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勞岱爾的「地中海研究範式」(上):人海扣連的歷史再思考

圖爲描繪17世紀地中海航行船隻的圖畫。 圖/維基共享

對醉心海洋史的讀者而言,1949年可算是一個別具意義的年份:法國年鑑學派第二代領軍人物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1902-1985),在呂貝克戰俘監獄歷經數載寒暑之後,正式完成一部影響深遠的學術作品,題爲《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臺灣翻譯版題名爲《地中海史》)。這部洋洋大觀的鉅著,凡三卷,合共1,160頁,由巴黎知名出版社 Armand Colin 刊印發行。

在這部傑作問世爾後,學界隨即掀起一道「海洋史」的研究風潮。這裡所謂的「海洋史」,並不只是聚焦海洋生物又或者魚類海產的社會科學,它是一門與人文社會發展息息相關,甚至是難以舍割的「人海扣連」。

在布勞岱爾的角度,海洋不僅是一個關乎天文氣象,全賴自然環境區分的「海理」洋域,它也是一個促成商品傳遞、資金暢導、文化交流、思想流通、教義宣揚、族羣遷徙,乃至是疾病傳播、逸犯潛逃、走私販毒、罪惡遊走明文法侓以外的樞紐、平臺與場景。這一系列形式不同的流動與交接,足以顯示海洋空間所富具的多重特色,箇中附載着便捷、暢達、互聯與糾結等情狀及功能。

按照布勞岱爾的分析,如果不是地中海的水文條件合宜、交通脈絡四通八達,菲利普時代的歐洲大陸相信會變得不太一樣;推而論之,如果不是地中海這些「海洋特性」,西歐、南歐、北非與西亞地區的文明國度,也難以一一連繫起來。換句話說,歐洲與土耳其西岸一帶的歷史進程,不應該單靠一個「從陸地出發的視野」去剖析或鑽研,史學家應該同步利用一個「從洋域空間出發」的角度,進而探索其中的歷史變易與時代更迭。

法國年鑑學派第二代領軍人物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在呂貝克戰俘監獄歷經數載寒暑之後,正式完成一部影響深遠的學術作品,題爲《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臺灣翻譯版題名爲《地中海史》) 圖/維基共享

話說到這裡,讀者或會思疑,我所言及的「陸地視野」,究竟是什麼意思呢?簡而言之,「陸地視野」就是一個從「大陸文化」觀察歷史的角度。至於「大陸文化」的涵意,就是以人類社會在陸地上的一舉一動爲經緯,然後對其有關政治、社會、經濟、文教等方面的發展詳析理解。

這種以大陸視野檢視歷史的態度,驟聽起來,不但合乎情理,而且順理成章。雖然世界大小海洋的總和,經已佔據地球總面積達 71% 之多,然而,綜觀環球人口的分佈,自中世紀以來,將近98% 的社羣都是在陸地上寄居生活的;當中只有極少數的艇戶定居海上,以海爲家,諸如南中國一帶的蜑家漁民,又或者是馬來西亞、菲律賓一帶的巴瑤人(Bajau),以及泰國、緬甸南部的莫肯人(Moken),他們都是生活在海上的傳統族羣,但是人口數目屈指可數。

另一方面,根據2017年聯合國在海洋高峰會上公佈的統計,在大陸土地上紮根的人類文明,其實只有約莫20 % 的族羣在沿海地區生活。倘若我們以這些數字爲標準的話,沿海社羣的分佈,絕對談不上整體人口的主流大多數;至於這種近乎 2 :8的比例傾斜,不論是東方還是歐美世界,也與數百年前的情形相仿。

換而言之,從「陸地視角」出發去理解人類發展的歷史進程,在這些數據面前,可算是非常有說服力的。

不過,單憑這些數字和統計,我們真的可以確切掌握一段豐富且龐雜的人類歷史嗎?儘管我們大多在陸地上定居生活,但在海洋史學家的角度,在航空時代來臨之前,海洋就是連結世界不同角落的唯一場域。這種連結對於人類文明的進步、拓展、甚至是崩壞和倒退,都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

圖爲廣州的蜑家漁民。極少數的艇戶定居海上,以海爲家,南中國一帶的蜑家漁民爲其一。 圖/維基共享

事實上,如果要討論大小族羣之間的交流、合作、又或者是矛盾和衝突,便不能夠置「跨文化地域的歷史進程」而不談。地中海世界所孕育出的各種跨界接觸,便是布勞岱爾所強調的「歷史必然」,其中所延伸的貿易聯結、習俗交流、以至是民系遷徒、戰爭碰撞,都是地中海文明得以愈漸成熟的催化因素,加速了歐洲大陸內外的人口膨脹、社區建設、港口發展、以至是城市化等進程。

布勞岱爾所提倡的論述框架旁徵博引,有證有據,學界普遍稱之爲「地中海研究範式」,相信這亦是《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得以洛陽紙貴的一大原因。

「地中海範式」出爐之後,中外學者爭相追捧引用,諸如以研究北海與波羅的海文化史著稱的 W. Blockmans,Lex Heerma van Voss,Ralph Kauz 與 Paul Gilroy,便嘗以布勞岱爾的論說解釋北歐海域的共有特性,提倡當地文化潮流得以揉合成型,無非與北歐海域互聯相通的核心性質相關。無獨有偶,德國學者蕭婷 (Angela Schottenhammer)在她2009年出版的著作中,便認爲布氏的構想,不但能夠解釋歐洲沿海紐帶的更變與勃興,它更可以配合東亞世界的政經結構,從而分析中國、臺灣、琉球、日本和韓國之間的跨域交流與發展。

在蕭婷的角度,由於地中海的活動與東亞海域的模式相仿,我們甚至可以把後者的海事脈絡稱之爲一個「東亞地中海」(East Asian Mediterranean)的思維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布氏的「地中海範式」,不但被史家放置於東西世界的大小洋區,它更被引用到一系列三角洲地帶(delta region),諸如長江下游的江南地區,以至是中亞內陸的戈壁沙漠。荷籍漢學家範力沛( Lyman van Slyke) 便曾以 「地中海範式」所強調的互聯與交流,引證江河流域、沙漠平原與大海汪洋之間的空間共性,根據範力沛的分析,這些場域在推動跨界流動方面,其實相異少於相同。按照另一位美籍華裔史家王國斌(Roy Bin Wong)的綜合,範力沛的述說,無非就是把沙漠綠洲上的駱駝商旅看成在大海航行的商賈船隊。

話說至此,布勞岱爾的「地中海研究範式」,彷彿放諸四海皆準,足以縱橫寰宇的海陸空間。事實上,布勞岱爾在不同場合,也曾經提及「地中海範式」的全球性,意指這個範式大可用以解讀北海、大西洋、以及亞洲海洋的文化流動與人海扣連。不過,當一個理論看似能夠馳騁南北之際,它也會有「放諸四海皆不準」的危機。打個比喻,地中海與東亞海域在面積、水文環境、 港市文化、以至是歷史軌跡各方面,真的是毫無二致,兼且能夠在同一個範式之下一併討論嗎?有關這些問題,我們將會在下一篇專欄接續探討。

▌接續下篇:〈布勞岱爾的「地中海研究範式」(下):全球複雜多元的海洋性格〉

《大員港市鳥瞰圖》:圖中描繪了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熱蘭遮城。 圖/維基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