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終特輯 | 閱讀即自由

朱學東/文

“愛這個世界,相信改變的可能,並且永不言棄。”

——安·黑貝萊因,《阿倫特:愛與惡》

2023年,我個人的閱讀生活,依然循着自己的生活節奏以及個人偏好,每天有時間就翻翻書,無非順應天意己心。畢竟,人到了我這個年紀,習慣了懶散,沒有了創新求異的衝動,也不需要看人臉色,並且讀書本就是私人生活的一部分。

我個人的閱讀偏好,仍在政治、歷史、思想史及人文社科圖書方面,當然,偶爾會夾雜些小說,屬於嚴重偏科的閱讀者。這種個人偏好的養成,實際上與我個人的生活經歷、與個人的社會關懷(本質上也是一種私人關懷)密切相關,也即如何迴應當下性和歷史性的問題。

當下性,是我過去在媒體業服務時提出的一個概念。當下性而非新聞性,是活的中國的現實困境,它意味着問題的延續性和難解決的特質,以及死灰復燃的可能性。歷史性,就是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問題,所謂新聞,也是一種歷史“舊聞”,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類似的發生邏輯和框架,無非就是換了主演。無論活生生的悲劇、喜劇,還是鬧劇,在我看來都是歷史性的。

無論當下性還是歷史性,落到我個人身上,還是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格奧爾格·齊美爾所說的:“現代生活最深層的問題,源於個人在面對勢不可擋的社會力量時要求保持其存在的自主性和個性。”

如何保持?

“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着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只是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給他們以幫助,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着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的這段經典敘說,在我看來不只是指向那些“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的人。我的閱讀生活,其實也是類似的邏輯,不過我沒有能力強迫別人陪着演戲,只是用他者的命運故事和提供的智識幫助,應對自己的關切,平復自己的心情,保持自己的自主性和個性。

就像2023年我讀到的第一本書《與瓦爾澤一起散步》。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文學透着尖刻和惡毒的特質,仇恨成了驅動力。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受到卡夫卡、黑塞和本雅明推崇的德語文學奠基人羅伯特·瓦爾澤,1929年躲進了精神病院,此後餘生,不問世事。1933年,瓦爾澤封筆,轉而練習另一項最喜歡的活動:徒步旅行。他熬過了戰爭歲月,退守到精神病院,封筆、散步,與沈從文封筆轉而研究服裝類似,其實都是他們面對紛繁變幻的世界,選擇保留自己心願的努力。我選擇轉向讀書、漫步、記錄自己的生活時,頂多知道沈從文的故事,但我讀到瓦爾澤的故事時,覺得這不僅僅是巧合,也是人性吧,就像陶淵明寫《桃花源記》。

《與瓦爾澤一起散步》[瑞士] 卡爾·澤利希|著姜勇君|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10月

個人退避三舍般的選擇只是其中一個方面,但是關懷社會,必須避免因爲自負、以及所謂“善意”釀成的惡。2023年閱讀的馬克·里拉的《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擱淺的心靈》以及中國學者林國華的《靈知沉淪年代的編年史》,雖然晦澀且充滿宗教文化的隔閡,仍然給了我許多啓發和智性的訓練。

丹尼爾·布爾斯廷的《幻象》雖然寫於1962年,今天我們大衆傳播中許多新概念卻源自布爾斯廷的發現。布爾斯廷當年提供的解決方案,雖然並不會被大衆普遍接受,但對我的餘生,卻可能依然有效:

“控制自己的期待;保持懷疑;認清確實存在一個外部世界,以我們當下的和未來的能力,還無法把它變成形象,無法想象;盡力觸及我們形象以外的世界,儘量讓信息觸及自己;這些信息來自過去、上帝,我們痛恨或自以爲痛恨的世界;讓陌生的異己的外部的觀念通行無阻……”

這樣的閱讀偏好,很可能會左右我餘生的閱讀。除非我不再關心世事,或者我關切的問題消失了(這幾無可能)。我曾經爲老年生活儲備了一批書,如今已經蒙塵,我很慚愧,不知道餘生還有沒有機會再拂去塵埃,打開它們。

“陷入每天的社交活動

和宴會的蠢行裡,

以致最後變得像個沉悶的食客。”

——卡瓦菲斯,《盡你所能》

得益於不再參與各種好書評選,終於可以不爲評選而讀書,將更多閱讀時間放到了應對自己關切的問題上。不過,一如卡瓦菲斯所批評的,截至到寫這篇文章時,我2023年讀書73本,比去年同期少了十本,到年底差距可能更大。

在2023年我讀過的圖書中,引進圖書的相當一部分與個人命運的記錄和省思有關。《客鄉》是從土地和主人的更迭來觀照鉅變時代,或者相反;《與瓦爾澤一起散步》,則是充滿無力感的個人最後的抵抗;蘇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隱喻》《關於他人的痛苦》,正適合疫情時代閱讀;而《桑塔格:人生與作品》,則是她個人精彩繁複的人生故事,同樣也是一種勵志傳奇;《阿倫特:愛與惡》,不只是阿倫特的精彩人生小史,也是她的情感生活和精神生活小史,雖然簡約,但內容豐富好看;《王賡武回憶錄》以看似平淡的語言講述了華人歷史學家王賡武的人生故事,他的父輩,即使爲生活所迫遠走南洋謀生,依然保持着儒家精英對朝廷國家的忠誠,而王賡武則更像現代的自由主義世界公民,儘管他的學術研究離不開政治,但他在現實生活中最終遠離了政治,服膺於學術,“我拒絕效力”,振聾發聵。

