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歲湯釗猷院士在復旦大學分享：如何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癌症防控之路
摘要：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是中國特色的源泉，大家不妨學一點中華傳統哲學，最重要的是學習辯證思維。
不久前，中國工程院院士、復旦大學肝癌研究所名譽所長、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終身榮譽教授湯釗猷的“我一生做成兩件半事”人生分享會暨新書發佈會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舉行。93歲的湯釗猷院士現場分享了自己從醫70年走過的人生之路。
『我一生做成兩件半事』
我今年93歲了，就講一點陳年往事吧。
我這一生，一共做成了兩件半事情。這兩件半事情並不是我個人完成的，是我與我的團隊共同完成的；不僅是我的團隊，還有國內很多搞基礎研究的科研人員也作出了貢獻。沒有大家的共同努力，我的這兩件半事情都做不成。
我是一名腫瘤外科醫生。我認爲，作爲臨牀醫生，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提高診療效果。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實現肝癌的早診早治，大幅度提高了療效。我們因此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而且還獲得了美國癌症研究所頒發的“早治早愈”金牌。
第二件事是使不能切除的肝癌有了治療方案。過去，那些不能切除肝癌的病人只能活半年左右，生存率極低。我們通過綜合治療使大腫瘤縮小，縮小以後再進行手術切除，從而使那些不能切除肝癌的病人的5年生存率從0上升到20%左右。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療效，也獲得了國家科技獎。
第三件事只能算半件。我在臨牀上發現，無論是大肝癌還是小肝癌，開刀後常常會出現腫瘤的復發或者轉移，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就很難進一步提高療效。所以，近20年我們把研究方向集中在肝癌的復發和轉移上。我們建立了一個高轉移人肝癌模型系統，這在世界上是第一個，我們因此也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但是，我們除了發現干擾素有一定的預防轉移的作用外，並沒有大幅度提高療效，所以我想這隻能算半件事。
『提高療效纔是硬道理』
我今天主要講一講肝癌的早診早治以及之所以能在早診早治上獲得突破的經驗體會。
20世紀60年代，肝癌的治療形勢非常嚴峻。當時的教科書上寫着：肝癌是一種急轉直下的絕症。那時候的肝癌病房只能用6個字來形容——“走進來，擡出去”。短則幾天、幾個星期，長則幾個月，病人幾乎都會被擡進太平間。記得那是在“文革”期間，有一天晚上，5分鐘之內接連死了兩位病人，這是我終生難忘的記憶。
我們那時給肝癌晚期病人動手術，一般要開刀八九個小時，開這麼大的刀意味着可能有很多併發症，病人出血過多，經常需要輸血5000CC，術後還會陷入昏迷。所以，白天開刀、晚上搶救成爲一種常態。當時，肝癌病人的5年生存率僅爲3%，也就是100個肝癌病人5年以後只能存活3個。
但是，就是在那樣艱苦的歲月裡，我們通過十多年的努力奮戰，終於實現了肝癌的早診早治。
我原來是搞血管外科的，20世紀60年代末因爲國家需要改行進入肝癌的臨牀救治領域。我們當時發現，有很多肝癌病人來自江蘇啓東縣，於是我們就到啓東縣去搞調查。結果發現，總共約100萬人口的啓東縣每年有500人左右死於肝癌。後來，上海組織了肝癌醫療科研隊，我作爲隊長在啓東縣工作了一年。
