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尼亞的裂痕，與鈔票上的平行世界

Dada家的客廳，以及那張我們不敢問起的照片。 圖／作者提供。

摩斯塔（Mostar）是我們抵達波士尼亞之後，第一個落腳的城市。我們還來不及看清波士尼亞的樣貌，就先在巴士站旁認識了Dada。她每天掐準巴士到達的時刻，到巴士站等待沒有訂房的揹包客，直接向他們推銷自家民宿。

說是民宿，其實就是尋常公寓裡的一個單位；Dada將閒置的房間整理過後，擺進牀鋪，儼然就是一個鑲嵌進波士尼亞家庭的青年旅社。

Dada家的客廳，有幅年輕男子着軍裝的相片掛在牆上。我們自始至終，都不知道他是Dada的兒子還是孫子（或是其他她可能掛念的對象），也不知道他現在在哪裡。

我們不敢問。

這是一個墓園比公園多的城市，而且大部份墓碑上寫着的年份都是同個數字。波士尼亞戰爭時，城裡幾乎沒有一個家庭完好無缺。

屋裡掛的照片，是裝飾、或是提醒，是儲存記憶的容器、或是對於逝去的悼記。在Dada家，哪個多一些，我們沒有把握。

▎尺寸弄錯的俄羅斯套娃

波士尼亞是個很複雜的國家。

如果你不親自來一趟，可能很難理解這裡戰爭爲什麼打得沒完沒了。如果人類的歷史，就是彼此廝殺征戰的故事；那麼也許二十世紀，就是在塞拉耶佛引爆世界大戰中拉開序幕，又在波士尼亞戰爭中慘烈謝幕。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之後，共產陣營維持不到半世紀的烏托邦理想潰散一地。南斯拉夫聯邦的加盟國紛紛背離；塞爾維亞作爲聯邦的核心國，無法忍受聯盟分崩離析，決意向獨立出去的新國家們宣戰。

開戰的結果，就是讓巴爾幹半島，爲這個世界鋪陳出1990年代的國際新聞地景。戰爭一路從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打到了科索沃；這些地理名詞，幾乎成爲了戰爭的前綴詞，貫串成爲我這代年輕人某種意象式的集體記憶直到現在，聽到這些名字，我還是會直接聯想到戰火。

在國際勢力介入後，戰爭總算停歇。以美國爲首的西方陣營，阻擋了塞爾維亞的滲透，同時也打破了俄羅斯在蘇聯解體之後，捲土重來、再次西擴的意圖。

巴爾幹半島的地理名詞，貫串成爲我這代年輕人對於「戰爭」，某種意象式的集體記憶。（資料圖片：1996年聯合國維和部隊入駐波士尼亞）。 圖／路透社

波士尼亞境內的不同族羣，從鄂圖曼帝國統治以來就比鄰而居；而族羣認同的齟齬、以及國家獨立的追求，就是在冷戰結束、權力真空的脈絡下，被其他大國們拿來作爲爭奪勢力範圍的使力點，最後導致戰爭罪行與種族屠殺。

於是有人說，搞懂巴爾幹，你的國際關係史學分大概就拿到一半了；而弄懂波士尼亞，你的巴爾幹史應該也就離及格不會太遠。

在國家與族羣的命名上，波士尼亞的確像個謎語。這個國家的正式名稱，其實是「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有點拗口。但不論在中文或英文語境，這個聯邦都常常只被簡稱爲「波士尼亞」。

今日的波士尼亞境內有三大族羣，卻由兩個政治實體加盟組成。三個族羣分別是波士尼亞克人（Bosniak，絕大多數爲穆斯林）、克羅埃西亞人（Croat，絕大多數爲天主教徒）、塞爾維亞人（Serb，絕大多數爲東正教徒）。前二者佔多數的地區組成了「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聯邦」，與塞爾維亞人爲主體的「斯普斯卡共和國」（Republic of Srpska，意思是「塞爾維亞人的共和國」），共同在同一張國旗下生活着。

於是，中文語境裡的「波士尼亞」，指涉的可以是一個國家的稱呼，可以是一個國家內部的組成部分，同時又可以是該組成部分的其中一個地區和優勢族羣的名稱。英文語境裡，將「Bosniak」和「Bosnian」區隔開來，即是爲了區分「族羣」與「國族」的用法。

而「塞爾維亞」這個名字，也很容易讓人疑惑。它同時可以拿來指稱另一個在波士尼亞東邊的主權國家「塞爾維亞共和國」，但這個共和國，又與波士尼亞境內的政治實體「斯普斯卡共和國」在字義上幾乎同名。

相較之下，「赫塞哥維納」則專指「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聯邦」內部的一部份，但其主要組成族羣是克羅埃西亞人，又經常讓人與波士尼亞西邊的主權國家「克羅埃西亞」的克羅埃西亞人搞混。

