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上游先秦考古研究

書名：長江上游先秦考古研究

書號：9787030672186

作者：江章華

出版社：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2-12

1986年我從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分配到成都市博物館考古隊，一道分配到考古隊的還有同班同學蔣成。當時成都市博物館考古隊沒幾個人，專業出身的僅有徐鵬章、翁善良、羅偉先、王毅等。我到考古隊後有近10 年的時間，考古隊沒有團體考古領隊資質，基本上就是對基建中發現的文物做一些簡單的清理，還需要與建設單位多次談判，甚至就是把施工中挖出的文物撿回來而已。

那是剛到考古隊不久，一天早上，翁善良先生到我們臨時居所叫蔣成去十二橋遺址參與發掘，當時蔣成因感冒正發燒，於是翁先生就改叫我去。正是這一陰差陽錯改變了我後來的研究方向，其實我念大學期間對秦漢考古更感興趣。十二橋遺址是在1985年基建施工中發現的，發掘領隊單位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我去工地的時候，Ⅰ區的發掘工作已基本結束，主要參與的是Ⅱ區的發掘。剛開始我對成都地區先秦文化十分陌生，由於十二橋遺址與三星堆遺址關係密切，發掘隊經常去三星堆遺址工作站學習。每次我就帶個本子，在工作站的標本室畫陶器，加深記憶。在十二橋遺址發掘整理就好幾年，當時要求每件器物都要做卡片，這項工作基本落在了我與周科華（我同班同學，分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身上，我畫了很多圖，因此對十二橋遺址的陶器特別熟。20世紀八九十年代，四川考古界還是習慣於將三星堆、十二橋、水觀音、撫琴小區等遺址商周時期的文化遺存統歸入“早期蜀文化”。由於十二橋遺址發掘時，上部地層已被基建破壞，發掘的主要是十二橋文化偏早的地層，其中包含一組三星堆文化因素的陶器，加之當時有2個碳-14測年數據落在三星堆文化的年代範圍，因此很長時間沒有弄清十二橋遺址與三星堆遺址的年代與文化關係。我自己也沒弄明白，是後來對相關材料的梳理與熟悉，以及新一村地點的發掘，才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撰寫了《成都十二橋遺址的文化性質及分期研究》。

1992年我們考古隊從成都市博物館分出來，成立了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考古隊員很快增加了不少。1995 年國家文物局終於批了我們的團體考古領隊資質，當時還着實有點興奮，以爲從此可以大展拳腳。記得就是當年9月的一天中午，王毅跟我說，下午我們去一趟新津龍馬古城（寶墩古城）。新津龍馬古城是早已有的線索，只是不確定其年代，一般認爲比較晚。當天下午一起去的還有四川大學的馬繼賢、黃偉、盧丁。我是第一次到遺址現場，發現遺址（內城）東邊、北邊地面城牆比較明顯，也發現城牆上有漢代磚室墓，說明城牆當早於漢代。當年12 月我與盧丁便帶隊對寶墩遺址進行調查、試掘。當時我想我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城牆的年代與夯築方法，其次是遺址的年代與文化特徵。首先我們就選擇保存比較好的北牆東北段位置開一條長探溝解剖城牆。然後開始在城內進行鑽探，瞭解城內文化層堆積情況。大約第5 天，依據鑽探情況我們選擇了遺址區內文化層堆積比較好的地點佈一個探方進行試掘。由於埋藏淺，當天下午就進入了新石器時代文化層，出土1 件石斧和少量陶片。而城牆解剖處也基本清理完了晚期地層，露出清晰的人工堆築的不同土色現象，尤其可喜的是在牆內側發現一文化層疊壓於牆腳上，該文化層出土不少陶片，特徵與城內探方新石器文化層出土陶片相同。很明顯陶器特徵與我們熟知的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區別很大，在我的印象中，三星堆遺址一期有這樣的特徵。因此我很自信地判斷該遺址是早於三星堆文化，屬新石器時代，而且還有城。當天晚上我便將這一發現興奮地電告了王毅，我們調查隊的人員當晚也因高興喝了不少酒。正是由於寶墩遺址的發現，我們開始懷疑原來我們知道的都江堰芒城、郫縣古城、溫江魚鳧城等很可能均屬新石器時代。之後的兩年對這些遺址的調查試掘證實了這一點。最初的調查目的，首先是要確認這些遺址的年代、城牆與遺址的年代關係，並儘快建立該文化的分期與陶器編年。所以我們的工作方法基本上都是解剖城牆和選擇文化層堆積好的地點進行發掘。當時發現郫縣古城和溫江魚鳧城的陶器特徵與寶墩古城有一些差異，參與魚鳧城遺址發掘的部分學者傾向於可能是不同的兩個文化類型。我當時堅信成都平原是一個不太廣大的地理區域，同一時期的文化當具有非常一致的特徵，如果有差異，應該是時間上的問題。可以明顯地看出寶墩遺址與郫縣古城、魚鳧城區別明顯，而芒城介於其間，而寶墩上層的陶器與芒城接近，可以推知，芒城是晚於寶墩，郫縣古城和魚鳧城又晚於芒城，同時發現郫縣古城、魚鳧城少部分偏晚地層單位的陶器變化明顯，將其分出單獨作爲一期，於是就將這一文化分爲四期，並建議將這一文化命名爲“寶墩文化”。我當然知道三星堆遺址早有這一階段遺存的發現，但發表的材料少，長期認識不清，甚至很長時間學界許多人並未將其明確地從三星堆文化中分出來。爲了避免混亂，我只是單純地認爲用“寶墩文化”的命名比“三星堆一期文化”更好。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四川盆地先秦考古學文化體系沒有建立起來，學界還是習慣於將三星堆、十二橋等東周以前的考古學文化統稱爲“早期蜀文化”。我當時覺得，還是應該以考古學文化命名的慣例，首先建立四川盆地先秦考古學文化序列。正好1995年我發掘了新一村遺址，然後寶墩文化確立，1998年，我認爲從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至東周的上汪家拐遺存這一文化發展演變脈絡已基本清晰，儘管中間的西周、春秋等階段材料還十分薄弱，而戰國時期又主要是墓葬，缺乏遺址材料，還是勉強撰寫了《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論》一文。