我先來介紹一下，肝癌早診早治的關鍵在於甲胎蛋白。1964年，國外有一個發現，肝癌病人的甲胎蛋白偏高。很快就有學者到非洲去研究甲胎蛋白是否有診斷早期肝癌的價值，但他們最後的結論是沒有價值。
在啓東縣曾用甲胎蛋白普查了100多萬人，最早的結果發現，甲胎蛋白呈陽性的人雖然沒有肝癌臨牀症狀，但一年以後，這些甲胎蛋白陽性人羣中有80%的人死於肝癌。因此，甲胎蛋白很可能是早期肝癌的標誌物。
那麼怎麼驗證呢？唯有開刀。我們成功說服了一名甲胎蛋白陽性但腹部尚未摸到腫塊的男子開刀，果然發現了肝癌，所幸腫塊尚如一顆棗子大小，可以早期切除，我們把它叫作“小肝癌”。
剛剛我講到，當時肝癌病人的5年生存率是3%。在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的住院病人中，肝癌病人的5年生存率只有2.8%。但是，1998年至2009年，我們醫院的住院病人中，肝癌病人的5年生存率達到了44%。爲什麼療效會提高這麼多？因爲通過早診早治，越來越多的小肝癌病人被及時發現並得到治療，說明小肝癌的診斷和治療是提高肝癌病人生存率的重要途徑。
前幾年我們統計了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生存超過20年的肝癌病人，結果一共有88個。要知道，根據一位美國學者的統計，全世界從1905年到1970年的65年間，生存超過5年的肝癌病人也只有45個。所以，一家醫院裡有這麼多生存超過20年的病人是非常罕見的。在這些病人中，有近60%是手術切除的小肝癌病人。
因爲肝癌早診早治的突破，我得到了很多榮譽。1987年，我作爲有突出貢獻的全國科技工作者的代表，受到了國家領導人的接見。我記得當時鄧小平同志對我們說：“人民感謝你們！國家感謝你們！黨感謝你們！”這三句話一直成爲我繼續努力、繼續奮鬥的動力。
所以我認爲，作爲臨牀醫生，提高療效纔是硬道理。現在有的醫生搞科研，追求寫很多論文，SCI至上。但我覺得，臨牀醫生搞科研，如果病人沒有受益，研究成果轉化不了的話，還是等於零。
『無論如何要擠進去發言』
1978年，我有幸作爲中國代表團的一員出席了在阿根廷舉行的第12屆國際癌症大會，當時的團長是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院長吳桓興教授。那時候，我們每個人的機票、食宿等，國家要花1萬元人民幣，是一筆很大的開銷。我先從上海飛到北京，再和代表團一起飛到巴黎，中間經停卡拉奇，最後到達阿根廷，一共飛了34個小時。
我一到大會現場，馬上查看會議議程。沒想到，我的論文發言被安排在5天會議的最後一天下午，因爲那天要舉行閉幕式，所以我的發言時間只有3分鐘。好不容易第一次參加國際癌症大會，卻只有3分鐘發言時間，我感到很沮喪。
國際癌症大會設有一些專題會。在肝癌專題會上，上臺發言的是6位國際知名的肝癌領域專家。我聽了他們的報告後，覺得沒有太多對肝癌治療有用的東西，還不如我準備的7張幻燈片。於是我大着膽子上前跟會議主席說：我能不能上臺簡單地討論一下？他看了我一眼，問我是不是日本人，我說我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他答應了我的請求，也同意我放幾張幻燈片。就這樣，我一共放了7張幻燈片，講了7分鐘。
等我講完後，會議主席說：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問中國代表，他們有經驗。沒想到剛剛在臺上發言的6位大專家都來到我面前，說：湯醫生您講得很好，我們請你吃中餐。我一下子很緊張，吃中餐應該由我請客，但我口袋裡只有20美元。好在團長給了我100美元救急，我給他們每人點了一碗餛飩湯，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在專題會上擠進去發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後來，會議主席說你們的工作做得很好，發言時間可以從3分鐘延長到6分鐘。我在論文發言中既講數據，也擺事實，講述了我們肝癌早診早治的實踐過程。比如，我們的普查爲什麼能夠發現早期肝癌病人？