於是你很難怪罪外人總是看得一頭霧水，因爲這裡各種族羣的名字和國名，在不同層次被重複使用、糾纏不清，像個尺寸弄錯、永遠蓋不上的俄羅斯套娃。而族羣與國族邊界的無法重合，除了讓外人疑惑，也爲波士尼亞境內戰火提供了延燒的燃料。

聽了這麼多令人頭暈腦脹的區隔標籤，你可能會預期波士尼亞是一個有着多元族羣的國家。但事實上，單從人們的外表來看，除了有些穆斯林女性會戴頭巾之外，波士尼亞境內的三個族羣幾乎沒有不同，講的語言也共通無礙。

不過人類這種擅長畫界、區隔你我的生物，總歸是不缺標籤的。就算語言相同，塞爾維亞人以東正教的正統文字「西裡爾字母」書寫語言，從而與克羅埃西亞人、波士尼亞人使用的「拉丁字母」區隔開來。

在這裡，文字不只用來表記發音、存放意義，還是一種承載政治認同的敏感符號：塞爾維亞人心底的那根磁針，總是遙遙指向東邊的泛斯拉夫聯盟，包括塞爾維亞共和國，同時也包括俄羅斯。它們，都是西裡爾字母死忠的擁護者。於是文字的界線，在波士尼亞，正好也是政治疆域的界線，將「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聯邦」與「斯普斯卡共和國」切割開來。

仗打完了，生活總是要過下去。但我很難想像這個國家的三個「民族」，到底怎樣在反目成仇之後，還能在戰後繼續以聯邦的形式組成一個國家；波士尼亞戰爭時，雙方殺紅了眼，刀刀見骨。他們像一對吵架吵到拳腳相向、傷痕累累的夫妻，在旁人勸說斡旋之下，勉爲其難地繼續在同個屋檐下相敬如賓。

波士尼亞戰爭後，幾乎所有城鎮的公園，都被拿來作爲墓園使用。墓園，因而成爲波士尼亞特有的都市地景。 圖／作者提供

▎鈔票上的平行世界

而這兩個加盟國冷薄的攜手，你今天還可以在鈔票上看見。

波士尼亞的貨幣名叫「馬克」，自然也是德國人留下的遺澤。如果你想念那個改用歐元之前，還在用馬克交易的德國，可以到波士尼亞來個貨幣式的重溫。波士尼亞馬克的版式設計，甚至和德國馬克長得幾乎一樣。

波士尼亞馬克的全名，其實是「可互通馬克」（Convertible Mark）。之所以要「互通」，是因爲波士尼亞有兩套貨幣：一套由「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聯邦」發行，一套由「斯普斯卡共和國」發行。這兩套貨幣長得一模一樣，只有「看板人物」和書寫文字順序不同：聯邦發行的鈔票，先寫拉丁字母、後寫西裡爾字母；共和國發行的鈔票則顛倒過來。

看板人物則由兩邊的政府，各自選用兩邊的作家，想用書卷味掩蓋煙硝味。唯一相同的，是五馬克面額上的Meša Selimović；他出身於波士尼亞的穆斯林家庭，卻認同自己是「塞爾維亞人」。

兩種波士尼亞20馬克鈔票（換算臺幣約380元），兩種「看版人物」頭像；這張是由波赫聯邦發行，拉丁字母先於西裡爾字母出現。圖中人物爲波赫地區的克羅埃西亞裔詩人西米奇（Antun Branko Šimić，1898-1925）。 圖／作者提供。

同樣是20馬克的鈔票，這張則是由塞族共和國發行的，西里爾文字反而先於拉丁字母；圖中的塞族人物是被稱爲「波士尼亞荷馬」的塞爾維亞裔詩人維耶斯克（Filip Višnjić，1767-1834）。 圖／作者提供

鈔票背面沒有看版人物，但「看版文物」同樣也要固執地彼此區分；這是波赫聯邦版的20馬克鈔票，圖中是著名的Radimlja古墓石碑，該地以埋葬中世紀波士尼亞教會信徒聞名。 圖／作者提供。

塞族共和國版的20馬克鈔票，背面印着的是流行於東南歐的傳統樂器「古斯爾」。 圖／作者提供。

這兩套乍看一模一樣的鈔票，像是兩個平行世界的失真鏡像，又像某種惡作劇的偷天換日；甚至如果有報紙直接拿這兩張鈔票，放在副刊的「大家來找碴」欄位搪塞版面，供讀者圈出兩張鈔票哪裡不同，似也未有不可。

因此，他們的「互通」，反而有種欲蓋彌彰的難堪。恰恰是因爲有了對彼此的壁壘、以及自己放棄不下的民族顏面與堅持，纔有勉強流通的必要。如果這世界有「最彆扭的貨幣」這種頭銜，波士尼亞馬克當之無愧。

