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神話裡痛苦地尖叫：由陳朗悼夫文想到許廣平的“悲不自勝”

這兩天朋友圈轉發很多的是。悼文的作者陳朗，耶魯宗教學博士。悼念的對象是丈夫徐曉宏，一個很有才華的社會學學者。

這篇悼文有溫情的懷念，也有鋒利的審視。我還是摘抄幾段便於直觀感受：

我想起小孩因爲新冠停學在家的時候，我在家裡疲憊不堪，他在網上揮斥方遒。國家、革命、現代性，和我又有什麼關係呢？他和他的朋友們聊女性主義的時候，我心中冷笑。

我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在她們傑出的伴侶最春風得意的時候，內心最痛苦地尖叫着。又有多少女人最終用“愛情”說服了自己，抵消了、忘卻了心中的尖叫，保持沉默。

他可能沒有好好想過，歷史上的多數學術大師們背後恐怕不是殷實的家底，就是甘心情願伺候他們、爲他們奉獻一生的女人們。可能在他心裡，他自己永遠是那個從浙江山村蹦躂到北大、又蹦躂到耶魯的孩子，以爲自己是自由的，以爲憑着一顆聰明的大腦、刻苦努力，還有善良，一切皆有可能。

曉宏在去世前不到一個月的時候，受洗禮成爲基督徒。在他做這個決定的時候，他多次提到guilt（罪咎），而且對我的guilt似乎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我不是很能理解，問他：如果這個問題是人和人之間的問題，爲什麼不通過人和人的方式解決呢？當然患癌這個事本身足以讓你皈依，但我們之間的事情與上帝有什麼關係呢？

在他去世前幾周，他破天荒地表達了對學術的厭倦，說剩下的時間，他要爲女兒寫點東西。但我們誰也沒有料到，“剩下的時間”比我們任何人估計得都要少。至今我沒有找到任何他留給女兒的文字或影音。

這些“控訴”丈夫的段落，引起了很多女性的共鳴與憤慨。於是這篇悼文有一個始料未及的效果：我們還沒來得及瞭解這位死於英年的學者和他的成就，便有一肚子純粹理性批判想祭給他領教。

這不是陳朗想要的效果。更不是這篇悼文想說的全部。如果歸納她的情感層，一層是相濡以沫的夫妻之愛，一層是父權結構對人性的壓迫與異化之恨。無分男女。

所以，她強調了作爲女性在父權社會下的犧牲與沉默，也點明瞭如丈夫一樣的父權下的女權主義者的尷尬與無能爲力。

但是我們沒有耐心體察這些矛盾的思辨的情緒。一個妻子悼念丈夫的文章裡沒有緩緩上升一方貞節牌坊，從《烈女傳》借鑑修辭，令人失望。如此一個醉心學術，以妻子的犧牲來下酒的自私丈夫形象，令人憤怒。

要麼對女人失望，要麼對男人憤怒。這就是我們所能感知的兩種情緒。

我們真正的底層情緒是掃興——

這樣一對海外高知夫婦，沒有從悼文中看到互相成就、愛你就像愛生命的愛情神話敘事，不是太掃興了嗎？

事實上，我們對愛情神話有多迷戀，對卸了妝的愛情真實就有多視而不見。

一個不難懂的道理是，真實的愛情生活裡，有陳朗所說的痛苦地尖叫，也有默默不語的微笑與歡喜。愛情不是一種比拼分貝的遊戲。

我們應該看到，能讓一個女人在紀念丈夫的文章裡自由表達她的愛與不滿，是對丈夫的信任，是一種夫妻間理解力和智力高度默契的體現 ——從文章中可以推想，在丈夫生前，他們這種直截了當的學術性對話，就是他們的日常交流語言。

如果非要從他們的婚姻中尋找愛情神話的影子，我羨慕的是一方端出尖銳而又不失理性的剖析，另一方並不覺得誤解纏身惱羞成怒，而是回以學術課題般的審視與思考，但又充滿生活情調，就像陳朗想象丈夫會有的回答：有道理哦， 你好像比我更社會學呢。

