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望山“守望者”，一輩子交代給一座山
高源攝影/傅靖生
從最初參加工作到退休，從在百望山植樹造林到其成爲京西的一座森林氧吧，高源的眼裡心裡，都是這一座綠色山林。在即將退休之際，他又拿起照相機，志願拍遍百望山的四季美景，爲這座綠色家園再添新彩。而在他學習攝影的過程中，意外與北京電影學院現代創意媒體學院教授傅靖生相識相交，兩個人一教一學，拍遍了百望山的溝溝坎坎。
去年底，高源攝影作品展在百望山綠色文化碑林藝園展廳舉辦，規模不小。傅靖生參觀後不禁感慨：“行政幹部拍得沒有一點兒行政味道，反而具有了文人氣息。”
北京電影學院攝影學院教授唐東平特爲影展撰寫前言，其中寫道：攝影感覺的捕獲，全憑攝影師臨場即興的心智調用，鏡頭語言的運作。作爲百望山碑林守護者，高源做事務實高效，思路清晰，平日裡沉靜穩重，極具長者風範，然而每每說起百望山，他定會童顏煥發，眼光閃閃，滔滔不絕，從歷史人文說到草木山川，一樁樁，一件件，如數家珍。儘管高源學攝影的年頭不長，但熱情與勤奮早已經彌補了其經驗上的不足，尤其在傑出藝術家傅靖生老師的點撥指引下，更是精進神速，驚喜連連。正是憑着這份摯愛的堅守，讓我們透過那一幅幅溫暖人心的畫面，欣喜地發現作者生命中的靈性正在一點一點地匯聚、成長與顯現。
確實，看高源的攝影作品，和高源對話，其人其作一如這篇前言所言。而在欣賞作品的同時，我也瞭解到百望山的一些前塵往事。
30年來看着樹慢慢長大，跟看小孩似的
高源的一輩子都交代給了百望山——1964年生人，1984年參加工作就到了西山林場的普安店苗圃，後來又到同屬西山林場的臥佛寺造林隊任主任職務。西山林場共7個造林隊，管轄面積爲9萬畝。
1985年林場需要進行更新改造，“當時山上的樹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種的洋槐，洋槐是速生樹種，到80年代已經老了，所以需要更新換代。”高源對此印象極爲深刻，因爲如今百望山豐富的樹種，全賴那些年的植樹造林。
需要更新的林地有900多畝，將洋槐換成側柏。因爲側柏四季常青，抗病，壽命也長，是北京常用的樹種。除了側柏，還種了油松、黃櫨、五角楓、欒樹等，還有栓皮櫟，這種樹樹皮厚，和側柏混交，可以有效地起到防火作用。
種樹任務艱鉅又辛苦，天天爬山，道還挺遠，要將老樹砍掉運走，繼而整地挖魚鱗坑，再種植新樹苗。高源回憶：“當時資金也緊，整一個樹坑人工才4毛錢。林場職工不夠，工人要到比較貧困的地方招，一次就得招百八十人。”民工招來還要做培訓，告訴他們樹坑的標準是30釐米深，40釐米寬，50釐米長，行話叫345，種樹時還要求“三埋兩踩一提苗”。
高源記得，雨季造林的時候，凌晨3點就得起來，起苗，分苗，帶人上山。場部機關的領導全都分片下去，負責檢查質量，首先是不能丟坑，“好不容易整的樹坑，都得種齊了。”
樹苗種活後，要進行撫育。“當時種的是一年半到三年生的側柏苗，因爲灌木等其他植物都比樹苗長得快，所以就要定期清除，否則影響樹苗生長。”高源說，“30年來我們看着樹慢慢長大，跟看小孩似的。”
高源是果樹、林業專業出身，對自然格外親近。他說自己上班後邊工作邊學習，更多的是向自然學習。在林業管理方面，他一向主張以自然恢復爲主，人工干預爲輔。他認同一句話：自然具有修復力。高源和同事們常在山上轉，從不對動植物過多幹預，“樹林裡的鳥、松鼠都不喂，那裡面多少松樹籽、柏樹籽，食物的資源豐富極了。”