1997年年底，我與蔣成去巫山看望我們單位在鎖龍遺址的發掘人員，當時重慶市博物館考古隊的鄒後曦、柳春明等正好也要去幾個工地檢查，就一道去了巫山。之後我們索性就跟隨鄒後曦他們沿江而上，看了奉節老關廟、忠縣中壩、忠縣哨棚嘴等幾處重要遺址。我被這些遺址的材料所吸引，當時我有一種強烈的意識，覺得峽江地區是解釋四川盆地先秦考古學文化變遷動因的關鍵，也是理解巴蜀文化區的形成以及巴蜀地區與中原、長江中下游文化關係的關鍵區域。做四川盆地先秦考古研究，不研究峽江地區，有些問題會看不明白。隨後的幾年，幾乎每年我都要去峽江地區幾處重要考古遺址走一圈。感謝鄒後曦、柳春明、袁東山、白九江、孫智彬等許多先生對我的特別照顧，給我提供了許多方便。孫華知道我對峽江地區感興趣，將北京大學2001年哨棚嘴遺址1000平方米的發掘任務交給我去挖（當年參與發掘的有唐飛、顏勁鬆、陳學志等）。同時我開始梳理峽江地區已發表的材料，但這些遺址都是逐年發掘，逐年發表。因此，關於峽江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的認識，便有了《川東長江沿岸史前文化初論》《再論川東長江沿岸的史前文化》《關於哨棚嘴文化的幾個問題》，不斷修正認識。其間我發現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橋文化的轉變，與鄂西地區香爐石文化人羣的西遷有關，我認爲這一人羣很可能就是早期的巴人。於是我便梳理了鄂西地區商周時期考古學文化材料，寫成了《試論鄂西地區商周時期考古學文化的變遷——兼談早期巴文化》，這一認識後來進一步體現在《渝東地區商周時期考古學文化研究》一文。有一段時間，四川盆地先秦考古學文化變遷及其動因也因此成爲我關注的重點。至今難以忘懷在三峽聆聽俞偉超先生的教誨、與衆師友暢飲的那些歡樂時光。