因爲我們不僅用甲胎蛋白低敏感的方法普查，還使用了高敏感的方法；我們不僅查一次甲胎蛋白，還查多次。第一次普查出來的人羣往往都是晚期病人，第二次、第三次查出來的纔是早期病人。還比如，教科書認爲肝癌手術切除需要半肝切除，當年肝癌手術的死亡率很高，達到20%。小肝癌因爲腫瘤並不大，我們就想既切除肝癌又保留有功能的肝臟。這種局部切除的方法，極大降低了風險，使死亡率從20%降到了2%、1%。經過隨訪發現，小肝癌病人經過手術切除後，5年生存率可以超過60%，而不經過手術治療的小肝癌病人5年生存率幾乎爲零。這是過去的教科書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所以我們的報告引起了大家的重視。
通過這次發言，我覺得在重要的國際學術講臺上，我們一定要敢於爭取，敢於發言，敢於表達自己。當然，我們也可以通過寫論文、寫專著來進行表達，但一定要不卑不亢，要實事求是，讓世界瞭解我們的研究成果。
『大幅提升國際話語權』
正是因爲我們在臨牀上的創新，提高了療效，使我們國家在肝癌治療領域的國際話語權得到了大幅提升。
1985年，我主編了一本英文書《亞臨牀肝癌》。所謂亞臨牀肝癌，就是指沒有症狀的肝癌。這是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亞臨牀肝癌的概念。這本書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比如，肝癌的病程不是過去所講的3—6個月，至少是2年。此外，小肝癌的惡性程度比大的肝癌要低得多，我們認爲肝癌也是部分可治的，不是絕症。我請現代肝病學的奠基人、國際肝病協會首任主席漢斯·波珀爲這本書寫前言，他一口答應了。在前言中，他對這本書給予了很高評價，認爲亞臨牀肝癌的概念是人類認識和治療肝癌的重大進展。
1979年，美國癌症研究所爲我們頒發了“早治早愈”金牌，上面特意寫了中文。獲獎後，我曾到美國斯隆·凱特琳癌症研究所參觀，那裡一共有98個實驗室。後來我問研究所主任：你們有這麼多的實驗室，做了這麼多的工作，發表了這麼多的論文，爲什麼沒有獲得金牌？他回答說，因爲你們治好了病人。
國際癌症大會是每4年召開一次的世界學術交流盛會。在1978年第12屆國際癌症大會的肝癌會議上，我是擠進去發言的。到了1986年第14屆國際癌症大會，主辦方請我去發言，但由於只提供食宿不提供機票，所以我沒有去參加，只提交了一個書面發言。
1990年第15屆國際癌症大會的肝癌會議請我去做報告，還請我出任共同主席。我們兩位共同主席一起商量請國際上哪些專家來做報告，我感到我們漸漸有了國際話語權。第16屆國際癌症大會的肝癌會議，我成了主席，可以決定由誰來做共同主席、請哪些專家來做報告，由此奠定了我國在肝癌研究領域的國際地位。在1998年的第17屆國際癌症大會上，我仍然是肝癌會議3位主要的演講人之一。
因爲小肝癌研究的突破，共有15本國際癌症領域的專著邀請我參加編寫，其中有國際肝癌聯盟主編的專著，有美國、日本、德國、智利等國的專著。最重要的是美國專家漢斯·波珀主編的《肝病進展》，該書包括了全世界最重要的肝病方面的研究進展，我主要負責撰寫近年來肝癌研究理念的更新。這是中國人第一次在這本專著裡寫文章。
1990年，我代表中國當選國際抗癌聯盟的理事，之前這個理事職位空缺了8年。2005年，我當選了美國外科協會的名譽會員。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外科協會，有125年曆史。我問他們一共有多少名譽會員，他們說一共有67個，其中大多是美國人。過了兩年，我又當選日本外科學會的名譽會員。
國際上對我們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美國肝移植先驅托馬斯·史達策曾經給我們發來一封賀信，其中寫道：“我一直非常想知道在40年間您是如何在癌症研究中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您的工作在流逝的時光中刻下印記，並將永遠爲人們所銘記。”法國肝移植鼻祖亨利·卑斯麥也曾致信我說：“您是首位證明肝癌切除後的病人能長期生存的學者。在1991年的上海國際肝癌大會上，生存10年以上的病人一起大合唱，那是最感人的時刻。”
