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分析－衡外情，增己力 數位經濟政策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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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發展驅動產業典範轉移，由大型電腦時代到現在新軟體時代，從歷史軌跡來看，破壞性衰退將帶來更高的成長，也開啓新的時代。現階段的「新軟體時代」，即是透過數位科技，結合創新商業模式，除加速各種垂直產業（如：醫療、製造、零售等）數位轉型，也帶來各種新商機，COVID-19更加速了這個進程，使人類依靠軟體的程度更甚以往。

國際大廠領導者亦對未來軟體將改變人們的生活提出相關看法，如：Amazon執行長Andy Jassy認爲：疫後人們不會100％回到辦公室，這讓未來企業更依賴雲端技術。Saleforce執行長Marc Benioff表示：人們必須開始接受能在任何地方工作、生活，且都是在數位化的情境下執行。Oracle前執行長Larry Ellison提出：疫情是一個對企業的壓力測試，這迫使他們不得不依靠數位力量增加韌性。以上論點不約而同點出，因應外部變化不論是生活或是工作模式，皆與以往有很大不同，且這些變化皆進入一個新常態。

在過去的幾十年，數位科技已成爲所有部門和經濟體中最具破壞性和改變的力量。AI、5G及虛實融合等發展趨勢，正改變人們生活的樣貌，也在顛覆以往的產業遊戲規則。這些科技的破壞、創新和傳播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同時改變了原有設備業者的營運模式，也帶動新興平臺業者的興起。因應數位經濟發展，包含既有設備業者也不再單一提供設備硬體，而轉爲提供設備服務，如飛機引擎大廠GEAE與輪胎大廠Michelin等，另也爲平臺業者開拓出新的市場商機，如Uber、Airbnb等。

面對數位經濟發展，全球數位經濟政策可歸納以下三大重點方向：

1.解決全球數位鴻溝：數位科技在全球加速擴散，爲人們和社會提供新的機會，但世界上仍有近一半人口（約37億人）無法上網，其中大多數在低度發展國家。COVID-19危機更是凸顯了這種差距，無法上網的人無法從遠距教育、遠距工作或遠距醫療服務中受益。

2.合作監管數位經濟：數位世界涉及人們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各國已意識到必須監管那些對其公民的生活中具關鍵影響的技術，重新思考數位時代下主權的本質。

3.採取強有力的網路安全措施：隨着人們將生活轉移到數位，安全風險也呈指數級成長，常暴露於危險之中而不自知，因此不論是企業或個人的隱私保護與資料安全，將是不得不提早佈局的風險議題。

就國家層次來看，數位化對人類和社會的潛在利益是巨大的，大多數OECD成員國和夥伴經濟體都建立了國家數位策略，策略治理方法不外乎兩種，包含成立協調辦公室，由總統直接領導，又或者是成立專責部會來負責策略的制定和協調。臺灣採取後者，成立數位發展部，負責推動我國數位政策的創新與變革。

觀察國際數位政策發展規劃，2021年3月歐盟提出2030 Digital Compass（2030數位羅盤）政策，期望透過歐洲數位化轉型的願景與路徑，使歐盟人民可享有高品質的網路連線、降低區域內的數位落差、具備足夠的數位技能以及享有良好公共服務。同屬歐盟會員國之一的丹麥2021年將「國家級數位策略」納入發展項目，並於2022年發表「新國家數位化策略」。另在亞洲國家部分，韓國2020年推出首個數位經濟政策「Digital New Deal」，亦在推動兩年後，因政黨輪替由新任政府所提出之「Digital ROK」所取代。新加坡於2014年宣示「智慧國家倡議」（Smart Nation Initiative），並於2018年發佈「智慧國家2025計劃」（Smart Nation 2025）計劃書，規劃新加坡數位轉型推動策略與重點工作，推動經濟、政府與社會全方位數位轉型。

綜合以上，透過借鏡主要國家在數位政策規劃與發展核心思維，搭配我國關注的數位經濟發展重要議題下，擘劃國家整體數位發展政策方向與核心思維，利用有效政策決策支援與協作機制，提升我國數位發展政策治理量能；描繪臺灣數位發展施政藍圖，最終以達到國家資通安全、促進數位經濟發展及加速國家數位轉型的願景目的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