2000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岷江上游的茂縣營盤山遺址進行了第一次科學發掘，之前這個區域只有調查材料，其新石器時代文化面貌一直都不清楚。當時營盤山遺址的發掘者以及學界的部分學者認爲以營盤山遺址爲代表的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遺存，是一種新發現的以具有自身特色的本土文化因素爲主體成分，同時吸收了多種外來文化因素的地方文化類型。建議將此類遺存命名爲“營盤山遺存”或“營盤山文化”。但我個人覺得其主體陶器羣具有馬家窯文化特徵。最重要的是我感覺寶墩文化很可能是源於川西高原以營盤山爲代表的新石器文化，只是中間有不小的缺環，峽江地區的哨棚嘴文化與之也有淵源關係。所以當時寫了《岷江上游新石器時代遺存新發現的幾點思考》。2009年發現了什邡桂圓橋遺址，近年又發現了廣漢聯合村、新都禮拜村、大邑高山遺址下層等遺存，基本證實了這一推測。

隨着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學文化序列的逐步建立與完善，我開始將關注重點轉移到聚落與社會層面。1999年，我與顏勁鬆在發掘郫縣清江村遺址時就曾討論如何在成都平原開展區域聚落考古調查。2005～2010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藝術史與考古系、哈佛大學人類學系聯合圍繞郫縣古城遺址進行了大範圍的聚落考古調查。調查的目的是研究這一區域的史前聚落模式，進而瞭解該地區新石器時代至漢代長時段的文化變遷和社會複雜化進程。調查採取了拉網式地表調查、地下鑽探、地球物理勘探和地貌調查相結合的方式。這是在成都平原進行區域聚落系統調查的首次嘗試。實踐證明這種多層次、多學科交互的區域考古調查方法在成都平原的聚落考古研究中是行之有效的。那幾年我們的調查均是在冬天進行，成都冬日的郊野異常陰冷，有時遇到下小雨甚至小雪也繼續幹，陶片分析主要由我負責。特別痛心的是我們調查隊至今已有三位青年才俊（陳伯楨、洪玲玉、何錕宇）先後去世。後來我們又重點選擇在新津寶墩、大邑高山和溫江紅橋村等典型遺址實踐聚落考古的方法。基本做法就是對所在區域採取區域大範圍的地面調查，遺址區的系統鑽探，選擇遺址的重要區域進行重點發掘，並輔以環境考古、植物考古、動物考古、體質人類學等多學科綜合研究。尤其是寶墩遺址的考古工作從2009 年重啓以來，一直至今仍在進行，並納入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子課題。具體工作主要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周志清、楊佔風、劉祥宇等年輕人在做，寶墩遺址現場負責人主要是何錕宇，錕宇機敏過人，好學進取，可惜英年早逝。其他一些配合基建的遺址發掘，我們也要求貫徹聚落考古的思路。聚落考古與社會層面的研究相對於文化層面的研究，對田野考古的要求更高，見效更慢。而成都平原先秦聚落遺址後期破壞比較嚴重，保存狀況普遍不佳，給這一工作帶來很大的難度。因此至今雖然有些收穫，但總的進展還是有限。《成都平原先秦聚落變遷分析》《四川盆地史前文化的變遷、整合與複雜社會的出現》《戰國時期古蜀社會的變遷——從墓葬分析入手》等幾篇文章便是我思考聚落與社會的一點粗淺認識。

金沙遺址當然是我繞不開的重大學術課題，最初我只能在《金沙遺址的初步分析》一文中，依據簡報發表的材料分析遺址的年代、分期、文化性質及聚落變遷等基本問題。《金沙遺址：祭祀區發掘研究報告》今年很快要出版，因審稿原因先閱讀了報告，我發現我原來依據的材料，在某些方面的認識是錯誤的，並且我對祭祀區的年代與性質也有了一些新的認識，因此撰寫了《金沙“祭祀區”的年代與性質》一文。

