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年透明省份，今年徹底火出圈了
作者 | 呂宜舟題圖 |《山河故人》
20世紀80年代，中國開放的大門敞開，與外國城市締結友好城市成爲一時潮流。
1984年，英國紐卡斯爾市送給太原市一枚市徽，卻引發小小的尷尬：當時的中國城市根本沒有市徽，拿什麼回贈？這座地處內陸的省會城市，隨即敏銳地行動起來，向社會徵集設計方案，第二年，太原成了全國第一個擁有市徽的城市。
市徽的中心，是永祚寺標誌性的雙塔，兩座高聳的古塔與背後跳動的火焰，連同下方厚厚的煤層，共同組成“並”字，寓意太原的古稱“幷州”。隨後幾年，市徽被廣泛應用，報紙刊物、宣傳圖冊、戶外展板、文化衫、胸章……一代太原人的記憶裡，它隨處可見。
40年後回望，這枚濃縮了資源、工業、歷史三重元素的市徽，像一個久遠的隱喻，在當下得到印證：豐富的煤炭礦藏和升騰的工業火焰，一度構成了外界對太原乃至山西的主要印象，而當時代累積的偏見層層剝落，矗立的古建築成爲這片古老土地的新名片。
各種社交平臺上，“去山西看古建築”是最新的旅行風尚，年輕人結伴踏上貫穿三晉的旅程，也許從最北端的雲岡石窟啓程，結束於郭襄遇到楊過的風陵渡口；或在五臺山的暮鼓晨鐘中出發，在黃河邊的磧口古鎮駐足；又或圍繞山西腹地的一片片晉商宅院行走，感懷歷史的盛衰。這樣的旅程註定不會乏味，因爲除了名聲在外的懸空寺、晉祠、應縣木塔等知名古建築，藏在一村一寨中的一亭一閣、一廊一柱俯拾皆是，共同築就“地上文物看山西”的美稱。
懸空寺。（圖/unsplash）
4年前，山西傾全省之力辦了第二屆全國青年運動會，連主題曲都叫做《中國看我》——處在轉型期的能源大省，渴望被看到的心情是如此迫切。而當人們終於換一種視角，透過古建築凝望山西的時候，如歌中所唱“回望年輕的模樣”，三晉大地的過去與未來才得以被重新發現。
三晉古建築，何以甲天下？
爲什麼偏偏是山西，留得下這麼多古建築？
如果從高空俯瞰，會發現在山河的形塑下，這是一個相對完整的地理單元：南下的黃河分隔開晉、陝兩省，西側的呂梁山與東側的太行山綿延對立，流水在黃土高原上削切出千溝萬壑，又沿着這千溝萬壑奔入兩山中間的盆地，匯入汾河，汾河再匯入黃河，浩蕩而去。
山河表裡，地形多元，造就了多樣的建築形態。
比如北部大同位於農耕區和遊牧區的交界，是古人鎮守邊疆的“九邊重鎮”之一，留下宏偉的城牆和開闊的城市格局；汾河谷地的核心地帶人口繁盛，規整方正的民居是主流建築；至於鑲嵌在峭壁上的懸空寺，作爲恆山腳下的奇觀，也與奇絕的山勢互相成就。同時，山河阻隔、交通不便，在培育山西人鄉情的同時，也讓不少建築在歷代兵燹中得以倖免。
2023年11月4日，太原。遊人參觀供奉着南海觀音的三聖閣。（圖/阿燦）
時光綿長，作爲中華文明最早紮根的土地之一，山西悠遠的歷史增添了其古建築的厚度。
太原郊外的晉祠，是三晉起源之地，宋、元、明、清各代建築匯聚於此，八根木雕盤龍排列在前廊，其中的聖母殿堪稱現存宋代建築的代表作，觀者無不震撼；佛教聖地五臺山，作爲青廟、黃廟共處的佛教道場，漫山的寺廟建築羣在華北腹地奇妙地呈現了藏傳佛教和漢傳佛教的共存相依；胡騎南下，民族交融，在久遠的朝代更迭中，雲岡石窟中微笑的佛陀標記着山西曾經的歷史座標。
雲岡石窟中微笑的佛陀。（圖/unsplash）
古建築像一把尺子，一磚一瓦精準對照着漫長時光。
以曾經的山西省政府所在地——太原督軍府爲例，這座古樸的建築，從北宋重建晉陽城算起，千年來始終是山西的政治中心。
從金元時的州治、府治，到明清兩代的山西巡撫都察院和山西巡撫部院，再到辛亥革命後的山西軍政府、閻錫山的督軍府，再到抗戰時第二戰區長官司令部，一直到解放後的山西省人民政府，門前“撫綏全晉”的題字並非虛言。
2017年，山西省政府搬離，原址將作爲博物館改造升級。2020年的最後幾天，這座古老的建築開放參觀，市民排起長隊，走入那扇厚重的紅門，見慣了風雲變幻的古樹草木、綠瓦灰磚正式迎接尋常百姓，這種情況在全國都不多見。