『我們取得成功的四點體會』
我認爲，要想在國際上佔有一席之地，你就要有人家沒有的東西。最後我講講我們取得成功的四點體會。
第一是從需求出發。周恩來總理曾經說，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常見病，我國醫學要戰勝它。當年，我國肝癌病人的死亡率在癌症病人死亡率中位列第三。作爲臨牀醫生，我們不能在醫院裡等晚期病人來開刀，而應該主動出擊去找早期病人來治療。所以，治療癌症、提高療效，這不僅是國家的需求、病人的需求，也是醫生的需求。
第二是質疑先導。如果我們不改變過去的傳統觀念，不提出質疑，就不會有肝癌早診早治的成果。當時肝癌被認爲是“急轉直下的絕症”，等到肝癌的症狀都出現了，病人已經是晚期了。此外，如果我們不質疑當時所謂的經典的肝癌切除手術，不採取局部切除的新方法，病人的死亡率仍居高不下。
當時國際上普遍認爲，一旦開刀後病人出現復發或轉移，就不能再開刀了。而我們認爲，既然甲胎蛋白能發現無症狀的肝癌病人，也就能發現無症狀的復發或轉移病人，對無症狀的復發或轉移病人進行再次開刀治療，可能會提高療效。實踐證明，我們的想法是正確的。我覺得，質疑是科學精神的重要內涵，質疑是推動創新的重要元素，質疑是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關鍵。
第三是精細實踐。這個太重要了。國外爲什麼沒有發現甲胎蛋白具有早期診斷的價值？就是因爲實踐不夠精細。我們不斷用低敏感、高敏感的方法來普查，還與肝功能的轉氨酶指標聯合分析。那時候沒有CT，沒有超聲、MRI，開刀完全靠用手去摸，去找小肝癌。我曾經寫過一本書叫作《醫學“軟件”》，其中提到醫生在工作中要抓大事、親自做、重細節。細節決定成敗，重細節是很重要的，而且一定要持之以恆，有始有終，這是成功的關鍵要素。
第四是中國特色。我們曾經爲國際抗癌聯盟主編的連續三版《臨牀腫瘤學手冊》編寫有關肝癌章節的內容，也就是說，在十多年時間裡，國際上的肝癌診療規範是由我們國家起草的。我有一次問國際抗癌聯盟的秘書長：你們爲什麼讓我們來編寫肝癌診療規範？他說，因爲你們的方法既提高療效又便於推廣。我想，他正是點出了我們的中國特色——第一是提高療效，第二是便於推廣。現在很多精準的靶向治療非常昂貴，不適合大面積推廣，而我們的診療辦法一直到50年後的今天還在使用。
我認爲，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是中國特色的源泉。大家不妨學一點中華傳統哲學，最重要的是學習辯證思維，從整體上來看問題，一分爲二來看問題，在動態中看問題，同時兼顧局部與整體，不要忽視偶然現象，因爲必然常寓於偶然之中。
人的一生不在於做了幾件事，而在於做成幾件事。要創建中國特色的醫學，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癌症防控之路，可能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我衷心祝願大家在紛繁複雜的世界中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爲發展有中國特色的醫學事業作出貢獻。
『問與答』
醫生有三種層次
問：我是醫學院臨牀醫學專業2019級八年制的學生，來自廣東。我想請教您一個問題：對當代青年醫生來說，醫院需要科研考覈，醫生同時又要搞好臨牀醫學，您認爲兩者之間應該如何平衡？
湯釗猷：科研也是爲臨牀服務，醫生再怎麼忙，也可以擠出時間搞科研。我認爲，醫生有三種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用學到的知識爲病人服務，這一點醫學生通過努力學習都可以做到。第二個層次是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來提高臨牀療效，這個就需要醫生進行醫學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具有戰略思維，能夠創造出有中國特色的醫學治療新方法，可以貢獻於世界。