說真的，這種交流狀態，不令人羨慕嗎？

愛情神話的背面，不等於愛情的負面。神話是關於神的故事，關於愛情，我們還是需要說一點人話。

現在就來說點關於魯迅和許廣平愛情故事的人話。

我之所以由次想到魯迅與許廣平，一方面是我最近正在給一套魯迅課程撰稿，剛寫過他們的愛情故事。

一方面是由於課程通俗性的要求，以及學術界的一貫宣揚，甚至魯迅自己的包裝，他們的愛情故事內在要求當做愛情神話敘述。

我於是把這段無數人寫過的愛情神話再寫一遍，交差。交完差，卻仍耿耿於懷。我對看到的一些材料，一些材料的處理方式，越想越感到一種粉飾和矯飾。

或者這麼說吧，我接受魯迅和許廣平真心相愛、大問題沒有的大前提，但爲了神話的完美效果，用這種大遮蔽那些帶有毛刺的小細節、許廣平不平的小聲音，我不能接受。

但這在魯迅傳記、魯迅和許廣平的專題研究、許廣平顧全大局的回憶魯迅文字中，多年來，一再被忽略，被高明地“處理”。總之，被神話。

在這裡，我真想用許廣平當年鼓勵魯迅大膽去愛的一句話去迴應：神未必這樣想。

如果將許廣平的一些“真聲音”加以整理，復原，我想這就像今天看到的陳朗的言辭給人的感受：她愛魯迅，但是她也想發出一聲兩聲痛苦地尖叫。

魯迅和許廣平相識相愛的過程，我不打算完整複述一次。隨便一本魯迅傳記，都能很快找到這一章，快速瞭解經過。

我主要從他們的故事線中，抖落一些值得重新審視的材料，略加分析。

大體上來說，他們的故事可以分爲三段時期。

第一段是北京時期。許廣平是北京女師大的學生，魯迅是這所學校的兼課老師。一週過去上一次中國小說史課。許廣平在聽了魯迅將近兩年課後，大膽給魯迅寫了一封信，從此發生來往。這是1925年的事情。

這階段他們從通信到奔現（非學校，到魯迅家），是一個正常的戀愛流程。但是從隔三差五拜訪，到住進魯迅家一段時間開始（女師大風潮，許是運動領袖，被學校先是開除，後是驅趕，魯迅收留），他們的戀愛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關係從曖昧到明朗，甚至有了肉體上的親密接觸（見許廣平獨幕劇《魔崇》）。

魯迅擔心許廣平的安全，把許廣平關在家裡，給他抄文稿，磨性子。沒想到稿子抄得又快又好。有一天是抄了一萬多字。

大概是這段經歷，讓魯迅感到許廣平作爲助手的得力。

在那個年代，從廣州老家抗婚逃出，到北京念大學，在學生運動中帶頭搞事，不用多打聽，就知道許廣平是那種充滿活力的個性十足的女學生。

在魯迅家中，她多次要出門做自己想做的事，遊行或請示。被魯迅以愛的名義要求哪裡也不許去，在家抄稿子。這當然是爲她好。但從此，許廣平也被磨平一隻棱角。

但後來我們知道，這隻棱角不是被磨平了，是深深藏了起來——

許廣平出色的社會活動能力，在魯迅剛去世的時候就體現了出來。或者說從她和魯迅生活在一起的那刻已經在籌劃：她保存魯迅的所有遺物，一根頭髮絲都不放過，爲籌建魯迅故居和魯迅博物館做準備；她第一時間牽頭編輯出版《魯迅全集》，向社會徵集有關魯迅的一草一木，搶救回一批珍貴資料。

如果沒有這種超前意識，其實現在我們不可能看到如此全面的魯迅。

我那天在豆瓣讀書《許廣平文集》條目下看到有人說風涼話，意思是要是沒有魯迅，誰會認識許廣平。

話可能說反了。這裡我就不展開說，在當時出全集是一種多有遠見的出版行爲，出全集的難度，以及出全集對一個作家的巨大保存意義了。

把有關魯迅的工作做到鞠躬盡瘁之後，許廣平在婦女工作和活動上，也很有成績。不過這就沒什麼人關注了。

第二段是廣州時期。在廣州的八九個月，魯迅和許廣平半公開同居到一起了。魯迅在中山大學當教務主任和教授，許是助教。廣州是許廣平的大本營，魯迅對她的依賴更深。在家裡寫作，當助手。出門上課，許就在家裡當保潔和保姆。對公衆做演講，許是現場翻譯。

廣州生活，倒也沒有太特別的，可以看作未來上海定居的預演。許廣平在這階段把自己塑造成魯迅的左膀右臂。

舉一個小例子，魯迅的公開演講，大部分是沒有底稿的。在廣州他有一場著名的演講，題目叫《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信息量爆炸的一個演講，看題目都得暈菜。這個許廣平也啃下來了，現場翻譯出去。私下整理好記錄稿，魯迅幾乎沒怎麼改就收進文集了。

