在2014年首次出版,定價49元,圖書編輯要求這本書以不能低於6折的價格批發給傳統渠道,多年來也一直沒有參加各類平臺的打折活動。編輯的理由是,如果打3折—4折,十幾元的售價只夠覆蓋作者版稅和支付印刷費用。
到了2019年,這本書突然火了起來,平臺方聯繫出版社,希望該書參與促銷,平臺給足流量和曝光度“主推”。編輯和發行部門協商後決定,先漲定價,再參加打折活動,於是這本書的定價從49元調至66元。
4年間,這本書經歷數十次加印,成爲百萬銷量級別的暢銷書。由於平臺的折扣力度越來越大,促銷活動愈加頻繁,而給作者的版稅和印製材料費用卻不能打折,這本書現已漲價至79元。
“平臺能夠直接影響定價,並且能夠決定一本書的銷量。不參加活動就沒有曝光量,參加活動必然提高定價,要不然賣一本賠一本。”秦尹解釋,按照10年前49元的定價,這本書絕不能參加任何電商或短視頻平臺的推介。
馬未所在出版社過去很少依賴電商渠道,因爲一本雜誌打完折只剩下幾塊錢,連成本都覆蓋不了。但到了2024年初,出版社還是決定將雜誌定價從15元漲至25元,“電商平臺、抖音等直播帶貨折扣要求非常低,人家一聽,你只能打6折—7折,我們這個(商)品肯定選不上。”
此前一直未漲價,是因爲雜誌擁有一大批忠實的全年訂閱讀者,一旦漲價必然引起訂閱收入下降,“但平臺銷量大,酒香也怕巷子深,(我們)還是需要一些流量的。”馬未所在出版社做出了它的取捨。
出版社的“共謀”
出版業會記住2024年的“618”,無論是平臺要求的2折—3折這一歷史較低水平的供貨價,還是業內同行難得的團結一致態度。不過,從擁抱電商平臺開始,出版社被渠道裹挾的局面已逐漸形成。
十餘年來,圖書銷售渠道經歷了多次演變:從早些年的實體書店作爲主戰場,發展到線上渠道作爲主要銷售陣地。線上渠道的細分格局也在發生變化,從早期的貨架電商爲主,發展到以短視頻電商作爲流量高地。
北京開卷數據顯示,2016年,線上渠道的碼洋規模首次超過實體書店。到了2023年,線上渠道的碼洋佔比達到了88%,以京東、淘寶爲代表的平臺電商依然是圖書的主力銷售渠道,貢獻碼洋佔比超40%。不過短視頻渠道來勢洶洶。2023年,當平臺電商和垂直電商(以噹噹網爲代表)碼洋同比分別下降3.68%和10.08%時,短視頻渠道碼洋同比增速超過70%,成爲第二大圖書銷售渠道。
一位資深出版人回憶,十餘年來,在一次次價格戰中,更多的實體書店退出了。接着批發商發現消費者的網購價甚至低於自己的進貨價,他們從出版社直接採購圖書的規模也漸漸地萎縮了。
電商平臺的市佔率進一步提高,流量、市場敏感度、更短的賬期、更大的銷量等成爲平臺和出版社談判的底氣。“能不能再把價格降一降?再降一降?現有定價低了,不宜推廣,下次加印時建議漲一漲……”前述資深出版人如此描述平臺的強勢地位。
因此,馬未認爲,如今出版社控訴平臺搞低價戰、觸及底線、“無序競爭”,是多重因素造成的結果,“是出版社把平臺慣壞了”。很多圖書剛上市就打5折,遇到大促還疊加平臺滿減、補貼,實際成交價低至三點幾折。當平臺和消費者對5折習以爲常後,會不斷試探出版社的底線,甚至造成9.9元、1元賣書的現象。
而爲了迎合電商平臺大手筆打折的玩法,出版社一再擡高圖書定價,更進一步擠壓了實體書店的生存空間,這導致出版社必須更倚重電商、短視頻直播等線上渠道。
“作爲童書編輯,我在書店一看封底價格也覺得貴,心理預期上,一本書一定要打6折以上纔會買,這是實體書店很難做到的折扣。”後浪出版社的一位圖書編輯說,今天出版社還能發函跟平臺叫板,而實體書店早已不在牌桌上,“是出版社把自己的定價體系搞亂了,出版社和渠道(的)共謀導致了今天的圖書業生態。”
低價戰“後遺症”
3折是大多數出版社圖書的平均成本線,不代表沒有出版社有利可圖。過了版權保護期的低質公版書,或者出版社亟需清倉的滯銷書等,都可以承受偏低的折扣價。
在低價戰中,還衍生了一種專供電商平臺的“武漢書”。這一概念最早特指合法但品質低劣的童書,後來延伸代指跟風書、編攢書、低質公版書、劣質書等。顧卉解釋,該概念的來源是,武漢作爲九省通衢,物流成本低,許多劣質書的生產和發行都在武漢。
“武漢書”並非盜版書,它們有版權。例如,某本書銷量大漲,出版社就會迅速找一批大學生照着攢一本書,內容東拼西湊,只要成本夠低即可。出版社還能在紙張和印墨上把壓低成本做到極致,即使圖書的定價是30元,打1折也是有利潤的。
低價戰還在影響出版業上游:出版社不敢去開發新品種圖書。秦尹對此感到擔憂,因爲開發新品種的前期投入成本大,需要一定銷量才能覆蓋成本。尤其是一些國外引進的圖書,出版社需要付版權使用費和譯者版稅兩份錢,再加上版權合同期一般爲3年—5年,過期就不能賣了。如果這類書賣得不火,銷量在三五千冊以下,出版社大概率會虧錢。
這導致經濟壓力大的出版社,會選擇去做更低成本的公版書、重印書,新書品種越來越少。2019年,全國新書品種數跌破20萬種。到了2023年,這一數據已降至18.36萬種。
作爲從業20年的圖書編輯,秦尹希望出版社保有一定的情懷和底氣,去做一本不夠暢銷的好書。秦尹說,不是每個作者都能像餘華那樣成功,大部分書也沒有那麼好的運氣,可以印到10萬本以上。一本書賣得越久,部分成本就越有可能被攤銷。有的書的“命”就很慘,上市兩年就沒有生命力了,但一家出版社不能只賣暢銷書。
(應受訪者要求,秦尹、顧卉、馬未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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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月芹經濟觀察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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