2004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組織專家去西攀高速路的考古發掘現場考察，我也去了。當時他們發掘了西昌窪堖、德昌阿榮大石墓和德昌王家田遺址。隨後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的劉弘、唐亮又帶我們看了安寧河流域過去調查發掘出土的文物標本。我感覺這個區域的古代文化比較複雜，對理解環境、人羣移動、資源開發、貿易與文化變遷、社會複雜化進程模式具有啓發意義。而且該區域處在從中國西北至西南人羣遷移的走廊地帶，牽扯麪比較廣，對解釋整個中國西北至西南這一廣大區域的人羣移動與文化變遷意義重大。我特別迷戀安寧河谷冬日明媚的陽光，感覺在這個區域做考古是不錯的體驗。加之我們與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劉弘、唐亮等長期的友情，於是我們兩家決定合作在安寧河流域開展考古調查與研究工作。目的首先是建立該區域的文化序列，繼而解釋其文化變遷及動因，然後獲取環境、資源方面的信息，結合聚落分佈解釋古代社會複雜化進程及其背景。沒想到這一工作一做就將近20 年，最初幾年我親自參與，後來由於行政工作的原因，就主要由周志清負責。2004～2005 年我們發掘了橫欄山、咪咪啷、營盤山、馬鞍山等遺址。於是我重新梳理了安寧河流域過去發掘的考古材料，結合新發掘的遺址，對安寧河流域古代文化的面貌與發展變遷及其與周鄰地區的互動關係有了一些認識，便寫成了《安寧河流域考古學文化試析》。依據大興橫欄山遺址和經久馬鞍山遺址的材料，提出了“橫欄山文化”的命名，年代推定在距今4500～3800年。經過分析發現，禮州遺址的文化並不單純，過去學界長期將其作爲一種新石器時代文化看待，其實該遺址至少包含三類考古學文化遺存，其年代從新石器時代延續至商周時期，其中最早的應該屬於“橫欄山文化”遺存。我依據陶器羣將大石墓分爲早、晚兩類，後來發掘的棲木溝遺址，發現了晚期大石墓遺存、早期大石墓遺存、橫欄山文化遺存依次疊壓的層位關係，這爲幾類考古學文化遺存的早晚關係找到了科學的層位依據。在寫《安寧河流域考古學文化試析》一文時，大洋堆階段的遺存不多，認識並不十分清楚。2010年發掘了冕寧高坡遺址和趙家灣遺址，發現其陶器羣面貌獨特，部分陶器在大洋堆遺址的中、下層有發現。可以確認高坡遺址、趙家灣遺址與大洋堆遺址中、下層當屬同一性質的考古學文化，我們暫將其命名爲“高坡遺存”，於是才撰寫了《試論高坡遺存》。高坡遺址和趙家灣遺址的發掘，不僅確認了安寧河流域這一階段的考古學文化，我們還發現“高坡遺存”與貴州的“雞公山文化”和滇東北昭魯盆地的魯甸“野石山遺存”存在密切的關係。過去學界對“野石山遺存”與“雞公山文化”的關係有不同的認識。我們初步認爲，“高坡遺存”“野石山遺存”“雞公山文化”處在大致相當的一個時期，約當商代至西周，“高坡遺存”和“雞公山文化”代表了兩個不同的文化區，而“野石山遺存”正好處在這兩個文化區之間，因此其文化因素最爲複雜，既有“高坡遺存”的因素，也有“雞公山文化”因素。安寧河流域和鹽源盆地的古代文化牽涉到滇西地區，因此又不得不關注滇西地區的考古材料。

我從事考古工作30餘年，本書收錄我撰寫的考古研究文章32篇，有些是與其他人合作，大部分都是發表過的，有2篇尚未發表。所有文章都按當時發表的內容未作改動，讀者可以發現我對一些問題的認識過程。考古就是這樣，隨着新材料的不斷髮現和自身認知水平的不斷提高，許多問題必須不斷修正，這個過程也是認識不斷提高與豐富的過程。感覺人的一生並不太長，突然發現自己已是快退休之人。在考古這個領域，總結起來就做了這麼一丁點事，還不一定正確。本來想做的事很多，但想做的事未必都能做，有些不想做的事卻必須去做。如果我做的這丁點事能成爲這個領域前進道路上的一塊鋪路之石，也就沒有白做。

本文由 柴麗麗 蔡鴻博 摘編自 江章華 著《長江上游先秦考古研究》之《序》。內容有刪節、調整。

（審覈：孫莉）

978-7-03-067218-6

定價：298.00元

本書是成都考古學者文庫第一號，收錄了江章華先生撰寫（含合著）的長江上游先秦考古研究學術論文32篇。內容包括文化、變遷、譜系，墓葬、聚落、社會，器物、符號三部分。作者首先從典型遺址分析入手，建立長江上游先秦考古學文化的時、空框架，進而探討文化譜系，解釋文化變遷的動因。通過聚落、墓葬分析入手，探討當時的社會。同時包括對一些典型器的產地、起源、傳播、發展演變以及巴蜀符號的變遷及其性質的研究。本書可供從事中國考古學、歷史學研究的學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