如今的百望山上，有山雞、兔子、松鼠、獾等野生動物。高源知道山雞愛藏在哪些人進不去的灌木裡，也知道哪些大樹底下因爲缺少光照，連草都不長。他還知道森林公園東門口的負氧離子檢測含量已經達到每立方厘米1200個左右，北門在1600個左右，半山上的聖母院景區更是高達2400－3000個，真正成了一座綠色氧吧。
百望山森林公園經過逐步植樹造林，景觀提升，三季有花，四季有綠。從最初的一年接待幾萬遊客，到2019年已經達到年接待遊客220萬人左右了，高源對此很是驕傲。
講到如何防火，全是“媽媽令”“奶奶經”
高源的工作履歷不乏亮點：1990年任臥佛寺林場隊長，他的團隊曾被評爲全國先進班組，到人民大會堂領過獎。首都綠色文化碑林1996年一建成，他就被調了過來，2003年接任碑林管理處主任。
高源在林場領導崗位上的時間很長，在他心裡，林場管理始終有兩件大事：一是種樹，二是防火。他說：“林火如果着起來，熱浪距離兩三百米人就烤得受不了。尤其油松、側柏着了，那跟汽油彈似的，因爲它樹枝帶油，會炸，氣浪咣咣響。”
防火是個管理技術活兒。高源說：“因爲林場屬地也是遊覽區，遊人多，爲了防火，關鍵路口都要安排護林員設卡檢查，請遊人將打火機、火柴留下，不能帶火種上山，還要做防火宣傳。”在制高點要建瞭望塔，派人瞭望。這就是“底下有點，山上有人”。“像臥佛寺林場有兩個瞭望塔，一個在半山腰，還有一個在打鷹窪。三層高，24小時監控。”高源說：“現在方便了，以前有些地方的瞭望塔電都沒有，靠風力發電，跟下面聯繫靠對講機，給對講機充電用電瓶，電瓶充電靠太陽能。”
山上發現火情，要通過對講機報告，林場有防火值班監聽員，各地都有編號，比如海淀區，叫“海18”。護林員一喊着火了，山下就趕緊組織撲救。“現在不讓羣衆救火了，原來一着火附近村裡的大人小孩齊上山，手裡拿什麼東西的都有，就爲了趕緊把火拍滅。現在不一樣了，有專業的人，但預防跟撲救是兩個部門，撲救有應急局，林業方面也有專業的撲火隊。”
講到如何防火，高源全是“媽媽令”、“奶奶經”。比如防火講究打早打小，火還沒上樹就打，小火時候就打，否則發現晚了、火勢大了都不好控制；松柏類樹不禁燒，樹一經火基本就活不了了；林火一般不向高處走，基本在樹底下，這是地表火，地表火容易滅；植樹時要根據立地條件，進行造林設計，像種植栓皮櫟就能起到很大的防火作用；另外山上不能全種滿樹，山脊要留防火隔離帶……
高源常往百望山的高處走，因爲高處人少，“越沒人的地方越容易出問題，要加一萬倍的小心”。
眼裡沒有廢物東西，用對地方全都有價值
首都綠色文化碑林處在百望山森林公園裡，成立於1996年，實際上從1986年即開始籌建了。
高源告訴我：“建設碑林的緣起是一位林業老局長在政協會上做的一個提案。老局長說新中國成立後林業搞了三四十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應該好好總結一下，提議做一處宣傳林業的主題公園，用名人書法、書法名人的字刻碑。”這一提案很快獲得通過，籌委會由時任市長焦若愚任主任。綠色文化碑林佔地246.34公頃，第一代領導人對林業生產的題字在此都有碑刻。