貨幣，有時候是民族國家的直接產物，有時候又是催生民族國家的工具。透過使用着同樣的貨幣，人們分享着某種共感；而鈔票上的人物與故事，也在方寸之間承載國族神話。波士尼亞馬克則爲我們示範了，兩個政治實體如何委曲求全、共同組成國家，卻又要在一定的限度內保有自己的認同與尊嚴。

但在轉型正義還沒有太多進展之前，這種「調換鈔票頭像」的權宜之計，其實只是在透露着某種難言之隱：仇恨仍在生活表面下暗暗涌動、仍在數量驚人的墓冢間徘徊飄蕩。由此，鈔票變成了一種絕佳的隱喻：經濟，可以在物質上爲敵對的人類們，找到一點共同攜手的動機，卻無法真正弭平認同上的差異。裂痕，一直都在。

一如戰後的摩斯塔，外國資金迅速涌入，希望重建這個被戰火蹂躪的小鎮。修復的重點，被放在觀光客最愛的石造拱橋，以及周邊富有鄂圖曼風情的歷史建築。外國投資者一廂情願地認爲：將因爲戰火而斷掉的橋修復，被撕裂的種族，便可以在象徵意義上被重新連結——當然，還可以帶來觀光收入。

結果，新的「舊橋」成爲觀光客聚集的飛地，但真正有意義的實質重建卻付之闕如：許多彈孔滿布的公寓仍荒廢在路旁，之前逃離戰亂的居民終究無法遷回。許多人將這個問題，歸咎於資金來自外國的事實：外國人的投資偏好，難以照顧在地需求。

儘管如此，對於觀光客來說，摩斯塔仍然美得讓人捨不得離開：天主教堂與清真寺的塔樓，像孩子賭氣般地比誰建得高；河流將小鎮切鑿開來的豐富地景，和這裡的歷史一樣富有戲劇性。不過真正讓我們在這裡多作逗留的理由，還是Dada。

新的「舊橋」，以及周邊被「修復」成爲原貌的鄂圖曼式建築。 圖／作者提供

▎生者忌言、死者喧囂的國度

有天Dada沒有其他房客，索性多做了些葡萄葉飯卷（Sarma），邀請我們一起坐在她的餐桌旁。我們知道，Dada如此殷勤，除了部分是因爲她天生的好客，也是希望我們能再多住幾晚。

經濟凋敝的波士尼亞鄉間，根本沒有其他可以維持生計的產業。就算是波士尼亞觀光客必定停留的摩斯塔，旅館仍是供過於求；在淡季裡，我們每天看着她落寞地一個人從巴士站歸來。

雖然從我們的房費裡賺不到多少錢，Dada還是把我們照顧得無微不至。每天清早，她都會用麪粉炸有點像油條的peksimet給我們當早餐吃，彷彿這些本來就是她例行要做的事。Dada總忙這忙那，巴士還沒到站的空擋，她還得上市場買肉扛麪粉、採果子回來做果醬。陪着我們吃早餐的，只有餐桌旁的那張軍裝男子的相片而已。

我們離開的前一晚，Dada的女兒和孫女也來了。他們一起擠在客廳電腦的螢幕前，要和Dada在外工作的其中一個兒子視訊聊天。和其他被漸進整合進歐盟的巴爾幹國家一樣，這裡大部分的勞動力，都外流到更容易找到工作的地區。父母妻兒被留在家鄉之後，在許多家庭裡，年輕男子總是缺席。

Dada被兒子逗得開心，也顧不得我們在一旁；這個Dada與我們在巴士站遇見的那個Dada判若兩人。我們看着Dada手舞足蹈，也跟着欣喜起來；找不到房客的民宿裡，氣氛難得如此輕鬆。但視訊結束之後，我們還是有點落寞。因爲螢幕裡Dada的兒子，看起來不像牆上照片裡的那個男子。

旅遊指南的告誡，持續按捺着我們的好奇：他們說除非關係熟稔，貿然詢問波士尼亞人的種族認同與戰爭記憶，是不恰當的。我們不知道Dada的葡萄葉飯卷，以及在我們眼前進行的家族視訊聊天，有沒有讓我們越過那條線，於是終究選擇噤聲，善意地不涉入一個家庭的虛擬團圓，安靜地推敲那熱絡背後可能有的種種森冷——那些歷史教會我們想像出的森冷。

一直到退房之前，其實我都在期待，期待下一刻照片裡的年輕男子就會進門放下行李給Dada一個親吻，然後與我們自我介紹，並說他剛從另一個城市放假回來雖然不遠但路上有點塞車……。

這樣我就不用開口問了。多希望我可以不用開口問，在這個生者禁忌言說，死者無法緘默的國度。

陪着我們吃早餐的，只有餐桌旁的那張軍裝男子的相片而已。 圖／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