不少外省人，甚至山西人自己，真正體會到山西古建築之磅礴、精美、悠久，或許是在2021年那場夏汛之後。
連日大雨傾瀉而下，古建築面臨威脅，一組數據也在公衆眼前浮現：據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數據，山西省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居全國第一；在28027處古建築當中，有近500座元代以前的木結構古建築；全國明代以前的木結構建築，山西獨佔80%以上；國內僅存的3座唐代木結構建築，全部在山西；五代時期的5座木結構建築中，有4座在山西。
賈樟柯導演拍的《山河故人》取景地爲山西省汾陽市。（圖/《山河故人》）
法國哲學家巴什拉曾說，建築是空間的詩學。而山西的古建築，何止是詩學，更是獨屬於中國人的史學、美學、心理學。尤其在僞造古城流行、四不像古建築氾濫、網紅古風魚龍混雜的今天，山西的古建築或許更接近“原味中華”。
重走“樑林之路”，一個凝視山西的窗口
今天提到山西古建築，就不能不提到樑思成、林徽因。這對中國最知名的建築學家伉儷，在20世紀通過多次探訪，串聯起山西古建築的脈絡。而站在當下回看，這些孜孜以求的探訪更有着別樣的意義。
1933年，樑思成與林徽因第一次來到大同，面對灰敗的雲岡石窟，酈道元《水經注》中記載的“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已成爲煙雲，一行人連旅店都找不到，只能借宿農家。
但石窟中凝結的多元文化碰撞，依然帶給樑思成深深的震撼。
“在中國藝術固有的血脈中忽然滲入旺盛而有力的外來影響：它們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希臘、波斯、印度，它們通過南北兩路，經西域各族和中國西藏到達內陸。”
離開大同南下，樑思成繼續考察心心念唸的應縣木塔。穿過羣山和村莊，建築學家和同事遙遙望見寶塔映照着金色的夕陽，住在周遭的村民並不知道，他們祖祖輩輩守護的是一座怎樣偉大的建築。
爲了測量木塔的結構，樑思成還曾手攀鐵鏈，登上塔頂。多年後，這段經歷化作《中國建築史》中冷靜的文字：“佛宮寺釋迦木塔在山西應縣城內，塔立於寺山門之內。大殿之前，中線之上，爲全寺之中心建築。遼清寧二年建，爲國內現存最古木塔。”
此後，樑、林的足跡延伸至晉中、晉南，其中最爲人津津樂道的，是1937年的第四次山西之行。爲了打破“只有日本有唐制木構建築”的狂言，二人懷着“一向所抱着的國內殿宇必有唐構的信念”，來到五臺山。
山西省忻州市五臺山塔院寺白塔。（圖/圖蟲創意）
敦煌壁畫《五臺山圖》中描繪的“大佛光之寺”是此行的目標，在羣山環抱中，尋找唐制木結構建築的心願得償：“佛殿建築物，本身已經是一座唐構，乃更在殿內蘊藏着唐代原有的塑像、繪畫和墨跡，四種藝術萃聚在一處，在實物遺蹟中誠然是件奇珍。”
沉浸於欣喜的他們不知道，幾乎在同一時間，侵略者的鐵蹄正在盧溝橋踏開國門。離開五臺山，樑思成與林徽因沿滹沱河繼續在山西考察，經繁峙至代縣，纔得到戰爭的消息。建築學家的行跡與歷史車輪的轍痕就此交匯，這一次發現有了更加悲壯的意味。
河山淪喪，樑、林南遷至四川，在千里之外仍然惦念着山西的古建築：“（應縣木塔）已經進入了千年輪迴的最後一百年，但它現在也許正在日本人的手中掙扎着……我懷疑唐代遺構能否在戰後倖免於難。”“當時訪勝所經，均來日敵寇鐵蹄所踐，大好河山，今已不堪回首。”
令人欣慰的是，新中國成立後，樑思成和林徽因參與組建的雁北文物勘查團，帶着他們的心願重回山西，再次探訪了那些古建築。
2023年9月26日，臨汾蒲縣東嶽廟藻井。建築內呈穹窿狀的天花板稱作“藻井”，這種天花板每一方格爲一井。（圖/餘晨）