高源回憶，建設文化碑林初期，條件非常艱苦，主要是資金少。對此他解釋：“碑林雖然在百望山森林公園裡，但最初劃歸由林業局管理，林業投資是按畝撥款，園林則按平方米撥款，而建設之初資金量需求很大，所以資金嚴重不足。直到2006年城鄉統籌，北京市林業局與北京市園林局合併，成立了北京市園林綠化局，我們就劃歸到北京市園林綠化局管了，投入才逐步增加，資金問題得以緩解。”
在高源心中，綠色文化碑林也是生態文化。碑林是一個載體，他希望中的碑林應該是生態公園的模樣。他對碑林的建設理念也是儘量減少對自然的干擾。比如2012年修的三號路，路的基礎不用混凝土做硬化，而用沙子、碎石找平，上面鋪磚，這樣透氣又透水，人走在上面還有彈性，高源稱其爲生態健康步道。2014年又修了一條木棧道，“這條木棧道在山溝裡，我們打幾個樁子，打樁子對道路破壞最小，上面鋪上工字鋼，再鋪木頭。木頭是林業生產間伐下來的，我們拿來廢物利用修棧道。”
高源笑着說，在自己眼裡，山上、大自然裡，沒有廢物東西，用對地方全都有價值。
碑林建有一個湖，叫天澄湖，名字是高源和中央黨校文史部的教授一塊琢磨出來的。還有一個懷素亭，名字雅，也是利用間伐木建造而成，頂上鋪的是荊條。高源說：“我們就是要把建設和文化結合起來。”
如今，綠色文化碑林已有1300多通石碑，蔚然成林，題字每年還在徵集中。
追着景跑，遇到了傅老師
2017年，高源開始學習攝影，起因是“綠色生態需要記錄，需要宣傳”，而碑林沒有專職的宣傳科，拍照片又得爬山，得起早拉晚，所以他想索性自己幹，追着景跑也是一種鍛鍊。
2018年，北京市園林綠化局將市園林綠化文史資料的收集任務歸入了碑林管理處。除了文史資料，也要補充大量的圖片資料。這下，高源的攝影更有了工作需要。
但高源自覺自己的攝影技術在拍到一定程度時遇到了瓶頸，總是沒有進展。這時候，他遇到了傅靖生。高源清楚地記得，那是2021年8月9日早上8點多，蟬鳴的季節，“當時是在聖母院景區附近，我遠遠看見一位老者在認真地用手機拍照。走近一看，他在拍一隻蟬。”
高源湊近一看，立刻感到這人和自己所拍不一樣。“我拍的都是宏觀的，他拍的特別細節，而且拍攝的方式和手法也不一樣。”這位老者就是傅靖生老師。高源自己也沒有想到，他與這位傅老先生的緣分會有那麼深。
傅靖生拍攝過數部電影，代表作如《黑駿馬》《湘女瀟瀟》等，屢獲大獎。他今年80歲，高源說他不抽菸，不喝酒，爲了保持體力，常年堅持爬山鍛鍊。“傅老師爬山一般人都跟不上，他從2014年就來百望山，爬了7年了，我也老在山上轉，但2021年才認識他。”
傅靖生看高源與自己興趣相投，便要求看他拍的片子，看過之後說都是“糖水片”。高源想想說那我跟着您學吧。自此，倆人的關係快速親近起來。
傅靖生每週上山三次，開着他的紅色大吉普車。每次來高源都提前沏好茶，在停車場等他。倆人在一起起碼三個小時，爬山至少8公里。
在高源眼中，傅靖生涉獵廣泛，思想哲學性強，記憶力非常好。“他教我拍攝方法，讓我舉一反三再創造。他告訴我照片跟畫是兩碼事，告訴我中國畫的語言叫無透視，告訴我藝術是相通的。見我有點兒進步，他就特別高興。”
傅靖生說高源的悟性也強，高源自己倒不覺得，但傅靖生囑咐他要用功，他便聽話得很，“和傅老師學了以後，懶覺是睡不了了，每天三四點鐘醒，醒了就出門去拍照。”