麼書儀的《尋常百姓家》,也是一本特別值得推薦的書。麼書儀的父母,是大時代中國社會的普通人,他們的故事,很少會有人關注。麼書儀認真記錄、追述了自己父母的一生,以家庭日常生活歷史的細節,講述了尋常百姓在中國特有的時代洪流裡的掙扎和悲歡,以及他們對常識、常理、常情相守相望的堅守,這不僅是寫給父母,寫給自己和後輩的書,某種意義上,也是爲沉默的大多數——至少是其中一類人——發聲,感人至深。另一類關於沉默的個人的命運故事,則是《鹽鎮》所記錄的那些社會底層的女性命運。一如羅新在《漫長的餘生:一個北魏宮女和她的時代》中引述的胡鴻的觀點:“我們關注遙遠時代的普通人,因爲他們是真實歷史的一部分,沒有他們,歷史就是不完整、不真切的。我們還應該看到,對普通人的遮蔽或無視,是傳統歷史學系統性缺陷的一部分,是古代社會強烈而僵硬的不平等體制決定的。”當然,不只古代社會是這樣。唯有審視個人的命運,才能明瞭歷史和現實,這也是我最近這些年尤其關注個人命運的圖書的原因。

《尋常百姓家》麼書儀|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9月

關於中國歷史的敘說,無論是引進的《縱樂的困惑》《中華帝國晚期的性、法律與社會》《洛陽大火》,還是本土的《明代婦女生活》《如朕親臨:帝王肖像崇拜與宋代政治生活》《人海之間:海洋亞洲中的中國與世界》,都給我理解中國歷史提供了不同的視角。另外,諸如包剛升的《抵達:一部政治演化史》和《儒法道:早期中國的政治想象》,馬勇的《極簡中國史》、杜駿飛的《常識課》、周濂的《正義的可能》等作品,無論是從學術研究的角度,還是從日常生活的思考角度,都是一種常識常理的梳理和言說,在今天這個常識節節敗退的時代,尤其是在學術上的堅持,已是空谷跫音,難能可貴的體面。

當然,2023年所讀的書,也難免有失望之書。就在2023年12月,我的一位長兄批評我對經濟學著作閱讀的欠缺:“問題的解決,最終還要從經濟上來理解。”謝謝提醒。

每一本好書,不只是我的桃花源,更讓我保有信心,看到希望。

“弗裡茨告訴我,之所以他關在亞利桑那州的戰俘營近三年能活下來,是因爲他被允許看書:他用這些年把英美經典作品讀了一遍又一遍。而我告訴他,我在亞利桑納州上學,等着自己長大,等着逃進一個更大的現實中,這期間讓我得以續命的,就是看書,看翻譯的書和用英文寫的書。

有機會接觸文學,世界文學,就是逃離民族虛榮心的牢籠庸俗的牢籠、強制性地方主義的牢籠、愚蠢的學校教育的牢籠、不完美的命運與厄運的牢籠。文學是進入更廣闊的生活的通行證,即自由地帶。

那時,文學即自由。尤其在一個閱讀的價值和精神的價值都受到極大挑戰的時代,文學就是自由。”

2003年10月在“德國書業和平獎”上的受獎演說中,蘇珊·桑塔格借用自己作品德文版編輯弗裡茨·阿諾爾德的故事,以及自己高中時受託馬斯·曼影響的故事,談到了文學和閱讀的意義,提出了“文學即自由”概念。

我覺得不只是文學,“閱讀即自由”也是同樣成立的。也許文學和閱讀不一定能彌補生活的困頓、殘缺和失望,但是,閱讀不僅能讓人直面日常生活的困擾,甚至即使身陷囹圄中也能逃出各種精神的牢籠,贏得精神的自治和自由,成就自我。“終其一生,她都在一本接一本書中發問:痛苦怎麼才能被描繪,又怎麼才能被忍受。書籍,及其展現出的一個更美好世界的願景,把她從不幸的童年中拯救出來。每當她面對悲傷或感到沮喪時,她的本能反應就是躲進一本書裡,去看一場電影或聽一場歌劇。藝術也許無法彌補人生的失望,卻是一種不可或缺的權宜之計。”

本傑明·莫澤在《桑塔格傳》引言中寫的這段話,其內在的邏輯,跟去國離鄉的張辛欣說的“閱讀是我們抵抗恐懼的姿勢”,何其相似。

《桑塔格傳》[美國]本傑明·莫澤|著姚君偉|譯譯林出版社2022年10月

2023年4月12日下午4點22分,在成都前往邛崍的動車上,我剛打開書,邊上一位從未謀面的中年人認出了我,跟我提到了大勢下選擇的痛苦,我借用康德的表達迴應他的問題,同時也是自我寬慰——那就是思考能力、自決能力、不參與能力。不參與能力取決於思考和自決能力,思考和自決能力,相當一部分來自於我們的閱讀。

閱讀即自由,也是我個人的切身之感。