我想，醫生臨牀工作再忙，也一定要擠出時間來，但更重要的是，你的研究課題一定要從臨牀角度來找問題，而不是從文獻、從SCI論文相關指標的角度來搞研究。只有這樣你纔會找到研究的需求和動力。
嚴謹進取，放眼世界
問：我是上海醫學院臨牀醫學的本科生。我特別想請問您，要想將來成爲一名醫學大家，我們年輕的醫學生進入工作崗位後應該從哪裡做起？
湯釗猷：首先在就業的選擇上，我想還是應該根據國家的需求，什麼是國家最需要我們做的，我們就選擇什麼崗位。這並不取決於你學位的高低，而在於你一定要有真才實學。
我曾經有這樣一個座右銘：嚴謹進取，放眼世界。嚴謹是基礎，進取是要有不斷創新的目標。只有嚴謹沒有進取的話，就沒有進步；有進取的思想，沒有嚴謹的基礎也做不成。同時，你還要放眼世界，看到全世界大的趨勢、大的方向。最近幾年我的體會是，我們既要洋爲中用，還需要有中國思維。中國思維是不同於西方的思維，現在腫瘤臨牀上靶向治療是一個非常時髦的東西，靶向治療是一種精準治療，但是從中國哲學思維的角度來看，精準與模糊是相對的，不能單單重視精準治療，而忽略其他方面。
所以，作爲一名醫學生，我想最重要的是打好紮實的基礎，學好本領，做好準備。早年中國工程院、中國科學院的兩院院士中，有很多人出自上海醫科大學，這些院士基本功都特別紮實，然後再在各個專業領域有突出的成就。如果你有紮實的基礎，有創新的思維，我想未來你也可以取得成功。
質疑是超越的前提
問：我是一名醫學院的新生，我注意到您的報告中有一個關鍵詞是質疑，我想請問怎樣對學術問題提出質疑呢？
湯釗猷：我曾經做過一個報告，講到質疑是超越的前提。如果一個醫生對現在所有的診療規範都不質疑，那麼我們就不可能有提高。如何質疑呢？就是要對現有的診療規範“挑毛病”，你覺得哪個規範有問題，你就要想出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這樣醫療水平纔會不斷提高。我認爲，科學要向前發展，就要不斷否定過去的東西，這樣才能創造出新的東西，像牛頓、愛因斯坦、霍金都是這樣。所以說，質疑是超越的前提，不質疑就不可能超越。
科普不僅僅是傳播知識
問：現在網絡上關於醫療的虛假信息很多，我們應該怎樣向廣大老百姓傳播科學的信息呢？
湯釗猷：近些年，我倒是寫了不少醫學科普的書。我覺得醫學科普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傳播醫學知識，比如有新的治療方法、新的藥物出現了，需要告訴老百姓。另一個方面是傳播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這個我覺得也很重要。
我在80歲以後寫了6本書，其中3本是“控癌三部曲”（《消滅與改造並舉——院士抗癌新視點》《中國式抗癌——〈孫子兵法〉中的智慧》《控癌戰，而非抗癌戰——〈論持久戰〉與癌症防控方略》）。我覺得控癌不僅要注重消滅，還要重視改造，既要消滅腫瘤，又要改造機體，強身祛病，兩者結合起來纔是完整的、有效的控癌策略。
比如，中國古代經典《孫子兵法》中的智慧就對我們的醫學非常有啓發。下象棋的時候，敵我雙方兵力相當，爲什麼你贏了、我輸了？因爲你的棋藝比我高。棋藝就是一種戰勝對手的方法。我認爲，與腫瘤進行鬥爭是控癌戰而非抗癌戰，這是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帶給我的啓發。我發現，爲什麼癌症老是治不好，因爲癌症病人處於敵強我弱的環境中，癌症的力量比機體的力量更強大，你要想打敗它，只有打持久戰。而且，癌症是一個移動的靶，不斷變動，所以不能只靠精準治療，還要靠綜合治療，靠改造機體。我覺得，目前對於癌症的治療大多數是專注局部而忽視整體，專注精準而忽視模糊，專注消滅腫瘤而忽視改造機體。如果兩者兼顧，說不定我們會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新的健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