傅靖生給他佈置作業，高源也全部照做。其中一項作業是每日一圖，高源堅持每天拍，傅靖生張張都予以點評，微信更是有問必答。一次高源好奇地問：“您那麼多事情，怎麼回我的信那麼及時？”傅靖生說：“我把你置頂了，看見就回。”
長時間的交往，使高源深切感受到傅靖生對藝術對人對學生的摯誠。他想拜師，行拜師禮。傅靖生卻說：“不用，你已經是了。”
“他身上體現出的，就是藝術來源於生活”
參觀高源的攝影展，不啻一場視覺盛宴。他的拍攝題材豐富，除了唯美的百望山風光，還能看到很多園區裡勞動者的影像。高源拍勤勞工作着的人的樣貌，拍他們皴裂的雙手，也拍他們的樸實笑顏。
除此之外，高源還敏銳地觀察着百望山的遊客，“我通過鏡頭看到了他們的各種面貌，這是我以前沒有注意到的。實際上他們是窗口，帶來大千世界的五光十色。”
在影展上見到傅靖生，問及高源這位學生，他笑着說：“高源要我正式收他爲學生，要拜師行跪拜禮之類的，把我嚇得夠嗆。”他同時坦言，面對高源時，他也是在觀察一位基層幹部。“我不排斥任何人，我觀察他這位‘山大王’，如何對待他的下屬、工人，體現着他的人文態度，這是很重要的，如果一個人對相對弱勢者沒有同情，就什麼都不是。”
對於給予高源的實用指導，傅靖生說：“我只是告訴他怎麼拍而已，就是技術，其實我跟誰說的都是一樣的。”繼而，他又將高源的悟性所在說得清清楚楚：“他能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動作快極了。對視覺形象的獲得也充滿着激情。他有摁完快門以後的獲得感。這種東西都是天生的，他天生就是這麼一塊料，這是最重要的。”
“我只是爬山過程中跟他一塊拍，僅此而已，沒有超工作量，下山的一路上，我們一邊拍一邊複習教程。所以我和他每次上山轉一圈回來，都能抄一大堆‘魚’，都是素材。我們一般事先不知道要拍什麼，等去的時候該拍的都有了。”在傅靖生看來，最難教的是“早就想好要拍什麼，上山遇不着就特別喪氣的學生”。
傅靖生也帶高源拍視頻，“原來他沒有視頻，我說既然按了快門，就連續按，把素材編成視頻。”他給我看高源最近拍的一個短片，叫《三個老人》，拍的是三位老年遊客在百望山健身的場景，非常動人。傅靖生說：“藝術家的作品裡需要有陽光。高源身上體現出的就是藝術來源於生活。我的理念裡，由藝術到藝術是沒有希望的，要從生活中來。”
高源則說，和傅老師拍片每次都不一樣，每次都收穫極大。
攝影展是傅靖生促成的，他不斷給高源打氣，告訴他“你可以”。高源則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創造點兒東西，能爲百望山多做宣傳。”高源和傅老師精心挑選作品，又爲每幅作品起好標題。這又給傅靖生帶來了驚喜，因爲高源的標題人文氣息濃郁，特別貼切、點睛，有些可以使人哭，有些可以使人笑，“攝影在數碼時代必須進入深層的思考，爲什麼要拍？要表達什麼？而不是單純地表達美”。
高源這次攝影作品展，觀展近6萬人次左右。觀衆留言簿中有不少留言，其中一則這樣寫道：“這個攝影展真棒！高源對百望山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還有百望山的建設者、遊客的大愛，在攝影作品中都體現出來了。我喜愛百望山，喜愛這些攝影作品。”
本報記者/王勉供圖/高源（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