世紀翻過一頁，兩位建築學家的背影遠走，卻並不模糊，他們這段“發現山西古建築”的旅程不斷提醒後人，審視古建築，絕不僅是捕捉流動時光中的薄薄切片，或者只是風雅地訪古尋幽，而是在歷史的摸索中，找到對於當下現實的映照，在回眸中找到通向明天的路徑。
動盪的年代已經過去，但循着這樣一種“樑林精神”重走古建築之路，對於站在轉型十字路口的山西，仍有非比尋常的現實意義。
古建築、古城、古人：把山西作爲一種樣本
林徽因在《山西通信》中讚歎：“那山山水水、小堡壘、村落，反映着夕陽的一角廟，一座塔！景物是美得到處使人心慌心痛。”時至今日，在按下快進鍵的年月裡，山西仍是一片慢土，流速緩慢的時間包裹着倖存的古建築，連山西人身上也流淌着古淡、古拙、古雅的古意。
但外人眼中的古意，還倒映着山西的多重圖景。
2023年11月4日，太原。五一廣場城樓下的一對戀人。（圖/阿燦）
“石太高速公路，剛出河北，甫入山西，娘子關的路牌標誌忽現於前……煤廠及火力發電廠，黑煙滾滾，空氣中飽含煤渣味，沿途皆是運貨大車，不乏運煤的，運易燃易爆化工用品的，如史前巨獸紛紛奔過。”
這是科幻作家韓鬆的《路過科幻聖地娘子關》中的一段描寫。之所以將娘子關稱作“科幻聖地”，是因爲《三體》的作者劉慈欣，曾是娘子關電廠的一名工程師。而娘子關則是太行山深處的一處著名關隘，所謂“京畿藩屏”，它歷來是山西東大門，乃至華北溝通西北的戰略要道。至今，懸掛着“天下第九關”的娘子關關樓仍雄踞在古道上方。
這像是對山西現實的一個縮寫：古建築牽連着遙遠而輝煌的過往，機械轟鳴的礦洞、卡車奔馳的國道、煤灰飛揚的天空，是最真切的現實，而這現實又孕育着關於科幻、關於未來最宏闊的想象。
尤其在急於甩脫“煤炭經濟”的刻板印象的時期，怎樣以“古意”緩解“當下”的焦慮，最終指向“未來”，古建築是山西人的路牌、抓手和錨點。
平遙當然是最成功的案例。
1980年，同濟大學教授阮儀三提出平遙古城保護規劃，在大拆大建的年代，保護下這座珍貴的古城；20世紀末，平遙申遺時，“50萬人，5000萬的財政，承載中華民族5000年的歷史，無論成功與否，平遙都是贏家”，這樣的表態不可謂不動人；又20年後，在首屆平遙國際電影展上，汾陽人賈樟柯宣佈辦國際級影展的雄心：“我就是要證明，我們山西人不是不行，而是沒有機會。”
山西平遙古城古民居。（圖/圖蟲創意）
而今，在古鎮多如牛毛的中國，平遙已經是平衡保護與開發、復古與更新、商業化和品牌化的最佳典範。
而在地圖的另一端，有關大同的爭議還在繼續。
正如《新週刊》5年前的一篇報道中所寫：“提到大同，就不能不讓人想起如火如荼的再造古城運動。漫長的歷史、發達的工業、迫切的轉型願望、拆而復建的城牆，大同的身上重疊着許多中國城市的影子。”
今天，遊人如織的雲岡石窟，與重建的大同古城遙相呼應。1973年，周恩來面對雲岡石窟說：“十年規劃，時間太長了，要三年修好。”從此以後，雲岡石窟迎來了修復保護期，20世紀末，經過多方努力，109國道雲岡段改線成功，爲雲岡石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奠定基礎。而與之相對的這場最新的大同古城重建運動，成功與否還要留待明天去驗證。
在山西的土地上，古建築與工業文明的痕跡斑駁交錯，現實和歷史的經緯線複雜交織。這是個國人崇尚古韻、古意，而又普遍遺忘真正古韻、古意的時代，一座城市該怎樣迴歸古典，並在這種迴歸中找到抵達未來的方法，是山西的機遇，也是山西的挑戰。太原、大同、平遙，以及許許多多的山西城鎮，紛紛在這一進程中交出自己塗塗改改的答卷。
從這個角度來看，看懂古建築就是看懂山西、看懂山西就是看懂中國，這個俗套的句式卻足夠妥帖。古建築，豈止古建築，我們凝望山西的視線也因此更從容。
原標題：凝望山西：在迴歸古典中抵達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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