如果沒有對魯迅足夠的愛，對他的工作全身心的投入，這種差事顯然是一種折磨。

我不想替許廣平女權上腦，但這裡有一種普遍的感受，人人都能體會：在別人的事業上瘋狂燃燒自我，沖天的火光之下，卻只能眼睜睜看着自我燒成一片灰燼。

所以，到了上海時期，過起事實上的婚姻生活後，許廣平也想有自己的事業。她對魯迅的好友許壽裳說了，許壽裳勸她當賢內助。

這讓我想到《殺妻簡史》裡寫過一個小故事：一個意大利少女被一個名作家誘騙，少女前來向作家好友、哲學家奇奧朗求助，奇奧朗是這麼安慰她的：自我犧牲和奉獻精神——這纔是藝術家的妻子應該具備的品德。

許廣平向魯迅提過好幾次，魯迅是這麼迴應的：你做事這些薪金，要辛苦一個月，看人家面孔，我兩篇文章就收來了。你還是在家裡不要出去，幫幫我，讓我寫文章吧。

許廣平還能說什麼？她和陳朗是一類女性，儘管自己有能力有事業心，但可以毫不猶豫爲了對方中斷自己的進擊之路。明知丈夫時日無多，陳朗卻對他說，自己可以脫產照顧他到最後。

從此許廣平不再提了，熄滅了事業心，當起全職家庭主婦和全職助手。可是她內心的痛苦，別人是很難理解的：男主外女主內，貌似分工明確，但她還是感到一種不安與道德焦慮。

這裡要說一下許廣平的婚戀觀。她自己是這麼說的：

我們以爲兩性生活，是除了當事人之外，沒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縛，而彼此間在情投意合，以同事一樣相待，相親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所以，假使彼此間某一方面不滿意，絕不需要爭吵，也用不着法律解決，我自己是準備着始終能自立謀生的，如果遇到沒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麼馬上各走各的路。

1924年的時候，魯迅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做過一個演講，《娜拉走後怎樣》，對臺下的女學生說了一個深刻的道理，你們不是要選擇走不走的問題，而是有沒有錢的問題。掌握經濟權，才能擁有走的自由。而這經濟權要靠自己爭取。

這臺下聽講的女學生裡，就有許廣平。

多年後，她沒忘記這個教誨。到了上海，她是家庭主婦，沒有了收入。即便如此，她還是把魯迅的收入和自己嚴格分開。她唯一的積蓄是廣州教書攢的300塊錢，她預備萬一不得不和魯迅分手後，用這筆錢生活一年半載，不靠任何人。

她的道德焦慮就在，花魯迅的錢，有罪惡感。她說，我不願意浪費一文錢，在他的辛苦勞役換來的僅有的生活費，我不應該無故分潤。

她在上海這座洋氣的城市生活，穿得是村婦一樣的粗布衣服，與化妝品絕緣；除了吃飯，沒有零用錢；不交際，不往來。在看電影成爲此時的魯迅唯一的娛樂後，她跟着去看看電影。此外再沒有別的嗜好。

她如此說道：他的工作是偉大的，然而我不過做了個家庭主婦，有時因此悲不自勝，責問自己讀了書不給社會服務。

這些話寫在1939年，魯迅去世後的第三年。這幾乎是一篇“自悼文”。

到了上海以後，魯迅的決心是，不再上這個 b班，全職寫作。他因此對許廣平這個助手有更高要求——開始教她學日文。一直頭昏腦脹學到生孩子爲止。

許廣平爲什麼要學日文呢？她自己在《魯迅回憶錄》裡，是這麼理解魯迅的用意的：

魯迅在有一次閒談中曾經這樣對我說，希望我精通一兩種外國文，以後，就可以看他所有的書，租個亭子間住着，無需去求助他人。今天想來，他這段話的意思也許是有鑑於當時社會的黑暗，怕我缺乏鬥爭經驗，易犯冒失猛進，所以用馬列主義思想武裝我，代我設想，要我一方面對當時污濁的社會保持清醒的頭腦和嚴正的立場；另一方面，多讀一些書籍，以便對新文化事業多做一些貢獻……在學習當時，我就未能體會其心情，沒有好好地學習日文。這是我向魯迅唯一不坦白的地方。

我們不禁要問，魯迅就坦白了嗎？

許廣平學日文最大的用處，還是當好秘書——魯迅最精通的外語就是日文，很多最新的學術著作和其他方面圖書，他都是通過看日文書獲得。包括搞翻譯也很多是從日文轉譯過來。這隻要看下魯迅去世後，對於他的藏書統計就知道了：日文書有995種1889冊。是他的藏書中種類最多版本最好的一種。

也就是說，魯迅的閱讀與寫作離不開日文。自然也就緊缺一個懂日文能幫他整理日文資料的助手。

最後再說一個小例子。

魯迅在上海的十年，是文壇地位最隆盛的時候。每天拜訪的各路名人或新秀後進一波接一波，談話不絕。假如有心，完全是可以出一本《魯迅家的客廳》之類。而執筆的最佳人選，當然是客廳的女主人許廣平。畢竟她每天都呆在家裡，沒人比她聽到的全和多。

沒這麼做，太可惜了。

但事實上，當我讀到她的《魯迅回憶錄》前言的時候，這樣一句話打破了我的幻想：

本書沒有大段的對魯迅說話的記錄，好在這些大段的話，都在魯迅著作或給朋友的通訊裡盡言無隱，在家庭生活中倒不是講整套話的時候了。自然，朋友們來，也有些材料，但我又盡力避免多提及自己，免於總是些家庭瑣碎，失卻主題意義。因爲每每朋友一來，我就張羅些家務：或添菜吃飯，或看顧小孩之類，往往聽到片言隻語，未必能全，時日一長，便多忘記了。

我想再沒有比這個細節更能說明她在家庭生活中的忙碌了。否則，以她後來對魯迅搶救性工作的眼光來看，她不是認識不到這個“傾聽”的重大價值。但是，她實在沒有這樣的條件，她很累。她說到了夜裡往往睜不開眼皮。

1941年12月8日，日軍打到上海。本來可以走的許廣平，爲了守護魯迅的遺物，不走。結果被日軍逮捕。日軍在審訊時問她，你和他（魯迅）結婚一定有什麼理想的吧！許廣平說，戀愛如果有什麼理想，那戀愛也許談不成功。日軍被她說笑了，說你的話倒很有趣。

笑臉過後就是毒手，許廣平經歷嚴刑拷問76天，沒有鬆口（她是魯迅遺孀，跟文化界有聯繫，日軍想從她口中撬出抗日文化人名單）。

到這裡，我對許廣平並不多的“真聲音”就復原差不多了。在動筆前，我又掃了一遍三卷本《許廣平文集》相關信息，注意到第三卷收錄了有名的《兩地書》和一些信件，許廣平要求《兩地書》按照原信出版。

沒錯，《魯迅全集》裡，或者說1933年最早面世的《兩地書》，是經過魯迅深度修訂的。當然，修訂的主要地方，是許廣平的信。很多研究《兩地書》的學者，總會在一封信的前後對比後，讚歎起魯迅的大師手筆，認爲改得好，改得妙。

許廣平的文筆，自然是和魯迅沒法比的。但她可能也沒想過這些信將來會出版。但按照許的性格，既然要出版給世人看，爲什麼不能把自己最真實的筆觸、最無僞的情感原原本本發表出來呢？

難道，藝術真的是巧言令色嗎？

在1933年共同商議出版《兩地書》的時候，也許許廣平是同意魯迅的修訂的。就像她一直做的那樣。

人生一世，一冊文集。正統的《兩地書》已經行銷，廣泛研究，這是魯迅想要傳達的聲音。最後的許廣平，希望把自己最初的聲音保留在自己的文集中，無人問津不要緊，自己聽。

今天寫上這樣一篇，我的用意，並不在責備魯迅。倒不是因爲我熱愛魯迅，不願講他壞話，而是如前文所說，愛情神話的背面，並不等於負面。

我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要讓許廣平在愛情神話裡痛苦地尖叫，讓人聽到。但這並非是對魯迅或他們兩人關係的推翻。我們應該有足夠的智力去理解愛情生活的複雜性，並擁有追問造成這種“悲不自勝”的膽氣。

許廣平說了和陳朗很相似的一個觀點：

這個責任似乎不能專責備女性，這是社會構成的病態現象，是社會組織落後的國家必然的現象，解決它，不全是女性本身，在男性，在社會問題上，我以爲都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